但是，丹，使生活有意义的正是感质！
——威尔弗里德·塞拉斯
（Wilfrid Sellars，
说这话时他正在品尝一瓶精品香贝坦红葡萄酒，
1971年于辛辛那提）
如果在我喝精品葡萄酒时我想要的只是关于它的化学性质的信息，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去看标签呢？
——西德尼·休梅克
（Sydney Shoemaker，1988年于塔夫茨讨论会）
有些颜色生来就是令人喜爱的对象，一些气味和味道也是如此。而其他颜色、气味和味道生来就是令人讨厌的对象。更谨慎的说法是，我们（和其他能够探测它们的生物）喜欢和讨厌颜色、气味、味道以及其他第二性的质，这绝非偶然。正如我们继承了我们视觉系统中的、经过演化的垂直对称探测器，它们可以向我们（就像对我们的先祖一样）警告某种在生态上重要的事实——另一个生物在看着我们，同样，我们也继承了一些经过演化的性质探测器，它们不是利益中立的报告者，而是警告者、引诱者，是消防车意义上的警报器、荷马史诗意义上的女妖。
正如我们在第7章中所见，在演化上，这些天生的警报器随后被吸收到许多更为复杂的组织中，而这些组织是由数以百万计的联结体构成的，在人类那里则是由成千上万的弥母塑造成的。以这样一种方式，性与食物“来了就要”的原始引力，以及避开痛苦、逃离恐惧以求“活命”的原始反感，混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刺激的组合。当一个有机体发现它值得关注某个特征时——即使它对这样做有一种内建的反感，它也必须建构某个势均力敌的联盟，来阻止反感取得胜利。由此形成的半稳定的张力，接着就变成一种习得的品位，在某些条件下成为被寻求的对象。当一个有机体发现，如果它要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就必须克服某些持续的引诱产生的效果时，它可以培养一种口味，喜欢它所发现的、往往能产生它所想要的和平与宁静的任何活动序列。以这样一种方式，我们也许就能慢慢喜欢超辣无比的辛辣食物（Rozin, 1982）、“聒噪”怡人的音乐、安德鲁·韦思（Andrew Wyeth）平静而冷酷的写实主义与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躁动而热烈的表现主义。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67）曾经宣称，媒介即信息，这是半条真理，它在神经系统中也许要比在任何其他交流论坛上更符合事实。当我们品一口味道醇美的葡萄酒时，我们所想要的其实不是关于它的化学内容方面的信息，而是以一种我们喜欢的方式得知它的化学内容。而我们的偏好最终建基在一些偏向之上，这些偏向现在仍然连线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虽然它们的生态意义也许早在千万年前就已经消逝。
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自己的技术掩盖了。正如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所指出的：
当我环顾我工作的房间时，各种人造颜色从各个表面向我扑来：书、坐垫、地毯、咖啡杯、订书钉盒，它们是亮蓝色、红色、黄色和绿色的。这里的颜色跟任何热带森林里的颜色一样多。然而，森林里几乎每种颜色都是有意义的，而我的书房里几乎没有一种颜色是有意义的。颜色的无政府状态已占优势。（Humphrey, 1983, p. 149）
例如，考虑这个奇怪的事实：猴子不喜欢红光。猕猴一有机会，就表现出对光谱的蓝绿谱段的强烈偏好，而且，当它们不得不在红色环境中待上一段时间，它们就会变得焦躁不安（Humphrey, 1972, 1973, 1983; Humphrey and Keeble, 1978）。为什么会这样？汉弗莱指出，红色一向用来表达警戒，它是终极的色码颜色，但由于这个原因有双重含义——红色的水果也许很好吃，但红色的蛇或昆虫很可能就表示它有毒——因此“红色”传达的信息有好有坏。但是，为什么它首先传达的是一种“警戒”信息？也许是因为，在植物的绿和海洋的蓝这种无处不在的背景下，红色是可以看到的最强烈的对比色，或者，对猴子而言，这是因为，红色的光线（红色——橙红色——橙色光线）是黄昏和黎明时的光线，那个时候正是以猴子为猎物的捕食者猎食的时间。
关于红色的这种情感性质或情绪性质，不只局限于猕猴。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有这些反应，包括人类在内。如果你工厂里的工人在休息室里消磨太久，把休息室的墙壁刷成红色就能解决问题，但这也会产生其他问题（见汉弗莱新作）。这种“本能的”反应当然不只局限于颜色。大多数圈养的、从没见过蛇的灵长类动物，绝无差错地表明，它们在看到蛇的那一刻就憎恶蛇，而且人类对蛇的传统厌恶很可能有着生物学上的根源，这一根源解释了《圣经》上的说法的来源，而不是相反。[3]也就是说，是我们的遗传遗迹在起作用而有利于憎恶蛇的弥母。
现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当我们看到蛇时，大多数人会感到不安（即使我们可以“克服”）：
（1）当我们看到蛇时，它们会在我们身上引起一种独特的、内在的厌恶蛇的感质，我们的不安正是对此感质的反应。
（2）我们发现自己不怎么想看到蛇，这缘于内建到我们神经系统中的天生偏向。这些偏向有利于释放肾上腺素，触发搏斗或逃跑子程序，而且，通过激活各种联结体的衔接，它们使一系列涉及危险、暴力和破坏的情景发生作用。原始灵长类动物的这种厌恶，在我们身上以百种方式得到改变、修正和偏转，而这都是因为弥母，因为弥母利用它、同化它、塑造它。（在许多不同的层次，我们都能提供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例如，较为随意地谈到对蛇的感知能力，就会引发焦虑、惧怕、痛的预感等，但这也许会被视为“欺骗”，所以我避免这样说。）
第一种解释的困难在于，它只不过看上去是一种解释。有人认为，一种“内在的”性质（它属于现在看到的粉红色、对蛇的厌恶、痛的感觉、咖啡香味）可以解释一个主体对环境的反应，但这种想法毫无希望——它是催眠能力（virtus dormitiva）的一个直接实例。但是，宣判一种包含空洞的催眠能力的理论无效，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有时，假定存在一种暂时的催眠能力留作进一步研究，也是很有道理的做法。我们也许会说，按照定义，受孕是妊娠的原因。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方法辨别受孕，那么，告诉当事人她的妊娠是因为她受孕，就是一种空洞的姿态，而不是一种解释。但是，一旦我们想出关于受孕的细致的机械理论，我们就能明白，受孕何以是妊娠的原因，于是就恢复了这句话的信息量。同样，我们也许可以按照定义来辨别感质，认为它是我们享乐和受苦的近因（粗略而言），然后继续完成我们告知信息的义务，为此就要寻求第二种解释风格。但奇怪的是，感质拥护者（我对那些仍然相信感质的人的称呼）不会采纳任何一种解释；他们像奥托一样坚持认为，那些感质，如果被“还原到”从机械上实现的反应倾向的单纯组合体，就不是他们所说的感质。他们的感质是某种不同的东西。
[奥托说]想想粉红色戒指这一刻在我看来是怎样的，这种方式独立于我所有的倾向、过去的联结和未来的活动。此刻，我看待其颜色的这种纯粹而独立的方式就是我的粉红色感质。
奥托犯了一个错误。实际上，这是一个大错误，是所有与感质有关的悖论之源，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但在揭示这条路线的错误之前，我想指出奥托所避开的路线的一些正面优点。这条正确路线就是“还原论的”路线，它把“我看待……的方式”看成所有独特的反应倾向的总和，这些倾向原本是我的神经系统所固有的，是我面对某些模式的刺激的结果。
想想这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时间定格在1725年，你是莱比锡路德宗的信徒，在首演中听到巴赫的一曲赞美诗大合唱。（这种“想想这会是怎样”的练习，是为第14章所做的热身活动，在那里我们将关注其他动物的意识。）今天的我们与18世纪德国的路德宗信徒之间，很可能没有什么重要的生物学差别；我们属于同一个物种，相距的时间也极其短暂。但是，由于文化——弥母圈——的巨大影响，我们的心智世界与他们的大不相同，这些不同会以一定的方式显著地影响我们第一次听巴赫的赞美诗大合唱的个体经验。我们的音乐想象力在许多方面已经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因为莫扎特、查理·帕克和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但这种想象力同样丧失了巴赫可能倚赖的一些强大联结。他的赞美诗大合唱是为赞美诗而写的，而赞美诗是传统的颂歌旋律，他的那些教友对此非常熟悉，因此，这种音乐的片段或回音一旦响起，就会引起一重重情感与主题思想的联结。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从巴赫作曲的场景来了解这些赞美诗，因此在听它们时，我们是用“不同的”耳朵在听。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做个莱比锡的巴赫听众会是怎样，那么，只是听到在相同设备上按照相同次序来演奏的相同曲调，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以某种方式做好准备，要以相同的心痛、激动和怀旧的情绪对那些曲调做出反应。
我们不是完全不可能以这些方式做好准备。一个音乐学者，如果小心翼翼地避免接触1725年以后的音乐，并深入熟悉当时的传统音乐，那么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初步尝试。更重要的是，正如这些观察所表明的那样，不管我们是不是介意麻烦重重，其实我们都不是不可能知道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也许可以知道，“在抽象的层面”（可以这么说）这会是怎样的，而且实际上我已经告诉你了：听着赞美诗大合唱的莱比锡人想起了所有的联结，这些联结早就给他们识别赞美诗旋律的活动添上了味道。我们很容易想象，那对他们来说必定会像怎么一回事——虽然这中间会有一些由于我们自己的经验而引起的差异。例如，我们能够想象，听到巴赫那曲熟悉的圣诞节颂歌或《牧场是我家》（“Home on the Range”）会是怎样的。我们不可能精确地这样做，但这只是因为我们无法忘记或抛弃我们知道而莱比锡人却不知道的所有东西。
要想知道我们这个沉重的包袱有多重要，可以想象下述情况：音乐学家发掘出迄今未知的巴赫大合唱，它一定是这位伟人的作品，但被藏在一张桌子里，甚至作曲者本人也从没听过。每个人都渴望听到它，渴望率先体验莱比锡人本来可以知道的“感质”——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合唱的主旋律，出于一种奇怪的巧合，正是《红鼻子驯鹿鲁道夫》（“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的前七个音符。被那个曲子弄得心烦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听到巴赫自己心里想的或是莱比锡人本可以听到的那个版本。
再难找到一个更清楚的想象力封锁的例子了，但请注意，它与生物学的差异无关，甚至也与巴赫音乐的“内在的”或“难以言说的”性质无关。我们之所以不可能从想象上详细地（而且精确地）体会莱比锡人的音乐体验，原因只是在于，我们必须沿着这个想象的旅程一路走下去，但我们知道的又太多了。可是，如果非要这样，我们可以仔细地列出我们的倾向和知识与他们之间的差别，而通过比较列表，我们就能以我们想要的任何详尽程度，鉴别出他们听巴赫时的情况与我们之间的差别。虽然我们也许会因为无法亲临其境而感到遗憾，但至少我们能够理解。这里不会还有什么神秘可言，有的只是一种经验，可以得到相当精确的描述，但无法被直接体验到，除非我们大费周章地重建我们个人的倾向结构。
然而，感质拥护者抵制这一结论。他们似乎认为，即使我们刚才想象的这样一种研究可以解决我们关于做一个莱比锡人会是怎样的几乎所有问题，那也必定还是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余地，关系到在莱比锡人看来它所像的那种样子，仅仅“倾向性的”和“机械论的”知识进展都不可能将之归零。这就是感质拥护者把感质作为额外特征提出的原因，这些特征据说高于并严格独立于连线作用，而正是这种连线作用在决定后退、皱眉、尖叫以及其他的“单纯行为”，比如厌恶、憎恨和恐惧。如果回到关于颜色的例子，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假如我们对奥托说，他“当前的粉红色体验”之所以成为他所体验的那种诱人的特殊经验，只是因为一个总和，这个总和包括一切天生的和后天习得的联结，也包括反应的倾向，它们由某种特殊的方式触发，他就是以这种方式从眼睛中（错误地）获得信息的：
奥托，感质只是倾向的综合体而已。当你说“这是我的感质”时，你所挑出的或你所指的，无论你是否认识到，就是你的倾向的独特综合体。你似乎是在指你的心智之眼中的一种私人的、不可言说的某物或它物，一种由同质的粉红色组成的私人性质的色调，但这只是它在你看来的样子，而不是它本身的样子。你的所谓体验到的“感质”，在你的异现象学虚构世界中是一个够格的角色，但在你大脑的实在世界中它却只是倾向的一个综合体。
[奥托迈出了感质拥护者传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他回应说：]这不可能是它的全部，因为，虽然单纯倾向的综合体也许是我的特殊的粉红色感质的基础或来源，但它们完全可以被改变，而我的内在感质却不变，或者，我的内在感质也可以改变，而那个单纯倾向的杂多却不变。例如，我的感质可以颠倒，而我所有的倾向却不颠倒。我能拥有我现在关于绿色的所有反应和联结，同时我又有我现在关于红色的感质，反过来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