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性在哲学中的标准说法是意向性。按照伊丽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 1965）的看法，意向性一词来自拉丁文intendere arcum in，取“隐喻用法”，意思是用弓箭瞄准（某物）。瞄准或指向这一意象，在大多数有关意向性的哲学讨论中至关重要，但哲学家一般在复杂的瞄准过程中，把现实的箭换成了纯粹的“逻辑”之箭，即一种基本或原始的关系，这一过程因其所谓的简单性而越发神秘。你头脑中的某个东西，如何能够把抽象的箭指向世界中的某物呢？[7]把关于性关系看作一种抽象的逻辑关系，这最终也许是正确的。但在一开始它却让我们的注意力偏离了一些过程，而正是这些过程使得心智与世界中的事物保持足够的接触，从而使事物被有效地考虑，这些过程就是关注、保持联系和追踪（Selfridge，未出版）。实际地瞄准某物、“对准十字准线”，意味着要在“反馈控制”下，随着时间做出一系列的调整和校正。这解释了为什么大量干扰的存在（如干扰反导弹系统的金属箔）会使瞄准变得不可能。锁定一个目标直到可以识别它，完成这件事所需要的不只是单一的、瞬间的信息处理。与某物保持接触的最好办法，是真正地同它保持接触——抓住它，别让它跑了，这样就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尽情研究它。第二好的方法是，象征性地同它保持联系，用你的眼睛（和身体其他部位）追踪它，别让它逃出你的视线。这当然是凭知觉就能完成的事情，但不能只凭被动知觉；也许要花费一些精力、制订一些计划，无论如何还需要连续的活动，才能同某物保持联系。
我小时候喜欢玩一项儿童群体游戏——藏针（Hide the Thimble）。把一根普通的针先拿给所有参与者看看，然后大家都离开房间，只留一个人“藏”针。藏针的规则很明确：必须藏在明显可见的地方。不能放在任何东西的后面或下面，也不能放得太高，孩子们看不到。一间普通卧室里有许多地方可以放针，在这里它总是会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就像一个伪装得很好的动物。针一旦被藏好，其他孩子就回房开始寻找。一旦你看到它，就悄悄坐下，尽量不要泄露它的位置。最后几个还在找针的孩子通常可能会好几次都正眼对着那根针，但他们实际上却没看到它。在这些有趣的时刻，其他所有人都明白，藏着的针就在比如贝齐的眼皮底下，它还在发亮，而且还覆盖她视野的很大一部分。（每到这时候，我妈妈总喜欢说：“它如果是一只熊，准会咬你！”）从其他孩子傻笑和屏气的表情中，贝齐本人可能意识到，她肯定正直盯着它——可还是看不到它。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这件事：即使贝齐大脑中的某些表征状态以某种方式“包含”藏着的针，但她还是没有关于这根针的知觉状态。我们也许承认，她的意识状态之一是关于这根针也就是她的“搜寻图像”的。她也许正全神贯注地寻找这根她在一两分钟前被允许查看的针。但在她的任何知觉状态与藏着的针之间，还没有出现任何牢固的意向性或关于性关系，即使在她视觉系统的某个状态中也许完全存在一个信息，可以帮助别人（例如，某个研究她视皮质状态的外部观察者）定位或认出那根藏着的针。对贝齐来说，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藏着的针，使它的“轮廓”从“背景”中凸显出来，识别出它。一旦做到，贝齐就实实在在地看到了那根藏着的针。它最终将出现“在她的有意识的经验中”，而且由于意识到了它，因此她最后就能胜利举起手，或悄悄地走过去同那些已经发现这根针的孩子坐在一起。[8]
这种反馈指导的、错误纠正的、收益调节的合目的的环节，是真正意义上的亲知（acquaintance）的前提条件，这可以作为制定策略的一个关键依据。一旦我在这个强意义上看到某物，我就可以“做一些与它有关的事”，或者，因为我看到它或一旦我看到它，我就可以做一些事情。单个藏着的针，一旦被认出，再找它一般很容易（当然，除非你正好在地震后一个到处都是针的房间里）。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藏着的针在贝齐的控制系统中的地位提升，不是只为了那个短暂时刻；在重新确认它或再次核对（如果有理由怀疑，可以进一步核对）它的时候，贝齐依然可以找到它。我们最明确意识到的对象是那些我们直接明了而又从容不迫观察到的东西，我们收集多次扫视的成果并且予以整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建立了一种熟知状态，同时又让对象存放在个人空间中。如果对象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使它固定下来，“以便我们能看着它”；如果它与周围环境完全融为一体，我们就要采取步骤——如果我们不能碰它，那就真的要迈几步——把它放在一个对比强烈的背景前。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种失败就会妨碍我们看到这个对象，这里所谓的看到，是从这个说法的一个重要而常见的意义上来说的。[9]
观察和研究鸟的人，通常都保存他们看到的各种鸟的记录。假设你和我都是观察和研究鸟的人，我们都听到树上有一只鸟在我们头顶歌唱。我抬头望去，说：“我看见它了，你呢？”你直盯着我正盯住的地方，但诚恳地说：“不，我没看见它。”我把这只鸟记录在我的观察列表上；你却不行，虽然你实际上很肯定，它的心智意象必定已经再三出现在你的视网膜的中央凹里。
你会怎么说？在贝齐找到藏着的针之前，这根针是否已经以某种方式“呈现”（present）在她的意识中？那只鸟当时是呈现在你的意识“背景”之中还是根本就没呈现？让某物进入你意识的最前沿，就是让它进入随时可以报告的位置，但让某物进入你有意识的经验背景中（而不只是进入你看得见的环境背景中），这又需要什么条件？藏着的针和树上的鸟，无疑都呈现在可视环境中，但这不是关键所在。来自物体的反射光线进入你的眼睛，仅仅这样大概不够；反射光线还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你的大脑还必须做出何种程度的注意，才可以使对象从只得到无意识反应的行列，过渡到有意识的经验背景中？
解决这些“第一人称视点”难题的方法是忽视第一人称视点，考察我们可以从第三人称视点学到的东西。在第8～10章我们曾经探索一种言语行为的生产模型，它依赖一个群魔混战过程，这时内容和表达的最终配对是各种联盟竞争、建立、瓦解和重建的最终结果。一些内容卷入这种冲突，却无法使自己长久存在，这些内容也许会形成一次性的“弹道”效果，在系统中激起一丝涟漪，但它们几乎是不可报告的。当一个事件无法存留时，任何报告它的尝试，即使已经开始，也要么夭折，要么游离在控制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会用它来校正自己。必定要有一种识别结果和再次识别的能力，才能满足可报告性要求。我们可以在许多种类的训练中看到可报告性的发展，这些训练就像我们给盲视被试提供的训练：品酒师的味觉训练、音乐家的听觉训练等——或者，拨弄吉他弦这个在第3章描述的简单实验。
考虑给调琴师学徒发出的指令。老师告诉他们，他们在按照一个参考音调为他们调试的琴键定调时，要听“节拍”。什么节拍？一开始，多数新手不能在他们的听觉经验中察觉到任何对应“节拍”的东西，他们听到的只是乱七八糟的噪声或走了音的调子——他们会这样描述。不过，如果训练成功，他们最终就能在自己的听觉经验中分离干扰“节拍”，也能注意到节拍模式如何随调音“琴槌”在弦轴处的转动而变化。然后他们就能轻松地通过调除干扰节拍来调琴。他们一般会说（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经验中的类似片段证实）：由于训练，他们的有意识经验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具体地说，这种经验已经得到提升——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以前意识不到的东西。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确一直在听节拍。归根结底，是干扰造成了他们确实意识到的走音。但是他们以前无法在经验中探测到这些干扰成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也许会说，这些因素对经验有贡献，但本身不呈现在经验中。这些贡献在训练之前的功能地位，与在盲视中出现的事件的地位相同：被试不能报告一些特殊的贡献，也无法根据它们的出现来制定策略，但贡献的结果在被试的行为中仍然可以明显体现出来，比如被试能够回答一些人为编造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所谓“在经验背景中”，除此之外就别无其他意义。因此，如我们所见，我们刚才描述的调琴师和品酒师的那种联结强化也可能建立在盲视被试身上，以至于他会宣称，并且我们也会欣然接受，他已经开始意识到——甚至在他意识的最前沿——以前对之只能做出猜测的刺激物。
[奥托说]别急。这里还有一个反对意见：你想象一下，盲视被试学会以这些新方式运用他的盲视能力，也许这会帮助他意识到在他盲区内发生的事件，但这仍然漏掉了某种东西。这种意识不是视觉意识，它也不像看见。有意识视觉的“现象性质”或感质（phenomenal qualities or qualia）可能被遗失了，即使盲视被试可以完成以上所有的功能步骤。
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什么才是“现象性质”或感质呢？[qualia（感质）是qualities的拉丁文表达，它的单数形式为quale，通常读作kwah’-lay。]初看起来，它们似乎明显至极——它们就是我们看、闻、感觉和听的样子，但细究之下，它们有可能改变其状况或者消失。在下一章中我们会沿着哲学的丛林一路追踪这些“疑犯”，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更好地考察那些性质，它们不是现象性质，但也许会被误认成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