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真正“创造性”的一面不在于它“无限的生成力”，而在于生产和理解的循环，该循环以一个心智为中介，它能反思可附加到言语上的多重意义，这些意义不必表示在产生这个言语的思想中，但通过自我理解（或对他人言语的深入解释）可以获得这些意义，而且它们还能引出新的思想，得到表达和重新阐释，并如此无限地进行下去。
——H. 斯蒂芬·斯特雷特
（H. Stephen Straight, 1976, p. 540）
有人曾经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是用词语还是用图画来思考。他回答：“我用思想思考。”他正确地抵制了一种看法：“我们用来思考的东西”要么是词语，要么是图画，因为正如我们所见，“意象”不只是像头脑中的图画，“语言”思考也不只是像自言自语。但是，说一个人用思想来思考，这实际上没有好到哪里去。它只是推迟了问题，因为思想就是我们在思考时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是还没有形成固定看法时的某个话题。
我们已经考虑了种种背景机制的简要结构，这些机制以因果的方式形成异现象学世界的细节，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解释思考的现象学，不仅解释“视觉的”和“语言的”现象学的限制和条件，而且寻找不在这个二分结构中的其他类型。
在虚构的异现象学方面，我最钟爱的练习之一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防守》（The Defense, 1930），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国际象棋大师卢仁（Luzhin），他是象棋天才，却在顶级赛事中神经崩溃。我们看到，他的意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孩子气的心智（在他大约10岁遇到象棋之前），沉浸在象棋之中的心智（直到他神经崩溃），以及在他崩溃之后前两个阶段的不幸遗迹。在这最后一个阶段，他被妻子“囚禁”在一个没有象棋的世界（不谈象棋、不下象棋、不看象棋书），他的心智回到一种被宠坏的幼儿期偏执狂状态，只会因偶尔偷看到报纸上的象棋棋局而笑逐颜开——但他最终陷入象棋强迫症，最后“把自己将死”。我们了解到，卢仁沉迷于象棋，以至于他以象棋的方式看待他的整个生命。下面是他向未婚妻求婚的尴尬过程：
卢仁以一系列安静的招数开始，他对其中的意义只有模糊的感觉：这是他自己特殊的爱情表达。“继续说，告诉我更多。”她重复道，虽然已经注意到他是多么阴郁、多么闷闷不乐地陷入了沉默。
他靠着手杖端坐着，想着斜坡上那棵沐浴在阳光下的欧洲椴树，如果像象棋中的马一样跳一步，就能吃掉远处的电线杆，同时他还在努力回忆，他刚才究竟在说什么。（p.97）
她的一个肩膀靠着他的胸膛，小心翼翼地用一根手指稍稍挑高他的眼睑，他眼球上受到的轻微压力造成一种奇怪的黑光跳动，就像他的黑马在跳一样：如果图拉蒂在第七步把卒拉出来，就用马吃它，跟上次两人下棋时的走法一样。（p.114）
他崩溃后的心智状态则是这样：
他发现自己身处烟雾弥漫的环境中，里面坐着聒噪的鬼魂。攻击在每个角落展开——推开桌子、推开戴着金丝眼镜的卒子还在从中往外探头探脑的一只水桶、推开由全副武装的马敲响的一只战鼓，他向着缓缓旋转的门走去……（p.139）
这些情景在许多方面都是“意象”，因为象棋是一种空间游戏，甚至棋子识别一般也依靠它的形状，但象棋对卢仁心智的影响并非只限于象棋的视觉或空间特性——可以在棋盘的图片或影片中、在它的运动片段中捕捉到的任何东西。视觉特性事实上只为他的想象力提供最表层的调料。更有影响的是由游戏规则和策略所提供的训导，象棋的这种结构正是他为之入迷、熟之又熟的东西，他对此结构的探索习惯就驱动着他的心智从“思想”走向“思想”。
[他]现在可能绝望地注意到，他又一次粗心大意了，他的生命刚刚走出一步险棋，毫不仁慈地延续这种致命的结合。然后他决定更加小心，留心生命中的每一秒，因为陷阱也许无处不在，而且最让他感到压抑的是，他不可能发明一种合理的防备手段，因为他的对手仍在暗处。（p.227）
第一次学骑自行车或开车时，你会遇到行动的一个新机会结构，它有约束、路标、车辙、远景，这是一个抽象的行为迷宫，你很快就在其中学会你该做什么。它很快变成“第二天性”。你很快就把这个外部现象的结构吸收到你自己控制的结构中。在此过程中，你也许会有探索入迷的时期，无法让你的心智从新的动作上移开。我还记得自己在青春期时曾短暂对桥牌上瘾，在此期间，我做着各种难以自拔的、荒诞的桥牌梦。我会上百次地采用相同的技巧，或在与老师和同学说话的过程中想到“叫牌”。我入眠时的幻梦（人们在睡着或将要睡醒时偶尔出现的幻象阶段）充斥着各种沿这些思路思考的问题，比如：“对三墩这个先发制人的叫牌的正确反应是什么——四把刀还是四把叉？”
在遇到世界上一个新的抽象结构（比如音乐符号、计算机编程语言、普通法、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时，一种相当常见的情况是：你会发现自己在它的道路上艰难地来回行走，并为自己制定了一些心智成规——实际上就是做好准备，让自己适应。卢仁只是其中的一个极端例子而已，他只有一种结构可以玩，而且他把它用到了所有事情上。最终，它主宰了他心智中的其他所有习惯结构，疏导他的思想序列，像冯·诺依曼机器程序中的指令序列一样严格。
想想你在学校和其他地方学会的所有结构：报时、算术、钱、公共汽车线路、使用电话。但是，在我们生活过程中所熟悉的一切结构中，我们的心智中最普遍和最有力的训导源头也许就是我们的母语。[通过对比往往看得最清楚，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看见声音》（Seeing Voices ）中，生动地提醒我们注意语言带给心智的丰富资源，他描述了聋孩的心智可怕的贫乏状态——如果这样的孩子早期没有接触一种自然语言（手语或手势语）的话。]在第8章中我们看到，供我们使用的词汇不仅影响我们跟他人说话的方式，而且影响我们跟自己说话的方式。在词汇的贡献之上，就是语法的贡献。正如莱维尔特所指出的（Levelt, 1989, 第3、6节），语言中语句的强制结构，就像我们身边的许多指南，提醒我们检查这、注意那，要求我们以某些方式组织事实。这个结构中的一些部分也许是天生的，如乔姆斯基和其他人论证的那样，但是，究竟是在哪个地方划出一条分界线，区分从遗传上存入大脑的结构和作为弥母进入大脑的结构，实际上并不重要。这些结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奠定了一些路径，“思想”随后可以沿着它们旅行。
语言从各个层次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我们掌握的词语是催化剂，可以在大脑的一个部分试图与另一部分交流的过程中加速固定内容。语法结构又把一种训导强加到我们的思考习惯上，塑造我们探索自己的“数据库”的方式，它们就像柏拉图的育鸟人，想叫鸟到鸟就到。我们学到的故事结构则在一个不同的层次上提供指南，促使我们问自己一些与当前环境最有可能相关的问题。
只要我们坚持认为，心智是完全理性的、自明的或统一的，上述一切就都没意义了。如果你早就知道你想说什么，自言自语又有什么好处呢？但是，一旦我们看到局部理解、不完美的理性、各个部分之间问题重重的相互交流，我们就能看出，语言在一个大脑中释放的强大力量如何可以用于不同形式的自举过程，其中有一些过程是有益的，有一些则是有害的。
这里有个例子：
你真了不起！
还有一个例子：
你真可悲！
你知道这些句子的意思。你还知道，我突然用到它们是为了提出一个哲学观点，而且这些句子不是任何人有意图的言语行为。我显然不是在奉承你，也不是在侮辱你，周围又没别人。但是，你能否这样来奉承或侮辱自己：不断对自己说这两句话当中的一句，而且“语气要带强调”？如果你敢的话，那就试试吧。有事情会发生。你完全难以相信（你这样告诉自己），但你发现你自言自语地说这些话的确会引起反应，甚至可能会面红耳赤、回嘴、反击、否认、想象、回忆、计划。这些反应当然可以走任何一条路。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正确地认识到积极思考的力量，但是，像大多数技术一样，思考也是创造容易而控制难。在你自言自语时，你不必为了产生反应而相信自己。一定会有反应发生，它们也一定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你用来激励自己的词语的意义有某种关联。一旦反应发生，它们就牵引你的心智到达一个地方，你最终会在这里发现，你居然相信自己了！因此一定要小心你自己对自己说过的话。
哲学家尤斯廷·莱贝尔（Justin Leiber）这样总结语言在塑造我们的心智生活方面的作用：
从计算机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看到，自然语言是我们最重要的“编程语言”。这意味着，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和活动是在我们的自然语言中得到最好的交流和理解的……有人也许会说，自然语言是我们第一个伟大的原创性的人造产品，而且，正如我们日益认识到的，由于语言是机器，因而自然语言连同运行它的大脑就是我们最早发明的通用计算机。有人也许会这样说，却仍有一丝难以消除的怀疑：语言不是我们发明的东西，而是我们变成的东西；语言不是我们建构的东西，而是我们用以创造、再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Leiber, 1991, p. 8）
语言在思考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假说乍看上去似乎是下面这个备受讨论的假说的一个版本：存在思想语言，它是所有认知借以运行的媒介（Fodor, 1975）。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别。莱贝尔把自然语言贴切地称为大脑的一种编程语言，但我们可以区分高级编程语言（如Lisp语言、Prolog语言和Pascal语言）与构成高级编程语言的基本“机器语言”或稍微进阶一些的“汇编语言”。高级编程语言是虚拟机器，它们创造计算机中的（暂时）结构，这些结构赋予计算机一种特定的、强弱不一的模式。一个人为让某个事情“说来容易”所付出的代价是，使其他事情“说来困难”甚至不可能去说。这样的虚拟机器也许只是为计算机的一部分能力提供结构，而没有触及底层系统的其他部分。记住这一差别，我们也许就有理由认为，自然语言的细节，比如英语、汉语或西班牙语的词汇与语法，以一种高级编程语言的方式在约束大脑。但是，这绝不等于断定如下可疑的假说是正确的：这样一种自然语言自始至终都在提供结构。的确，为思想语言这种观念提供辩护的福多尔和其他人一般坚持认为，他们谈的不是人类语言完成其约束工作的层次，而是更深的、不太容易接近的表征层。福多尔曾谐趣地指明这一点：他承认，在尽力思考时，他意识到的唯一一类语言词项是“来，杰里，你做得到！”这类片段。这些也许是他的“思想”，而我们刚才看到，它们在帮助他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时可以怎样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很难说就是实际的材料——人们从中形成知觉推理、有待检验的假说以及底层思想语言的其他推定性交流。凯恩斯抵制要么词语要么图画的选择是正确的，大脑使用的媒介与公众生活的表征媒介只有微弱的相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