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中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哲学任务：指出真正具有解释力的意识理论如何能够从这些部分的研究中建构起来，而不是提供并确证这样一个理论的全部细节。但是，如果不充分借鉴不同领域中那些开启新思考方式的经验性工作，我的理论就显得不可想象（至少对我来说）。（有一部内容特别丰富的文集讨论了关于意识的经验性发现和新观点，参阅Marcel and Bisiach, 1988。）这是参与心智研究的辉煌时刻。新发现、新模式和惊奇的实验结果随处可见，而过分吹嘘的“论据”和过于草率的否决同样常见。当下心智研究前途宽广：什么是正确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几乎都没有确定的答案。面对如此之多未加证成的理论和猜测片段，我们不妨暂时将对论据的需求放在后面，而寻求一些或多或少独立的但同样没有定论的根据，它们也许能够汇聚起来，支持唯一的假说。不过，我们应该尽力控制自己的热情。有时看似熊熊烈火才能产生的烟雾，其实只是乐队彩车扬起的灰尘。
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Bernard Baars）在《意识的认知理论》（A Cognitiv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1988）一书中，这样总结他所认为的“逐渐凝聚的共识”：意识的实现依赖于“由诸多特化回路组成的一个分布式社会，该社会配备了一个被称为全局工作空间的工作内存，其内容能够传播到整个系统”（p. 42）。正如他所指出的，许多理论家虽然在视角、训练和抱负上天差地别，但在意识必定以什么方式存在于大脑中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趋于一致。我现在谨慎引荐的正是这种正在形成的共识的一个版本，只不过忽略了其中一些特征，而强调另一些特征，我认为这些被我强调的特征要么遭到忽视要么被低估了，而且我认为它们对于打破仍旧存在的概念之谜来说特别关键。
为了定位我的理论与它所借鉴的众多成果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回顾一下我的简短概要。我们一次论述一个主题，找出类似之处，并注意其来源以及不一致之处。
不存在单一的、确定的“意识流”，因为不存在中央总部或笛卡儿剧场，好像“所有的东西都跑到那里”，让一个核心赋义者来透彻解读似的……
虽然大家都认为大脑中不存在像笛卡儿所论述的松果体那样的一个点，但这种看法的意蕴并没有被认识到，偶尔还被完全忽略。例如，在当前神经科学的研究中，关于“结合问题”的一些不太谨慎的理论阐述常常预设大脑中必定存在某个单一的表征空间（小于整个大脑），该空间中各种区分结果都彼此配准——将音轨与影片结合起来、给外形着色、填补空白部分。关于结合问题的一些相对谨慎的阐述，虽然避免了这个错误，但还是常常忽略了一些细节。
……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单一流（无论它有多么广阔），而是存在多重渠道，各种特化回路在这些渠道中以一种并行运行、群魔混战的方式，试图去做它们各自的事情，它们一边混战，一边拟出多重草稿。大多数这样的“叙事”草稿片段，只在当前活动的调制中暂时扮演角色……
在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中，罗杰·尚克（Roger Schank）一直都强调类叙事序列（narrativelike sequence）的重要性：首先是他与埃布尔森（Abelson）合著的《脚本》（Scripts, 1977），最近又是他关于讲故事在理解中的作用的著作（1991）。不过，人工智能领域的另一些人，如帕特里克·海耶斯（Patrick Hayes, 1979）、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 1975）、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 1983）、埃里克·桑德瓦尔（Erik Sandeval, 1991）以及其他人，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数据结构的重要性，数据结构并不只是“快照”序列（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辨别连续画面中的具体事物），而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了特定的设计，来直接表征时间序列和序列类型。在哲学领域中，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 1982）在不幸早逝之前，就已经提出了一些类似的观点。在神经生物学领域中，这些叙事片段在威廉·卡尔文（William Calvin, 1987）的达尔文机器的研究进路中是被当作场景和其他序列来讨论的。而人类学家早就认为，各种文化传递给其新成员的神话，在塑造他们的心智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可参阅Goody, 1977，关于把它应用到人工智能领域的提议，可参阅Dennett, 1991b），然而，无论是从计算的角度，还是从神经解剖学的角度，他们都没有尝试对此建模。
……但在快速的更替过程中，通过大脑中虚拟机器的活动，有些片段又上升为更高级的功能角色。这台机器的串行性（它的“冯·诺依曼式”特征），不是一种“硬连线的”设计特征，而是这些特化回路相继联合的结果……
许多人都评论过这种步调相对缓慢笨拙的有意识的心智活动（如Baars, 1988, p. 120），对此长期以来潜伏着一种解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脑实际上不是为这类活动设计的（硬连线的）。人类意识也许是在大脑的并行硬件上实现的某种串行虚拟机器的活动，这个观点已经出现了好些年。心理学家斯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一次哲学与心理学学会会议上，提出了串行虚拟机器的观点，而我也大约从同一时间开始就在力图提出这种观点的不同版本（如Dennett, 1982b），但在更早的时候，心理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就在他的开创性论文《智能的演化与认知无意识的访问》（“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Access to the Cognitive Unconscious”, 1976）中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不过没有使用“虚拟机器”这个术语。另一位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在《二分心智的崩塌：人类意识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1976）一书中做出了大胆的原创性推测，他强调，人类意识只是晚近的文化强加在早期的功能性架构上的结果，神经科学家哈里·杰里森（Harry Jerison, 1973）也以其他方式发展出这一思想。从这种观点来看，基础神经架构在产生时绝对不是白板（tabula rasa），而是一种媒介，作为大脑与世界互动的一项功能，各种结构在其中建立起来。如果要解释认知功能的运作，就必须引用这些建立的结构，而不是天生的结构。
基本的特化回路是我们的动物遗产的一部分。它们之所以产生，不是为了专门实现人的行为，比如读书写字，而是为了执行闪躲、逃避捕食者、识别面相、抓东西、扔东西、摘浆果以及其他的关键任务……
这一大群特化回路得到了迥然不同的理论的确证，但在它们的大小、作用和组织方面，研究者之间却有激烈的争论（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有用的文献综述，可参阅Allport, 1989, pp. 643-647）。神经解剖学家研究动物的大脑，其范围从海兔和乌贼到猫和猴子，相当多样，他们辨别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硬连线回路，这些回路经过精巧设计以执行特定的任务。生物学家则谈到天生的释放机制（Innate Releasing Mechanism，IRM）和固定的行为模式（Fixed Action Pattern，FAP），它们可以接合在一起。在最近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神经心理学家林恩·沃特豪斯（Lynn Waterhouse）把动物的心智贴切地描述为由“IRM-FAP的缝制品”组成。罗津（同其他人一样）把这种或许缝制而来的动物心智，预设为有着更多功能的心智的演化基础，这种心智利用这些先前存在的机制，达到新奇的目的。感知心理学家拉马钱德兰（Ramachandran, 1991）指出：“在多重系统中出现一种现实的优势——它让你可以忍受你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的种种凌乱的意象。我最喜欢用如下类比来阐述其中一些观点：它有点儿像两个醉汉，没有对方的帮助，谁也寸步难行，但如果相互扶持，他们就能向着目标蹒跚前行。”
神经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指出，神经缺陷（包括著名的但经常遭到错误描述的裂脑人）方面的大量数据支持这样一种心智观点，即心智是半独立的行为能力的联合或集束（Gazzaniga and Ledoux, 1978; Gazzaniga, 1985）；而来自一个不同领域的心理学家、哲学家杰里·福多尔（Jerry Fodor, 1983）则主张，人类心智的大部分是由模块组成的，也就是硬连线的、目标特定的、“封装的”输入分析系统（以及输出生成系统——虽然他对此没有多加论述）。
福多尔集中考察了人类心智可能特有的模块，尤其是语言习得和分析语句的模块。由于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在低等动物中是否存在类似于人类心智祖先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又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主张一种不可能的演化观——认为演化是凭空设计出物种特有的全新语言机制的。福多尔在模块如何与心智的其余部分联系的问题上持激进的理智主义观点，这也鼓励了那些把这些模块看成大自然赋予智人的神奇礼物的理论家。依福多尔之见，这些模块没有在心智的组织结构中完成整个任务（比如控制眼与手的协调以拿起某物），而是在内部边缘处突然停止，这里就是它们无法跨越的心智边线。福多尔声称，合理的“信念固定”在一个核心竞技场中进行，模块奴隶般地把它们的物品存放到这个地方，再把物品转交给非模块式的（“全局的、各向同性的”）过程。
福多尔的模块是一个官僚梦：它们的工作规定如刀刻一样固定，它们不能扮演新颖的或多重的角色，它们“是认知上无法穿透的”——这意味着，它们的行动不可能因为系统其余部分的“全局”信息状态的变化而得到调制或甚至被打断。在福多尔看来，所有真正有思想的认知活动都是非模块式的。想出下一步做什么，就假想的情景做推理，创造性地重构自己的材料，修正自己的世界观，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靠一个神秘的核心设备完成的。此外，福多尔声称（带着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包括哲学在内的任何认知科学分支都不可能提供任何线索，去说明这个核心设备是如何完成它的工作的。
我们对表征的转化已经了解很多，这些转化的作用是把信息转变成适合核心处理的形式，而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在信息到达那里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追逐这个幽灵，并且已经深入机器内部，但还是没有驱除它。（Fodor, 1983, p. 127）
福多尔让这台核心设备做这么多事情，又赋予其这么多的非模块式力量，这就把他的模块变成了极不可信的行动者，因为只有在一个具有威慑权的老板代理人的陪伴下，这些行动者的存在才有意义（Dennett, 1984b）。由于福多尔在描述模块时的主要观点之一，是把模块有限的、可理解的、无心智的机械性与非模块核心无限的、不可理解的力量对立起来，因此原本至少可以接受他关于模块的大部分观点的理论家，也往往对他的模块论不屑一顾，认为那只是一个笛卡儿密党的幻想。
这些理论家中有许多人对马文·明斯基所说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是《心智社会》（The Society of Mind, 1985）中探讨的核心内容——也持冷淡甚至敌意的态度。明斯基所说的行动者是“小人”，大小不一，大到具有天赋的巨型特化回路，几乎与福多尔的模块一样精致，小到弥母般的行动者（多线弥母、微弥母、充当审查员的行动者、充当镇压者的行动者等）。怀疑论者会认为，这一切看起来太简单了。凡是有任务的地方，就会有一帮规模取决于任务大小的行动者去完成它——用伯特兰·罗素的损话来说，这一理论推进有着偷窃胜于诚实地劳动的所有优点。[2]
小人，或小妖、行动者，是人工智能领域和更广义的计算机科学领域中杜撰的新词。任何一个具有怀疑倾向的人在首次听说“小人”这个概念时，都不清楚这个概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中性，又有多大的应用范围。安排一群小人，这也许真的会像怀疑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空洞的姿态。但是，幸亏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在小人理论中，实质的内容在它的一些主张中，这些主张表明了被安排的小人是如何互动、发展、形成联盟或层级的。而且，小人理论的确可以大不相同。正如我们在第8章所见，官僚体制理论把小人组织到预先设计的层级。不存在担任闲职或引起混乱的小人，小人之间的竞争，就像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一样，受到严格的调节。与此相反，群魔混战理论则预设了许多重复的努力、无谓的运动、干扰、周期性的混乱和没有固定工作内容的懒汉。把这些非常不同的理论中的单元统称为小人（或小妖、行动者），还不如就把它们称为……单元。它们是具备特殊的有限能力的单元，从最严谨的神经解剖学理论到最抽象的人造物理论，都设置了这样的单元，然后推理出较大的功能如何由较小功能的单元组织去实现。事实上，所有类型的功能主义，都可以看作相应的“小人”功能主义。
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一种近来在神经科学家中间很受宠的委婉说法。神经科学家在绘制脑皮质地图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皮质其实是被精巧地组织成互动神经元的特化功能柱[神经科学家弗农·芒卡斯尔将之称为“单元模块”（Vernon Mountcastle, 1978）]，然后又进一步被构建成较大的组织，比如“视网膜区域图”（眼睛视网膜的激活空间模式就被保存在这个组织中），然后再在更大的神经元组织中发挥作用（这方面我们仍然缺乏了解）。过去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神经科学家会谈论皮质中这些不同的神经束（tract）或神经元究竟传导什么信号。这时他们把这些单元看作小人，小人的“工作”总是“发送具有特定内容的信息”。近来的思想进展已经提出，这些神经束发挥着更为复杂和多变的功能，所以，现在研究者认为，那种以为它们只是在以信号表示这个或那个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那么，我们如何表述那些在维持神经束活跃的特殊条件方面做出的来之不易的发现呢？我们说这个神经束“关心的是”颜色，那个神经束“关心的是”位置或运动。但这种用法不是人工智能中随处可见的荒谬的拟人论或“小人谬论”，不是刻意慈悲，这只是清醒的研究者偶然碰到的一种聪明的说话方法，它有启发性，又不必带上不当的细节，它可以用来讨论神经束。它适用于甲，也适用于乙。
明斯基的行动者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与几乎任何其他类型的假设小人都不同，它们有历史和谱系。它们的存在并非只是假设的，它们必须从某个东西发展出来，而这个东西的先行存在并不完全是神秘的。明斯基还提出了许多看法，并阐明了这样的发展必定如何发生。与其说他对一些问题依然胆怯不做表态，比如神经元行动者由什么组成，它们存在于大脑中的什么地方，还不如说他想探索的是功能发展方面的最一般要求，而不是过度追求细节。正如他在描述自己早期的“框架”理论（“心智社会”是这一理论的后裔）时所说的，“如果这个理论变得更加模糊，它就会被忽略；如果它得到更详细的描述，其他科学家也许就能‘检验’它，而不是贡献他们自己的观念”（Minsky, 1985, p. 259）。但有一些科学家不为这种谦辞所动，他们感兴趣的只是那些现在就能做出可检验的预测的理论。这本来是一条讲究实际的策略，但请注意一个事实：迄今为止，编造出来的所有可检验的理论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认为创造出新的可检验的理论所必需的视野突破可以突如其来，而无须像明斯基那样沉浸在大量富于想象力的探索之中，是很愚蠢的想法。（当然，我一直像明斯基那样在玩同样的“游戏”。）
回到那篇简短的概要：
……有时它们[特化小妖]会突然扮演新的角色，而它们天生的潜力使得它们或多或少地适合这些角色。得到的结果之所以并不是一场混乱，只是因为这种活动所固有的这些倾向本身就是设计的产物。这种设计的某些部分是先天的，其他动物也有。但人身上的这种设计，由于人类个体发展起来的思想的微观习性而得到放大，有时甚至有着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些习性部分是人类自我探索的独特结果，部分是文化的预设计的礼物。数以千计的弥母，多数靠语言承载，也有的靠没有语言的“意象”以及其他数据结构承载，它们在个体的大脑中“居住”下来，塑造它的倾向，因而也把它变成心智。
在这一部分的理论中，我刻意没有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表态：这些小人如何现实地相互作用来完成任何事情？基础的信息处理的交互作用是什么？我们有何理由认为它们可以“工作”？按照这份理论概要可知，事件序列是由“习性”决定的（我只是暗示一下采取什么方式），而且，除了第5章中关于什么没有发生的一些否定性主张之外，我还未从细节上说明过程的结构，而只有通过这些过程，来自多重草稿的各要素才得以长存，其中一些要素，由于这个或那个探查的结果，还最终产生了异现象学。为了看看问题到了哪里和可能有哪些答案，我们应该简略考察序列思考的一些更明确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