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绝对定时（absolute timing of an experience）这一概念，在利贝特后来关于“有意识的意向”实验中得到了利用。在这些实验中，他试图以实验方法确定这个绝对定时，既然只有被试才能（以某种方式）直接访问他们自身的经验，他就让被试自己选择时间。他要求正常的被试（不是神经外科病人）做出“自发的”决定，即弯起一只手的腕部，同时在他们形成意向的时刻去注意一只旋转的盘上的某个点的位置（在效果上就相当于时钟上的“秒针”）（Libet, 1985a, 1987, 1989）。随后（几秒以后），被试报告了在他们决定弯起手腕时转盘点的位置。这样，利贝特就能计算出在什么时间（精确到毫秒）这些被试认为他们已经做出决定，他也能比较这个时间与同时发生在他们大脑里的事件的定时。他找到的证据表明，这些“有意识的决定”相比“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s, RPs）的启动，落后350～400毫秒，他从头皮电极得到这些准备电位数据。他说头皮电极会触击神经事件，而这些事件会决定被执行的有意志行为。于是他得出结论：“一个自发的意志行为在大脑的发动是无意识地开始的。”（1985a, p. 529）
这似乎表明，我们的意识落后于实际控制我们躯体的大脑过程。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甚至令人压抑的景象，因为它否决了“有意识的自我”的实在的（相对于幻觉）“执行作用”（评论者的相关评论，可参见Libet, 1985a, 1987, 1989; Harnad, 1982; Pagels, 1988, p. 233ff; Calvin, 1989a, pp. 80-81）。
相比于他的批评者，利贝特更清楚保持内容与载体的区分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应该把被试所报告的东西与他开始内省地意识到他所报告的东西的时间混淆起来。”（Libet, 1985a, p. 559）而且，他还注意到（p. 560），同时性的判断本身不必同时到达或同时做出；这个判断也许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成熟（例如，考虑一下，赛道边的组织者要用几分钟的时间，才能洗印并检查终点摄影图片，据此最终评定胜负或判为平局）。
利贝特收集了在两个时间序列上的数据：
客观的序列，它包括外部钟表的定时与显著神经事件的定时：准备电位与记录肌肉收缩开始的肌电图（electromyograms， EMGs）。
主观的序列（后来报告的序列），它包括心智意象、对任何事先计划的记忆以及每次测试的单个基准数据：这是一种同时性判断，其形式为，我的有意识的意向（W）与P位置上的时钟点同时开始。
利贝特似乎想接近存在主义者（如Gide, 1948; Sartre, 1943）所讨论的那种令人费解的自在行动（acte gratuit），或纯粹无动机的选择，也就是某种特别意义上的“自由”选择。一些评论家已经指出，这类极为罕见的行动（也许可以称为刻意的伪随机行动），很难说是“正常意志行动”的范例（Libet, 1987, p. 784）。但是，不管怎样，他是否已经分离出各种有意识的经验，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通过这样的实验设计获得绝对的时间定位？
利贝特声称，当有意识的行动意向（至少是他所说的那种意向）可以与实际引发这些行动的大脑事件进行配准时，会有300～500毫秒幅度的补偿。这个补偿时间最多可达半秒钟，所以，对于任何认同我们的有意识行为控制了我们躯体运动这一原则的人来说，这看起来都不是一个好兆头。好像我们就站在笛卡儿剧场里，在这里，由于录像带有半秒的延迟，我们看到的是在别处（某个我们不在场的地方）进行的、真实的决策活动。我们还不完全是“圈子之外”的人（如人们在白宫常说的那样），但是，由于我们对信息的获取遭遇这种延迟，所以我们最多只能介入最后一刻的“否决”或“触发”。从（无意识的）总司令部“顺流”而下，我没有采取什么真正的主动步骤，也从未处在某项计划诞生的位置，但是，当已经形成的政策“流经”我的办公室时，我的确做了少量的执行调制工作。
这幅图景有说服力，但不连贯。如前所述，利贝特的模型是斯大林式的，但这时显然会有一种奥威尔式的替代模型：被试意识到他们在一个更早时刻的意向，但这个意识在他们有机会回想起它之前就被扫出记忆（或只是得到修改）。利贝特承认，这“的确提出了一个难题，但它不能通过实验得到检验”（Libet, 1985a, p. 560）。
鉴于这种让步，确定意识的绝对定时这一任务是考虑不周的结果吗？利贝特和他的批评者都没有做出这个结论。利贝特仔细区分了内容与载体，也就是被表征的东西与它被表征的时间，但他仍然试图做出一些推断，从被表征东西的前提，推出意识中表征活动的绝对定时的结论。心理学家杰拉尔德·沃瑟曼（Gerald Wasserman, 1985, p. 556）看到了问题所在：“客观外部的某个点占据一个给定的时钟位置的时间，这是容易得到确定的，但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然而，他接着就掉进笛卡儿式的陷阱：“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客观位点的内在心——脑表征的那个发生时间。”
内在表征的“那个发生时间”？在哪里发生？这个客观位点在大脑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表征本质上是连续的（大脑把它表征为在各个不同位置发生），该表征从视网膜开始，然后通过视觉系统向上移动。有一些时间和地方表征这个客观位点的亮度，有一些表征它的位置，还有一些则表征它的运动。随着这个客观位点的移动，所有这些表征也在变化，只是并不同步，它们按空间来分布。“在意识的某个瞬间，它们全都汇集到了”哪里？没有这样的哪里。
沃瑟曼指出，被试的任务，即确定在主观序列的某个时间点上这个客观位点在哪里，这本身是一个自主任务，启动它也许要花一些时间。之所以有这种难处，不仅是因为它与同时发生的其他规划之间存在竞争，而且是因为它是不自然的——它是对时间性的一种有意识判断，这种判断在行为控制中通常不会发挥作用，因此在序列中也没有什么自然意义。最终决定做出主观同时性判断的诠释过程，本身就是实验情境的人为产物，而且这个过程改变了任务，因此它并没有提供什么值得关注的信息，以使我们了解在大脑任何地方的正常表征载体的实际定时。
以下这种见解太过自然，我们必须抛弃。它说的是：在大脑深处的某个地方，一个行为激发事件（act-initiation）开始了；它开始时是一个无意识的意向，它慢慢地走向剧场，边走边获得确定性和力量，然后在某个时刻t它突然冲到舞台上，而视觉的点表征队列正在通过这个舞台，它们从视网膜出发，慢慢移动，边动边获得亮度和位置。大脑给观众或我的任务是，说出就在这个有意识的意向鞠躬入场时，在“舞台”上的是哪个点表征。一旦识别了这个点，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离开视网膜的时间，它与剧场之间的距离及其传播速度。以这种方式，我们就能确定有意识的意向出现在笛卡儿剧场中的准确时间。
这幅图景居然如此诱人，这让我很奇怪。它太容易形象化了！太贴切了！当两件事情在意识里同时发生时，这不就是不得不发生的情况吗？不。其实，当两件事情在意识里同时发生时，这不可能是所发生的情况，因为在大脑里没有上面说的那种地方。一些人认为，这种见解虽然不具有连贯性，但这并不要求我们放弃经验的绝对定时的想法。似乎存在一种替代的模型可以说明意识的启动过程，它既可以避免可笑的笛卡儿式的中央大脑，又允许绝对的定时。难道意识就不可能是到达某一点的问题，而是某个表征的问题（这个表征要超出在整个大脑皮质或大部分皮质上的某个激活阈值）？在这种模型中，一个内容要素之所以在某个时刻t被意识到，不是通过进入某个功能明确、解剖结构清楚的系统，而是通过改变它所在之处的状态：通过获得某个性质，或者让它的其中一个性质的强度提升到某个阈值之上。
意识是大脑的一种行为模态而非大脑的一个子系统，这个观点有许多值得推荐的地方（例如，参见Kinsbourne, 1980; Neumann, 1990;Crick and Koch, 1990）。而且，这种模态转换也许可以由外部观察者来计时，这就在原则上提供了一个独特而确定的内容序列来达到某个特殊模态。但这仍然是笛卡儿剧场，只要它还主张，这些模态转换的实际（“绝对”）定时是主观序列的决定标准。当然这个意象略有不同，但背后的含义是一样的。具有某个特殊性质，可以在某一瞬间为意识所知，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区分出这个性质在那时就已存在，这才是问题的另一半。虽然拥有仪器的科学观察者也许能完成这种区分，并且精度可以达到微秒以内，但大脑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人类的确对自己的经验要素的同时状态和序列状态进行了判断，其中一些判断我们还能表达出来。于是，在我们大脑里的某个点或某些点，必定可以从表征的实际定时，转向定时的表征，无论这些区分是在何时何地做出的，因此，体现这些判断的各个表征的时间性质，并不构成这些表征的内容。在大脑皮质的广阔区域传播的事件所表现的客观的同时状态和序列状态，除非它们也能被大脑里的机制精确地探测，否则在功能上并不相关。我们可以把这个关键点换成一个问题提出：是什么使这个序列成为意识流？大脑里没有观察者在观看遍布大脑皮质的宽银幕表演，即使这样的表演可以被外部观察者看到。重要的是，这些内容如何被持续进行的行为控制的各个过程所利用或被编入这些过程中，而这必定只会间接地受到皮质定时的约束。重复一遍：重要的不是表征活动的时间性质，而是被表征的时间性质，后者取决于它们怎样被大脑中的后续过程“把握”。
5．一次款待：格雷·沃尔特的预认知旋转式幻灯机
我们历尽艰辛，考察了一些复杂的情况，现在可以犒劳一下自己；我们来谈一个比较奇怪但相对容易理解的事情——通过它来清楚说明这个困难的章节的信息。我们在前文中指出，利贝特关于自我定时的实验产生了一项人为的、困难的判断任务，它把我们期盼结果具有的意义给剥夺了。由英国神经外科医生格雷·沃尔特（Grey Walter, 1963）所做的一项引人注目的早期实验则没有这个缺点。格雷·沃尔特的实验是在病人的运动皮质植入电极。他想检验的假说是：某些突发的记录活动是意向行为的发动者。于是，他让每个病人观看一个旋转式幻灯机放映的幻灯片。病人可以按控制器的按钮，自己放映幻灯片。（注意这与利贝特的实验相似：这是一种“自由的”决定，其时间选择只取决于病人内生的厌倦增长，或者对下一张幻灯片的好奇，或者注意力的分散，等等。）但病人不知道，控制器按钮其实是假的，它根本没有与幻灯机连在一起！实际播放幻灯片的，是植入病人运动皮质电极的经过放大的信号。
有人也许认为，病人不会注意到任何不同寻常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对结果很吃惊，因为在他们看来，幻灯机似乎提前知道他们的决定。他们报告说，正当自己“就要”按键但又尚未实际决定这样做之时，幻灯机就会播放幻灯片——他们在按键时就担心这样会连放两张幻灯片！按照格雷·沃尔特的论述，这个效果是很显著的，但他显然从未进行必需的后续实验，也就是引入一个可变的延迟要素，看看要在触发动作中加入多长时间的延迟，才能消除这种“预认知旋转式幻灯机”效应。
格雷·沃尔特的实验与利贝特的实验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那便是在格雷·沃尔特的实验中引起惊讶反应的时间顺序判断，是正常的行为监控任务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它就像我们的大脑据以区分从左到右的运动与从右到左的运动的时间顺序判断一样，它不像“刻意的、有意识的”时间顺序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大脑可以让自己“预期”为了成功执行它的幻灯机放映计划所需要的视觉反馈，如果反馈来得比预期早，就会触发警觉信号。这可能会为我们提供关于内容载体的实际定时和它们在大脑中的伴随过程的重要信息，但是，与第一印象不同，它其实并不能告诉我们“有意识地改变幻灯片的决定的绝对定时”。
例如，假设格雷·沃尔特的实验的一种延伸形式表明，必须在这种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加入长达300毫秒的延迟（利贝特的看法），才能消除预认知的幻灯片转换的主观感觉。这种延迟实际上所表明的就是，因决定改变幻灯片而建立的预期，经过细致调整之后，会变成预期在300毫秒以后出现视觉反馈，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以警报的方式汇报。（这就类似从加尔各答的总司令到白厅的官员在新奥尔良战役的余波中所感受到的信息冲击。[16]）警报最终在主观序列中被诠译为顺序出错的事件的知觉（在按键之前就改变幻灯片），这个事实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实时状态下，决定按下按键的意识到底在何时首次出现。被试报告的感受是，他们觉得在“看到幻灯片已经在改变”的时候，自己没有时间去“否决”已被发动的按键动作；这种感受是大脑为了（最终）选定各种内容（在不同时间里可以纳入叙事之中的内容）所做的一种自然诠释。在意识到意向的第一时间，这个感受就已经在那里了吗（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效果需要长段的延迟来“显示时间”，而且它是斯大林式的）？或者，它是在回溯中重新诠释一个原本混乱的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奥威尔式的）？我希望，现在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的预设让它没有资格成为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