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受益？
指出家庭变化给社会资本带来的负面后果，绝不是将它们归罪于女性。女性进入职场，她们与男性收入之间差距的稳定缩小以及控制生育能力的提高，总的来说都是好事。社会规范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规定了男性对妻子和子女责任的那一方面上。尽管触发这一转变的是节育和女性收入的提高，但男人要对随二者之后发生的种种社会结果负责。而且，在这些转变发生之前，男人的表现也不总是令人满意。传统家庭的稳定常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关乎情感和肉体的伤痛以及机会的丧失，并且是不成比例地更多落在女性身上。
另一方面，性别角色的这些巨大变化，并不像女权主义者声称的那样，都是明确无疑的好事。从来都是有所得就有所失，而那些损失很大部分都由孩子们来承担。这其实不至于令人奇怪。考虑到女性的角色传统上就是围绕着生儿育女，而她们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的运动要说对家庭没有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女性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常常是输家。20世纪70和80年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收益绝大部分不是来自令人向往的墨菲·布朗（Murphy Brown）式的职业 [16] ，而是来自低端服务业的工作。这些工作能为女性带来些许的经济独立，但接下来很多女性发现自己被丈夫抛弃，他们去找更年轻的女人做妻子或女友。出于生物学上的原因（男人越老越有魅力，这一点比女人要强），女人再婚的可能远低于离开她们的前夫。男性中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女性中间。受过良好教育、有进取心又有才干的女性冲破性别障碍，证明自己在由男性主导的职业上一样能够做得很好，并眼见着自己的收入增长；但同时也有未经良好教育、进取心不强、才干也不高的女性，她们试图依靠累死累活的低收入工作或（更穷者）依靠救济来抚养孩子，她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人生的地板向下塌裂。而女权主义者在谈论和撰写女性方面问题文章并借此影响相关公共舆论的时候，几乎都用前一类例子来说事，故而我们对女性贫富差距拉大过程的认识也被扭曲了。
相比而言，男人总的来说最后得失大抵相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收入和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但其他人（有时可能就是他们）欣然从照料妻子和孩子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休·海夫纳（Hugh Hefner）在20世纪50年代尚没有缔造出《花花公子》以宣扬那种生活方式，纵观历史，惟有那些位高权重又有钱的男人方能肆意接近多个女人，这也是男人们总是在权力、财富和地位上竞逐第一的首要动力。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的改变在于，普通的男人也能够过上恣意享乐、分期多偶（serial polygamy）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以前只能为社会顶尖阶层的极小一部分人所享受。大断裂时期产生的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性革命没有性别歧视，男人和女人从中同等获益，而且性革命同女权主义革命从某种角度来说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性革命服务于男人的利益，并且到头来给女性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后所期望的各种社交活动施加了明显的限制。
犯罪给社会资本造成的后果
我们可以把高犯罪率作为社会资本缺失的表现，同时二者的因果关系也可以其他方式展开。更具体地说，高犯罪率能让社区中遵纪守法、奉持规范的成员变得不信任他人，也就不太愿意同他人进行各种层次的合作。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曾说过：
掠夺性犯罪不仅危及个体，它也妨碍，极端情况下甚至阻止社区的形成和稳定。借助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纽带所形成的精微关系，我们同邻里之间建立起联系，而犯罪活动则破坏了这些精微关系、扰乱了邻里间的联系，从而使社会走向瓦解，令社会成员变成只盘算自己得失（特别是如何在人群中扩大自己生存机会）的个体。共同的事业变得举步维艰甚至遥不可及，只有在大家都渴望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17]
由于太害怕遭遇犯罪而不敢夜间出门的人，不大会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或童子军这类志愿组织（不过也有例外，正如威尔逊指出的邻里守望组织）。前文已论及，受犯罪伤害的经历同信任之间有很强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的增加是信任度下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即使邻里街区内不存在什么现实的危险（美国的绝大部分邻里街区就是如此），人们还是在当地电视台报道的刺激下对犯罪率上升抱有忧虑，从而加重了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倾向。就此而言，媒体常常起到了大而无益的作用。
人们对犯罪的看法也已影响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能力，在虐待儿童问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述，有证据表明，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英国乃至其他发达国家的虐童案发生率都上升了。但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案件，大大推高了大众关于这一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这些案件包括对加州曼哈顿海滩市一家托儿所经营者的审判（最终无罪释放），马萨诸塞州的阿米劳特（Amirault）虐童案和迈阿密的斯诺登（Snowden）案。根据多萝西·拉比诺维茨（Dorothy Rabinowitz）多年来在《华尔街日报》对此类案件的详细报道，许多（包括最终被成功定罪的）案件都是被一些躁进的公诉人所推动，并且有可能导致不少冤狱。 [18] 然而，对这些案件的媒体报道在大众中制造出某种观念，即虐待儿童的事件在美国社会正愈演愈烈。这一看法对父母如何教育孩子的处世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末，每一个学龄前儿童都耳濡目染地接受了一条基本思想，即不要相信任何陌生人。
当人们有了以孩童为对象的犯罪在增加这种认识后，其最终影响是使得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变得更加个人化。在紧密结合的传统社区，帮助孩子走向社会通常是社区的责任之一。即使在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美国，往往是由社区中的成年人而非孩子的父母，对孩子们的不良行为进行监管和赏罚。但随着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区变得越来越缺乏个性，家庭以外的成年人权威逐步下滑。经过20世纪80年代媒体报道对虐童问题的大肆渲染，当父母见到陌生人惩戒自己孩子时，更有可能叫警察来介入而不是把这种事当做社区在合法地行使权威。积极的情感表现也收到阻遏。据说学校老师都不敢拥抱孩子，因为有些这样做的老师被指控为对孩子实施性虐待。 [19]
对社会资本和犯罪之间关系的认识，促成了美国警方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对执法措施进行了颇富成效的创新改进。从20世纪60年代起，除了严重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以外，“社会失序”现象（诸如街头涂鸦、街头流浪、搞小破坏这类轻微的违法行为）在几乎每个城市里都在增多。有两种原因推动了社会失序现象的增长，一是轻微的社会越轨行为的非罪化，二是精神疾病患者逐渐采用院外治疗的方法。80年代曾有一度，纽约城的地铁列车几乎被涂鸦覆满。政府当局完全无力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这让人们深感自己的社会已经失控。
在一篇1982年发表的颇具影响的文章中，乔治·克林（George Kelling）和詹姆斯·威尔逊认为，除了通常成为头条新闻的强奸、谋杀和持械抢劫案，警察也应该对社会失序问题抱以关注。 [20] 他们指出，破损的窗户得不到及时修缮往往会招致犯罪上门，因为这种情况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即邻里街区里的人不关心这里的外在环境，因此对奉行其他类型的规范也会不太上心。克林和威尔逊认为，即使这种办法（译按：指警察对社会失序问题加以关注）不会对严重犯罪行为带来多少改观，但它能让人们对自己的邻里街区有更多好感，从而促进社区建设，提高社会资本水平。
正是由于这样的想法才出现了社区警务，并且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制度已经在美国大多数社区实行。 [21] 最早的社区警务做法是，让警察走出巡逻警车，走上街头，在那里他们可以同社区民众进行交流互动。更积极的做法是，警察帮助社区的志愿者组成邻里监督组织和体育联盟，并着力解决各种小的社区生活问题，比如派对喧闹或犬吠扰民。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城开始投入大量成本来清理地铁车厢上的涂鸦、驱走原本栖身公园的流浪者，也采取其他一些手段来让民众知晓政府将全面加强执法的决心。早期维护治安的通行做法，正如时任洛杉矶警察局长的达里尔·盖茨（Daryl Gates）所做的那样，只是在出现治安问题而且是重大犯罪事件的时候才派警力深入社区。这样做虽然节省了警力和其他警务资源，但这样做就把巡警同邻里街区分隔开来，也使当局无法获得出自与当地居民的信任关系的警情信息。 [22] 更加保守的警务部门对这种治安方式表示怀疑甚至不屑，据说这让警察变成了社会工作者，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区警务的好处变得越来越明显。 [23]
实际上，美国刑法和执法活动的改变给社会资本带来的巨大影响，超过了我们一直以来的想象。当然，不动用刑事手段解决社会失序问题有许多合理的理由，这些理由立基于尊重个体权利和尊严的美国体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和其他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认为，对诸如街头流浪这种情况进行刑事定罪实际上是在判定贫穷有罪。根据这一观点，中产阶层人士受到邋遢、散发异味的流浪者的骚扰，或孩子因被无家可归者搭讪而受惊，这些情况并不构成令人信服的、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以此将他们从街头和公园逮捕或驱走。地铁车厢涂鸦，前已说明，是一种无受害者的犯罪（victimless crime）；不喜欢这玩意儿的人无非是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无论是在为弱势者发声的人群和自由派改革人士的眼里，还是在力图遏止谋杀、强奸和吸毒犯罪激增趋势的老练冷酷的警察眼里，被标以社会失序的那些行为，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
然而，长期来看，社会失序实际上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城市的社会资本而言。乔治·克林和凯瑟琳·科尔斯（Catherine Coles）指出，大量调查结果显示，令中产阶层搬出城中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是严重犯罪，而是社会失序问题——每当他们穿过市民公园，都免不了遭到乞丐的纠缠，而且他们也不愿看到自己孩子不得不从情趣用品店旁、从站街女身边走过。 [24] 当然，也有许多其他原因促使人们逃向市郊，包括种族和学校教育的原因。但放松对小的社会异常现象的管制所带来的最大意外后果之一是，促使人们纷纷离开他们原本居住的城市邻里街区，而这些邻里街区恰恰是由有身份的中产阶层住户所组成，他们有着强烈的意愿来维护社区的行为规范。这种变化在非裔美国人邻里街区和白人邻里街区都有发生，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的种族隔离居住区被废止后，这一变化更加明显。美国许多中心城区，比如纽约的哈莱姆（Harlem）、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Roxbury）以及芝加哥的南区（South Side），居民人口实际上在减少，与之相伴随的是事业有成的住户搬到城郊或者更加安全的邻里街区。 [25] 留下来的是那些相对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犯罪倾向更强的社区居民，他们占社区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随之则是构成社会资本基础的社区价值观开始急剧败落。轻微的社会失序会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导致许多形式上更危险的犯罪行为，并导致社区瓦解。
20世纪70和80年代，装有门禁的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美国的城郊，它们被许多人视为美国社会缺少信任、原子化和彼此孤立的生动例证，或者说一个“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的美国的生动例证。这些人也不外如是。这些门禁式社区不再像简·雅各布斯所描述的美国小镇那样，人行道上人流如织，或房舍的前廊朝向街面，而是变成，住户晚上回家时要驾车经过安检，下车后径直回到家中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甚至不需要向隔壁邻居打声招呼。不过，这类社区最初兴起的原因并不是有了汽车和廉价的汽油，以及某些社区成员的小肚鸡肠，门禁式社区是力图在院墙内重建曾经存在于城市邻里街区和（城郊居民成长于其中的）小城镇中的（人身）安全环境。如果当局不再设法限制行乞和涂鸦行为，住户只有自己设法实现，并在此过程中把他们自己同广阔社会隔离开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当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有所保障的时候，人们又涌回城市，毕竟城里的生活更加有趣。就此而言，社区警务以及其他虑及社会资本问题的警务创新，在振兴纽约等美国城市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比单纯的犯罪情况统计所能显示的要多。
[1]在意大利，六十岁以上和二十岁以下的人口一样多。在向低增长变化的情境下，联合国人口署在1997年开始第一次预测抚/赡养率：六十五岁以上受赡养的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比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整个西方世界中，现在的比例为20%（即每五个劳动人口要赡养一个人），但是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在德国会达到60%，在日本为65%，而在意大利则达到令人惊讶的80%。这些预测基于一种假设，即在没有巨额的外来人口涌入的情况下，生育率在即将达到低谷之前会持续走低。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在未来的五十年中，生育率会否突增。然而，对欧洲和日本急剧减少且老龄化的人口预测，并不需要对未来行为做出夸大的假设；它们是源自大断裂时期所形成的生育模式，参见Nick Eberstadt, “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ublic Interest no. 129(1997): 18.
[2]Jean Fourastie, “De la vie traditionelle a la vie tertiaire,” Population (Paris) 14 (1963): 417-432.
[3]Eberstadt, “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 21.
[4]Lionel Tiger, The Decline of Males (New York: Golden Books, 1999).
[5]James S. Coleman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66).
[6]Daniel P. Moynihan, The Negro Family: A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65).
[7]See, for example, Carol Stack,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see also William J. Bennett, “America at Midnight: Reflections on the Moynihan Report,” American Enterprise 29 (1995).
[8]其中第一次提出该论点的是Elizabeth Herzog and Cecilia E. Sudia, “Children in Fatherless Families,” in B. Caldwell and H. H. Ricciuti,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关于更为近期的观点，参见Michael Katz, The Undeserving Poor: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Welfare (New York: Pantheon, 1989), pp. 44-52.
[9]See the evidence summarized in Sara McLanahan and Gary Sandefur,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9-94.
[10]Ibid, pp. 24-25; Greg J. Duncan and Saul D. Hoffman,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arital Disruption,” Demography 22 (1985): 485-498.
[11]译注：福山在这里运用了心理学中沟通分析理论的概念，该理论将人格分为父母、成人和儿童三类独立性态，其中人格的父母性态中又包括“养育型父母”（nurturing parent）和“控制型父母”（controlling parent）两种性态。
[12]父亲对孩子影响的研究仍缺乏，关于这一点，参见Suzanne M. Bianchi,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Men in Families,”’ Demography 35 (May 1998): 133.
[13]对这一话题最好的概述之一，参见David Popenoe, Life Without Fath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另见Patricia Cohen, “Daddy Dearest: Do You Really Matter?”New York Times, July 11, 1998, p. A13.
[14]See, for example, Davi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1995).
[15]Robert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PS (1995).
[16]译注：《墨菲·布朗》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女主角墨菲·布朗是一名电视台女记者。
[17]Jam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 26.
[18]Dorothy Rabinowitz的文章包括 “Kelly Michaels’s Orwellian Ordeal,”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April 15, 1993, p. A14;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WSJ, January 30, 1995, p. A20;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II,”WSJ, March 14, 1995, p. A14;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III,” WSJ, May 12, 1995; “Wenatchee: A True Story,” WSJ, September 29, 1995, p. A14; “Wenatchee: A True Story—II,” WSJ, October 13, 1995, p. A14; “Wenatchee: A True Story—III,” WSJ, November 8. 1995, p. A20; “Verdict in Wenatchee,” WSJ, December 15, 1995, p. A14; “The Amiraults: Continued,” WSJ, December 29, 1995, p. A10; “Justice and the Prosecutor,” WSJ, March 21, 1997, p. A18; “The Amiraults’ Trial Judge Reviews His Peers,” WSJ, April 10, 1997; “Justice in Massachusetts,” WSJ, May 13, 1997, p. A22; “The Snowden Case, at the Bar of Justice,” WSJ, October 14, 1997; “Through the Darkness,” WSJ, April 8, 1998, p. A22; “From the Mouths of Babes to a Jail Cell,” Harper’s (May 1990): 52-63.
[19]June Kronholz, “Chary Schools Tell Teachers, ‘Don’t Touch, Don’t Hug’,”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8, 1998, p. Bl.
[20]James Q. Wilson and George Kelling, “Broken Windows: 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Atlantic Monthly 249 (1982): 29-38.
[21]关于社区政策的概论，参见Robert Trojanowicz, Victor E. Kappeler, Larry K. Gaines, and Bonnie Bucqueroux, Community Policing: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2d ed. (Cincinnati, Ohio: Anderson Publishing, 1996).
[22]“警察在获取信息时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对公民有一定程序的信任，相信他们会与警察合作。” Ibid, p. 10.
[23] Wesley G. Skogan, Disorder and Decline: 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p. 15.
[24]George Kelling and Catherine Coles, Fixing Broken Window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p. 12-13.
[25]关于这个过程的解释，参见Nicholas Lemann, The Promised Land: The Great Black Migration and How It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pp. 347-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