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政治
个人与国家及其政府机构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虽然关于这种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但安全永远是最根本的基础。国家保证公民的安全，从而换取公民遵守法律、做出贡献（如服务或纳税）。公民保护、财产权、法治社会、不同程度的政治参与以及从事个人活动和商业活动的能力，都是这种关系的延伸。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本身，以及个人权利和福利都在不断演变，这种社会契约的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大。人们希望通过教育和培训来胜任工作。人们需要稳定的就业，安全的工作环境，公平的工资福利，如带薪假期和病假，以及职业发展路径。继续发展下去，职位满意度和工作灵活性也会变得很重要。公民要求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优质的基本商品和服务。他们还希望有更多的选择。个人的收入水平，要能够积累起足够的退休储蓄，进行稳定和安全的投资，获取合理的财富回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公民权利早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最低保障。而随着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政府发现，想要满足这些期望，难度越来越大，于是引发了社会上的不安情绪。人们习惯了战后时期的相对稳定和富裕，非常重视未来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2008年之后，不确定性的增加造成了社会不稳定，这在政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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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卡梅伦呼吁就英国脱欧举行公投，从而缓解保守党内部的紧张关系，并保护该党免受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反欧盟英国独立党的围攻。公投这一举措，在无意中释放了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第一股力量，为鲍里斯·约翰逊提供了追求首相职位的机会，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第二股力量，充分展现了英国内部不同的阶级、财富水平、教育程度和地域之间的紧张关系。
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高、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家财万贯的这群人，尤其是在英格兰东南部，更倾向于留在欧盟。那些缺乏足够技能和教育水平，无法支撑社会流动性的人，是反欧盟的。其中很多人这辈子都困在死胡同里。“投票脱欧”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脱欧派沉浸在掌握主权、夺回控制权和恢复民族自豪感的承诺中无法自拔。他们想要相信，只要投反对票，一切问题都能解决。脱欧人士对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或此举的实用性根本不感兴趣。留欧派则被反对者称为“压箱底的抱怨派”，同样对脱欧派真正关切的问题不感兴趣。
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也依赖于脱欧派的支持。他聪明地将目标瞄准在那些弱势的、不被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的群体，也就是那些被遗忘的人，尼克松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专注于白人身份政治，重复着简单的、分裂的、政治上不正确的主题，包括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反对移民等等。
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反政治的政治家，可以将整个国家从脱离老百姓的精英和政治走狗手中夺回来。这是针对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而专门制定出来的绝妙策略，希拉里因自身的历史和丈夫总统任期的遗留问题而受到拖累。
和鲍里斯·约翰逊一样，特朗普利用了一部分心怀不满的民众的愤怒情绪，因为他们和他一样，都对移民和自由贸易持悲观态度和敌意。约翰逊和特朗普都刻意营造出局外人的虚假人设，以增加自身的吸引力。约翰逊精心安排的凌乱感，特朗普与生俱来的前后不一致，都增强了他们的吸引力。选民将他们视为自己人。事实上，这两位领导人对他们的支持者根本不感兴趣，一心想成为“世界之王”，这就是鲍里斯童年时代的抱负。
英国和美国并不是特例。在欧洲，特别是前社会主义的东欧集团，民族主义领导人和他们发起的运动得到了民众的拥戴。类似的趋势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也十分壮大。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意大利）、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匈牙利）、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土耳其）、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印度）、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菲律宾）和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巴西）的崛起，都是同一股力量推动起来的。民众渴望得到明确的承诺，于是众多国家纷纷选出了姿态强硬的领导人，他们的特点是掷地有声地给出解决方案的承诺，明确要带领国家回归确定性。即便是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2018年更名为国民联盟）和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等政治运动最后没有实际掌权，政治议程也是由他们塑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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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人更关心谁给他们最喜欢的球队当教练，才不在乎谁在治理国家。虽然这样的现实情况目前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已经有一些人开始改变心态。
新近出现的民粹主义和愤怒政治，是建立在所有发达国家的边缘化民众的基础之上的。疲弱的经济摧毁了许多工业地区和城镇。因为无法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企业相竞争，工人们失去了工作，其中最惨淡的就是制造业，由此导致这一社会阶层的下滑。于是，他们开始反全球化、反贸易、反移民、反技术，认为就是因为这些力量才让他们遭遇不幸。这些人一般都是社会保守派，觉得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身份受到了冲击和威胁。在经济和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们认为政治和制度上的精英不能明确地代表他们的需求和偏好。
战后阶段，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发展成了两党政治或类似的制度，权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两党间进行交易。保守派或中右翼，代表着自由市场、商业、个人与财产权利，以及自由的价值观。他们追求成功的文化，认为财富可以像涓涓细流一般滋润整个社会。进步派或中左翼人士，相信政府应该加大干预的力度。他们对商业持谨慎态度，喜欢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并支持国家资助的教育、医疗和福利安全网。
进步力量最初的支持者是工薪阶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类人的关注点转向了其他问题：种族和性别平等、少数群体、文化和环境等等。蓝领阶层、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以及农村选民，对富裕、自由的城市人所倡导的自命不凡的政治愿景不感兴趣。中左翼的支持率也出现了下降。
其实无论怎么看，两派提出的政策都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中右翼向中左翼借鉴学习，来软化其自由市场政策。中左翼向中右翼借鉴学习，来创造财富，用于投入再分配或资助社会议程。政治选择的缺乏，意味着整个国家只能由难以分辨的、彼此交替的寡头来统治。这就令政治结构变得异常脆弱。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选举的动态发生了变化。英国脱欧所暴露出的社会差异，远远超越了传统的阶级、职业、地域或左右差异。社会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留欧，一派支持脱欧。保守党和工党支持者投票脱欧。年龄较大的选民支持脱欧。年轻人压倒性地投票支持留下。新移民支持脱欧，因为这些移民都很诡异地持反移民倾向，担心比自己后来的移民要么吸收掉稀缺的资源，要么威胁到自己的发展。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传统共和党人、铁锈地带处于劣势的民主党选民、农村选民、西班牙裔，以及亚裔美国人。
手握大权的政治力量，试图用金钱这种万能解毒剂来对抗民粹主义。政治斗争的背后，是老百姓看不见的竞选力量和政党资金。在付费竞逐的政治中，既得利益集团试图通过把钱投给受青睐的候选人，来影响政策和选举结果。隐藏在充当宣传机器的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智库和政策机构背后，大企业和大富豪都想将自己的手指按向选举的天平。
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从传统上来看，整个体系是建构在相互制衡的力量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某个政体中，权力同时存在几个中心，彼此之间可以有效地形成相互平衡和对立。大企业和大富豪会遭遇劳工组织的反对。而由于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工会早已衰落。而这就意味着，之前所达成的那种稳定的平衡，早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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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政客们本人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曾发出警告称，决心要统治人民的人，肯定是最不适合做国家领导的人。微薄的薪水，公众对个人生活的持续监督，以及为竞选活动筹集资金的需求，令许多真正有能力、有才干、有政治抱负的人士望而却步。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这些政客对历史和传统的了解都非常浅薄。他们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或原则，追随的是潮流而不是信仰。他们在立法和制定政策时，并不了解其内容本身，也不了解其真正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影响。支撑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是自以为是的错觉和某种卑劣的狡诈心理。
他们都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人，从小到大，一直在大学辩论社团、智库和政党政策立场中往返穿梭，还有人担任民选官员的顾问或助理。许多人与当权者有亲戚关系，或者本身就出身于显赫的政治王朝。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缺乏商场实战经验，也没有某个专业领域的特长。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出类拔萃之辈》一书中写道，林登·约翰逊副总统在阅读肯尼迪内阁成员简历时评论说，但凡里面有人真的竞选过一些脚踏实地做事的职位，比如治安管理员之类的，他都会感觉心里踏实得多。与此同时，政治圈层里还存在近亲繁殖的现象。政治环境中的旋转门，指的就是被赶下台的政客会进入适合自己的政策研究所、基金会、游说团或律师事务所，随时等候着政府换届，再把他们提上去。
众所周知，现任官员所做的诸多决策，质量确实不行。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奉行“蛋糕主义”，让自己不必做出艰难的选择，依然可以将治理进行下去。英国首相鲍里斯对自己奉行的蛋糕主义进行了著名的总结：既要拿，也要吃。与之相伴的是“精神鼓励主义”，不花钱也要给自己拉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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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斯认为，真正的领导力，需要敢于直面时代固有的主要焦虑和问题所在。如果拿出这个标准来，那么如今的政治家根本称不上是领导者。如今的政坛人物，只关注自己的人气，沉浸在对公众舆论的复杂分析中，总想着怎样暗中操作才能占得上风。
主要政党的执政态度都非常谨慎，毫无灵感，将关注点全部放在自己和本党的议程上，根本不考虑更广泛的利益群体。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维持一切正常的表面现象，以便让民众产生信心，相信当下的经济仍然十分强劲。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只需要继续借债，继续印钞，继续降低利率，继续货币贬值。无论是经济增长、资源紧缺、贫困问题，还是男性秃顶和双下巴的问题，都通通抛给技术和市场。再举办一场峰会，就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遇到有争议的社会问题，政客们就会对其中的每一方都给予支持，要么就是因为害怕冒犯而对问题拿出完全回避的态度。
政治中心不出所料地崩溃了，其总选票份额稳步下降。左右两派的敌对力量逐渐发展壮大。由老练的煽动家来领导，充分利用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心中那股强烈的怨恨情绪。他们迎合了民众立即彻底改变体制的要求，因为现有体制早已辜负了这些人。
正如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所理解的那样，政治就是仇恨组织。人们不是投票给他们喜欢的人或他们拥护的想法，而是选择不投票给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政客们将愤怒指向任何一个可能的目标——精英、移民、欧盟、其他国家。技术的运用，让他们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将信息传达给目标受众。
政治进程也失去了说服力和最基本的礼貌。政客将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汇编成一场精彩的表演。外表的重要性远大于内涵。特朗普总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作为电视真人秀节目名人的地位。鲍里斯·约翰逊则利用自己的媒体生涯和精心设计的凌乱发型，打造出了自己独有的政治品牌。
推特上的口号，取代了深思熟虑的政策。领导人采取三角策略，选择最受欢迎和最受支持的立场。他们利用挑拨离间的政治手段来分裂对手和选民，利用种族、地区和其他人口统计数据对舆论进行分化，以便从中获取政治利益。
选举期间，政客们利用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面包和马戏”策略来贿赂选民。面包就是减税、福利和食品券。这个马戏团不断通过平板电视、电脑屏幕和手机播放着各种新闻、恐怖主义和战争剧、名人花边和色情作品。选举过程和党派政治报道，也是马戏的一部分。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表明，只要有正确的规划和有利的环境，人们什么东西都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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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人不断更替。钟摆在不同的思想和力量之间不停摆动。但改变的希望依然存在。
2020年11月，经历了令人不快、脾气暴躁的竞选演说之后，特朗普最终被击败。他在普选中以大约600万张选票的差距落败，但选举人团对农村选民的偏重，使这场竞选在关键州势均力敌。
特朗普早就认识到，重要的不是投票的人，而是那些计算选票的人。选举结果对他不利，总统的反应也可想而知。
即使按照特朗普的标准，他随后说出的谎言也到达了令人震惊的高度。在美国国旗的背景衬托之下，特朗普单方面宣布胜选。还说有一群可怜虫在欺骗公众，阻止他获胜。他呼吁投票及早停止，因为他在关键州的领先地位是不可逾越的。直到现在，也没人清楚特朗普究竟说的是投票（当时已经停止）还是点票（当时仍在继续，因为点票需要花点时间，有时要几天才能完成）。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没有意识到，如果停止计票，就相当于把总统的宝座拱手让给他的对手。随后就是澄清。意思是说，在特朗普处于领先地位的州，计票工作要停下来，但仍有大量可能有利于对手的邮寄选票尚未得到清点。在特朗普落后的地方，投票应该继续，大概是要一直继续到他领先才能停止。
由于担心自己的选举结果，特朗普在选举前多次对邮寄选票的方式提出毫无根据的怀疑。此时他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有人篡改选票。如果不宣布获胜，那么特朗普就将前往最高法院。他在那里亲自任命了三位大法官。而且，最高法院里保守派占多数。实际上，可用的法律途径非常有限，就算动用法律武器，也不太可能影响选举结果。
伴随这轮闹剧上演的信息轰炸，让公众感到非常困惑。特朗普把他的新闻发布会安排在电视网晚间新闻的黄金时间段，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吸引观众。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很多电视台在总统讲完之前就匆匆更换节目，主播们也赶忙出来纠正他的谎言。就连一向热心为特朗普充当啦啦队角色的福克斯新闻频道，也对观众说，选举舞弊的证据并不存在。
特朗普之所以会讲出这些话，是出于自身的心理问题。自恋者根本无法接受有人对他的优越性发起挑战。失败对他们的自尊心会构成灾难性的威胁。他，特朗普，竟然会输，这简直不可想象。所以总统需要让支持者相信他并没有输，他只是暗深势力集团发动政变的受害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实际考虑。如果特朗普不再担任总统，就会失去法庭程序中的各项豁免权。
某电视频道将特朗普的行为比作不顾一切地将点燃的火柴扔进汽油桶。就在计票工作进行之时，支持特朗普和反对特朗普的示威者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对决定投票结果的关键摇摆州继续计票这件事，表示反对或支持。暴力对抗事件随时可能爆发。有人担心，武装民兵在特朗普的“整装待命”的鼓励下，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当拜登宣布获胜时，特朗普拒绝让步，重申了选举结果不实的指控，威胁马上就会有法律方面的挑战。他猛烈抨击那些为对手站台的媒体。信徒们懦弱地为总统辩护，用一位资深记者的话来说，他们表现出了保护独行侠的印第安人的独立劲头。在费城一家位于火葬场和成人用品店之间的园林用品商店之中，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匆忙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对选举舞弊做出了毫无根据的指控。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以自我为中心，乐于通过摧毁美国来拯救自己的总统宝座。
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备受争议的选举，都破坏了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法律诉讼可能会引发宪法危机，还有可能伤及法院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总统在没有获得绝对多数选票的情况下，通过选举团赢得选举，那么这将是他第二次，也是自2000年以来共和党人在四次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的第三次。煽动人们对投票结果的怀疑，也损害了老百姓对选举和民主进程的信心。
有人觉得，如果特朗普输了，他可能不会离开白宫，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最后这场总统交接也并不怎么体面。在拜登正式就职之前，特朗普继续阻挠控制疫情的行动，对竞争对手进行报复，并对盟友进行一一赦免，给予最后时刻的支持。
有很多人纷纷猜测特朗普的未来。他曾表示，如果输给“瞌睡乔”，他可能会离开美国。“瞌睡乔”是特朗普给拜登起的外号。这位落选的总统可能会推出特朗普电视台，让自己成为明星。推特为他的媒体部落提供了一个长期平台。他影响新闻圈的能力依然存在。这场选举闹剧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当选总统拜登，而是落选总统特朗普。特朗普比拜登年轻，不排除他在2024年以共和党人或本党领袖的身份复出的可能性。特朗普家族成员也可能会在未来坐上高级公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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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令人想不通的是，这场竞选结果为何会如此接近。几个月来，民意调查一直显示拜登和民主党明显领先。
凭借对大量数据进行密集分析而成为明星式人物的民意调查专家，给出了一堆借口，说抽样困难、误差容限、低回复率，以及特朗普选民的回避态度，都是原因所在。2016年的民调同样也出现了错误，当时也有人提出了同样的辩护。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建议民意调查人员去找找收入更高的工作，比如去工地搬砖或者卖苦力之类的。
牢骚满腹的专家学者，对民主党究竟为何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压倒性胜利而感到困惑不解。一位颇具幽默感的评论人士称，实在不行就再搞一场政治竞争，这样民主党就能想办法再输一场。
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时期，可谓动荡不堪。实际上他支持率并不高。众议院对他提起了弹劾。总统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十分不当。除了避免发起新的海外战争之外，他并没有兑现在2016年竞选时做出的承诺。他煽动种族主义、厌女倾向和恐同心态。他宣扬阴谋论，比如默许人们认为民主党人是崇拜魔鬼的恋童癖。他称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是“下流的”“怪物”。
在民主党大会上，拜登引用了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作品。他想传达的信息，就是虽然历史上充满令人绝望的历史记录，但人们依然要坚持奇迹般的希望和正义感。拜登唤起了人们对治愈的渴望。但希望并不能保证结果。特朗普的对手，还是无法说服半数选民。2020年的大选，只不过用事实证明了美国的分歧根深蒂固，难以逾越。
选民分成鲜明的两派，势均力敌。两派都被苦涩、怨恨的怒火所点燃。两派的生活和信仰圈子，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关联，更没有重叠。每一派给自身的定义，首要的就是对另一派的否定。他们冲着对方大喊大叫。这是纯粹的对立政治。选举根本不能解决这些分歧。
拜登和近年来当选的其他几位美国总统一样，不可能始终获得参众两院的支持。拜登在经济、社会和公共卫生政策领域施展拳脚的范围非常有限。像环境、国际关系、种族、少数民族权利和不平等这样的分裂性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其结果只能是陷入僵局。美国可能就是无法得到治理的国家。如今，总统仅仅是这个国家的守护者，在这里，半数公民始终在质疑总统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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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团体之间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也不以政策问题为中心。
保守派的命运与特朗普密不可分，他们已经远离了自由市场、贸易、开放边境和审慎的财政。取而代之的是一堆所谓的能赢得选票的策略，目标是经济困难的白人男性和福音派。这些策略包括孤立主义、去全球化、保护主义、国家补贴、减税、任用富有同情心的法官、反对堕胎或性别权利、任人唯亲和本土主义。在2020年之后，一位共和党政客非常认真、毫不讽刺地宣称，共和党这个代表商业和财富的政党，现在是代表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进步派认为，到2020年大选，只要是除特朗普之外的任何人就足够了。为了安抚党内的激进派，民主党出台了几个令人厌倦的方案，包括对气候变化的认可和文化战争的发动。核心原则上的内部分歧和党内不团结，就这样被掩盖住了。选举结束后，一位民主党人认为，民主党已经变成了沿海地区城市精英的政党，关心的是对文化问题进行管制，早就不再代表工薪阶层了。这一批评遭到了否认，但深层次的分歧仍在暗处发酵。
民主党拒绝承认选民基础分裂的事实。他们认为，民主党支持者在几十年的过程中逐渐叛变，这是不正常的。2020年，确实有一些白领工人重新回到了民主党行列。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选民，也对拜登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他们把票投给这位前副总统的时候，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热情。也许，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只是因为厌倦了混乱，担心自身的生存。
无论他有什么缺点，特朗普总统都牢牢抓住了支持者的软肋。他夸大自己的商业资历，声称自己一手打造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时代。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不是他的错。他能让经济再次繁荣起来。
虽然败选，但特朗普却获得了比2016年更多的选票，总票数位居第二。在“老大党”的历任候选人中，特朗普获得的少数族裔支持率算是很高的。民主党人也没有因为获胜而提高他们在国会的地位。如果没发生疫情，那么特朗普很可能会连任。
特朗普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做法，以及怂恿不实传言的行径，都迫使共和党人为特朗普进行辩护。这就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支持者群体及党内的权力。虽然特朗普为了个人荣耀而谋求高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他都会继续对亚伯拉罕·林肯的政党和保守派政治进行彻底的重塑。
特朗普的败选，并不意味着他崛起背后的因素消失了。有半数选民投出了七千多万张选票，他们并没有否定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纲。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全球布局与狭隘视角的对立、受过教育的人与未受过教育的人的对立、黑人、有色人种与白人的对立、宗教与世俗的对立，这诸多对立情绪将在长期的“内战”中愈演愈烈，而这场内战究竟会表现为何种强度、什么形式，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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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这股大潮，基本都倾向于狭隘的统治、沙文主义、仇外心理，以及部落、种族或宗教沙文主义。
美国没有果断拒绝特朗普，这样的事实极大地助长了世界各地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气焰。特朗普粉丝群的庞大规模充分说明，反对多边主义、全球化、移民、精英、专家和机构的态度，在选举中仍然很受欢迎。巧合的是，在2020年美国大选结束之际，英国脱欧阵营的知名人物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宣布重返政坛。
美国的政治轨迹，严重削弱了国际合作的前景。特朗普在外交事务上恃强凌弱的作风，拿出做买卖的心态秉承“美国第一”的理念，会让其他国家对与美国结盟保持警惕。令人担心的是，拜登总统任期内发起的任何变革，都很可能被未来上台的政府再次逆转。这就使得应对需要全球协调行动才能解决的问题变得异常艰难，这类问题包括全球卫生紧急情况和气候变化等。
当今世界，在诸多基本问题上都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因为前辈留下的无法逃避的历史遗留问题，叠加不可控制的现实问题，如今的人们备受拖累。政客就算有心改变发展方向，也没有施展拳脚的空间。民粹主义对手步步紧逼。
政治进程的恶化，与经济、环境和资源前景的逐渐暗淡，是同时发生的。现代政治思想和争论，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败的结局水落石出，很多社会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流氓资本主义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结构日益复杂、联系深不可测、变化急速发生的世界中，再加上民众对简单解释和无痛答案的渴求，就注定了政治体系的无能为力。在谈到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漫画家R.K.拉克斯曼（R.K.Laxman）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总结出了这样的趋势：开始时，尼赫鲁对每一个困难都有一个解决办法，但到最后，每一个解决办法都面临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