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时代，社会只是个虚幻的概念，只有经济和个人财富，也就是影响到储蓄和投资的房产价值和股票市场，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而将房产价值和股票市场牢牢抓在手中的，则是政府官员和央行行长。
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与战后繁荣直接相关。他们常说，战后繁荣是他们智慧与执行力合璧所取得的成果。格林斯潘可谓是政治和公共关系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在他的运筹帷幄下，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成了美国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大权力之主。在一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央行行长成了摇滚明星般的存在，媒体对他们的一言一行进行无比虔诚的报道，分析师们也对他们的句句箴言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对政策制定者及其理论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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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济学家都“谦逊”地认为，经济学是全世界重要性排名第一的社会科学，既适用于金融和社会问题，也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 [1] 统计数据和用于建模的复杂数学，又给经济学蒙上了一层严谨而科学的面纱。凯恩斯在谈及这一现象时，曾说过：“最近，有太大比例的‘数学’经济学——仅仅是两个学科的简单混合体，和这种理论最初所依据的假设一样的不明确，让作者在眼花缭乱的自命不凡而无所助益的符号海洋中，忽视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关系。” [2] 实际上，经济学就是宗教，还有不同的教派。只要符合政府的意识形态框架，并能带来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就会皈依任何一个流行的经济学教派。
不同宗派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会在任何一个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之间的恩怨，促生了201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经济学偏执风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Economics ）的论文。 [3] 在货币作用和银行功能等基本问题上，经济学家都存在意见分歧。关于人类行为的理性最大化、有效市场、稳定偏好、均衡等关键假设，都与现实完全脱节。模型预测是不可靠的。缺乏商业经验和市场经验的经济学家和央行行长，总是彼此为伴地采取行动，他们将智慧和知识、知识和数据、数据和噪音统统混为一谈。
只可惜，当脱离了模糊的社会学、政治和历史背景时，复杂现象基本上不会和经济模型完全相符。2008年，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担忧，让经济学家们措手不及。切斯特顿认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真正麻烦是……表面看来比实际上更有数学特征，更符合规律；它的严谨性是明显的，但它的不严谨性却是隐藏不可见的；其野性正蓄势待发。” [4]
各国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都在努力制订应对危机的方案。政策制定者可用的主要工具有两种：财政政策与预算政策、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政府还可以直接采取行动，对银行业等关键部门进行监管，或对经济活动的模式下达指令。2008年危机之后，政策制定者采取了所有能用得上的措施，这与长期坚持的观点是矛盾的。长期以来，政府一直秉承，在自我监管和自动修正的自由市场中，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干预。套用伏尔泰对医生的描述：在他们完全不了解的经济体系中，开出他们自己也搞不明白的药方，去治疗他们摸不着头脑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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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预算赤字巨大，以超过税收收入的支出来刺激需求，对脆弱的金融体系进行资本重组。如果政府能调动起国内外投资者的闲置资金来借款，只要不会因此排挤掉其他借款人，就会增加总需求。
但是，财政刺激并不总是能发挥作用。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在各国政策缺乏协调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增加进口，加剧贸易失衡，而不能促进国内活动。
如果额外支出为消费提供了资金，那么就必须持续下去，才能保持效果。如果额外支出为基础设施等投资提供资金，那么长期效果究竟如何，就取决于项目本身。如果投资产生的回报较低，那么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因为资本就这样被困在了劣质资产之中。由政治或意识形态驱动的资本配置不当，会损害到收益。在投资问题上，政府和私营企业一样无能而低效。而投资项目一旦竣工，还需要不断进行维护，这也会占用稀缺的财政资源，加剧投资回报率的低迷。
日本、欧洲都有所谓的“鬼城”，有空空如也的建筑和机场、通往荒无人烟之处的公路和桥梁。“鬼城”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代表。
凯恩斯的著名观点是，雇佣工人在地上挖洞，然后再把洞填上——实际上就是通过创造活动来恢复经济健康，哪怕这些活动除了提供就业以外没有任何价值。这一理论假设，新就业者的消费支出，将引发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就业率上升的良性循环。
这就依赖于财政乘数效应，即政府支出每增加1美元，经济活动就会相应成比例增加。如果乘数大于1，那么就能创造一个自我维系的复苏过程。如果低于1，那么政府支出可能会带来社会效益，但会影响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长。
然而，乘数究竟是几，却很难估计出来。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同事丹尼尔·利（Daniel Leigh）发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现象：当政府在危机后通过削减公共支出或增加税收来实行紧缩计划时，乘数比预期的0.5要大得多，最高能达到1.7。如果政府、金融部门、企业和个人同时削减债务，就会导致比预期更剧烈的收缩。同样，在私人部门需求萎缩和债务减少的环境之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导致乘数降低，因为政府支出不能完全抵消掉私人经济活动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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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赤字必须得到融资，这就要求政府举债。到了2009年，面对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紧张不安的情绪日益强烈。
在对历史上数百年来发生的金融危机进行数据提炼之后，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认为，占GDP 60%~90%的主权债务水平，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5] 2013年，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三位经济学家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颇有电影《搏击俱乐部》的意味）称，因为莱因哈特和罗格夫采用了非正统的统计数据，并且在电子表格中犯了个错误，所以结论夸大了在较高债务水平之上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曾经对初始研究表示担忧的批评人士，原本无人问津，此时也成了热门人物。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明星经济学家俱乐部的成员资格由此受到了挑战，于是只能绝望地辩称，他们在分析过程中没有强调任何一个数字，没有暗示任何因果关系，重新计算仍然支持他们得出的论点。但在之前的评论文章、演讲和采访中，他们并没有提到这几点，而是不断提示债务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支持大幅削减债务水平。罗格夫不乏威胁意味地指责他的批评者，说他们是在策划一场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 [6]
申请拨款的压力、商业机会的诱惑、虚荣心的膨胀，已经败坏了学术标准，降低了专业责任。在2010年的纪录片《监守自盗》中，查尔斯·弗格森采访了美联储前副主席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米什金在冰岛研究项目上，拿到了12.4万美元的报酬。这项研究一开始的主题是《冰岛的金融稳定》，但在全球金融危机摧毁了冰岛这个国家之后，米什金便将这项研究在自己简历中定名为《冰岛的金融不稳定》。米什金坚称，这一差别只是无心之失的错别字，还怪罪纪录片对此小题大做。 [7]
实证研究表明，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没有找到明确的临界值。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欧洲政府，都在利用莱因哈特-罗格夫命题来为紧缩政策进行辩护。这些政府官员不一定读过这份研究论文，只是单纯地抓住了那些先入为主、出于政治动机的政策支持要点。
实际上，政府债务很少真的能得到偿还。这是一个在偿还债务和保持投资者信心之间做权衡的问题，所以到期债务总是能再融资。可容忍的主权债务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在以本国货币进行借贷的国家，关键就在于其说服投资者购买债券的能力和印钞的意愿，除此之外，主权债务本身没什么瓶颈。如果某国的货币还用于全球贸易，受到各国央行的欢迎，将其作为外汇储备进行投资，那么借债的空间就会更大。这就使得美国得以继续借入大量资金，为其预算和贸易赤字进行融资。
像日本这样拥有庞大国内储蓄池的国家，政府自身也具备强大的借贷能力。低利率使借贷水平持续提高。虽然短期债务容易受到市场崩溃的影响，但期限较长的债务，以及到期日较为分散的债务，都能提高政府的债务能力。
可持续的债务水平，还取决于该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及其预期经济增长。一个有活力、能够实现高水平增长的经济体，以及由此带来的产生额外税收的能力和提供有吸引力投资机会的能力，可以让这个国家比前景不明朗的经济体维持更高的债务水平。正如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所言：“成功就意味着荣誉。金融家们总会毫不犹豫地借钱给繁荣的实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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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将官方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很多都降到零（即所谓的零利率政策，ZIRP）。随着利率降至零，改变货币价格（即利率）的能力也就发挥到了尽头。于是，央行开始通过量化宽松（QE）来增加货币量。
如果一个经济体以现金为基础，那么量化宽松就意味着印钞。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府为了满足纸币印刷的巨大需求，连报纸印刷厂都接管了下来。在现代经济体中，量化宽松要求央行购买证券（主要是政府债券），通过这种方式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
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7-2008年之前的5万亿~6万亿美元，扩大到了18万亿美元以上。注入金融系统的资金，足够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购买一台大尺寸平板电视。到2015年，在许多发达国家，央行资产占GDP的比重达到20%~30%。在日本，这一比例达到80%。
这里面的底层逻辑属于基础经济学范畴：促进增长、刺激通胀，从而令现有的高债务水平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由量化宽松融资的预算赤字，用来支持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人为的低利率，有助于刺激需求，并通过降低债务成本来进行债务管理。同时，量化宽松还会引发通胀，提振名义增长，通过提高GDP来降低债务与GDP之比。
可持续的借贷水平，取决于现有公共债务水平（占GDP百分比）、当前的预算状况（占GDP百分比）、名义利率和名义增长率：
政府债务变化=预算赤字+［（利率×债务）－GDP增长］
假设借贷成本为3%，债务与GDP比率为90%。假设预算平衡，那么这个国家至少需要2.7%的增长率，才能避免增加债务负担。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各国政府扩大了借款规模，但需求长期不足的现实情况依然存在，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尚未恢复到所需水平。目前，高水平的债务、结构性预算赤字、低增长率和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使许多国家的公共财政难以为继。这不是债务的问题，而是增长的问题。目前的政府债务水平，只有在经济增长迅速恢复到高水平的情况下才能持续。因为最近的经济增长是由债务推动的，所以信贷增长一放缓，就会减缓经济活动，这就使得借贷变得不可持续，形成了一个致命的恶性循环。
全球经济停滞不前，而实力较弱的国家就成了“债券义和团” [9] 的攻击目标。一番操作下来，这些国家就很难获得融资，只得被迫提高融资成本。各国别无他法，只得实施紧缩计划，削减开支，增加税收，以稳定公共财政，减少债务，由此陷入衰退或低增长状态，而这种现状，只会令问题进一步恶化。
在基本策略无效的情况下，各国便将工作重点转向保持利率在接近于零的低位，通过制造通胀来增加名义GDP（即不对价格上涨进行调整的GDP数据）。如果预算能够得到控制，那么债务水平就不会上升，或许还会开始下降。
这算不上是什么计划，但也没有其他选择。就像那个老笑话讲的一样：如果你想去那里，那么就不该从这里出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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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尤其是量化宽松，通过降低借贷成本，允许债务水平可控，来帮助稳定了形势，但却未能恢复经济增长或创造足够多的通胀。这种可预见的失败，让人想起19世纪普鲁士陆军司令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oltke）的观点：“没有一种作战计划能在与敌人的第一次冲突中幸存下来。”
实践中，低利率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不堪一击的。在需求疲软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低利率并没有鼓励新的投资。大公司利用低利率来筹集长期债务，为现有借款进行再融资，回购股票或向股东退回资本，进行企业并购。在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投资大幅下降，低于2007年前的水平。伊利诺伊工具公司（Illinois Tool Works）首席执行官大卫·施佩尔（David Speer）谈到公司业务时说道：“我明天就能以3.5%的利率借到20亿美元。但我要拿这些钱做什么呢？” [11]
依赖银行的中小企业借贷成本没有明显下降。许多国家的银行提高了信用保证金，由此抵消了整体利率下降的影响。
在住房市场，需求取决于许多因素——要求的存款水平、现有房屋净值（房产价格减去未偿债务）、出售现有房产的能力、收入水平和就业保障。由于债务水平很高、就业前景不确定、收入水平原地踏步、房价下跌（某些国家），家庭负债规模出现了减少而不是增加的现象。经济学家阿蒂夫·米安（Atif Mian）和阿米尔·苏菲（Amir Sufi）在2014年出版的《房债》（House of Debt ）一书中提出，自2009年以来，过度负债的消费者需求持续疲弱，支出显著减少。而需求的低迷状态，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低利率不太可能发挥作用。
这些政策，增加了金融资产的价值，但对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帮助。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是通过财富效应发挥作用的：房价和资产价格的提高，将鼓励人们进行更多的消费，参与风险更高的投资。实证研究表明，股价上涨和消费增加之间的关联十分微弱。房价和消费之间稍强一些的关联，可能反映的是历史上一个独特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那段时间，当时很多房主都用几十年来积累的房屋净值作为抵押，贷款来为消费提供资金。
自2009年以来，美国家庭财富增加了超过25万亿美元，增幅主要来源于房价上涨和股票价格的上涨。只有1%~2%的增长流向了新增消费，低于1952-2009年3%~4%的平均水平。财富的增长也主要流向了富裕人群，而富裕人群的消费习惯变化反而很小。在欧元区和英国，资产价格上涨对消费的影响也很低。
央行连续几轮购买债券的行动，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美联储在2010年11月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计划中，购买了价值6 000亿美元的长期政府债券，在2010年末，可能仅为实际GDP增长贡献了约0.13%，为通胀贡献了0.03%。美国经济状况的改善，很可能与美联储政策的关系非常小，而与自然因素的关系更大：“只要人们还在生孩子、资本还在贬值、科技还在进步、品味和偏好还在改变，那么就会存在一种强大的潜在（但被低估的）增长动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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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09年之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但除了受到结构性因素（如美元疲软）影响的大宗商品之外，几乎没有出现通胀的迹象。此时的美国，需要利用通胀来降低债务水平，而实现通胀的手段，就是将名义增长率提高到高于利率成本的水平。通胀还能通过降低购买力和降低外国投资者持有债务的价值来减少债务。消费者对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可能会加快购买活动，从而促进增长。
政策制定者也在担心通缩的破坏性影响。一旦出现通缩，税收收入就会停止上涨，甚至出现下降，消费和投资活动也会出现推迟。资产价格下跌和债务实际价值上升，使现有的大量借款难以偿还，给银行系统造成压力。萎缩的经济提高了债务占GDP之比。除此之外，通缩还会抹杀掉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有效性。
数量论阐明了货币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Q×P=M×V
其中：
实体经济=数量（Q）×商品和服务价格（P）
金融经济=货币供应量（M）×货币流通速度（V）
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精神支柱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基于上述这种联系，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会导致通胀，因为对真实商品和服务的货币要求越高，价格就会越高。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观点认为，弗里德曼不管看见什么都会想到货币供应。他还接着说，虽然很多东西都会让他想到性，但他觉得这件事最好还是不要让媒体知道。
货币基础、信贷创造、名义收入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政府无法控制银行货币或现金的存量，就像一个园丁不能通过去抓水柱来控制水管喷水的方向一样。” [13]
实际上，货币供给的增加，被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抵消掉了。提供给银行的流动性并没有以贷款的形式流入市场。相反，这些钱被作为超额准备金存入了各国央行，反映出信贷需求疲软和不愿放贷的现状。在美国，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银行持有的现金和政府证券超过了商业和工业贷款的未偿规模。资金的流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包括银行资本水平的提高、银行杠杆率的降低、流动性的受控，以及危机后对转移贷款和风险的限制。传输系统遭到破坏，由此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造成局限。
就算在某些情况下，资金流入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企业也往往不会花掉这些钱，而是宁愿持有多余的现金。这反映了投资机会的缺乏和对未来商业和金融市场状况的谨慎。到2014年，全球现金余额总额高达7万亿美元，约是10年前的两倍。美国公司持有超过1.7万亿美元的现金。最大的五家现金囤积大户，持有约5 000亿美元现金。科技公司持有约6 900亿美元现金，大约是五年前的两倍。仅苹果（Apple）公司一家就持有超过1 700亿美元的现金，其中超过60%的现金存放在国外。有意思的是，巨额现金余额与整体企业债务水平的上升同时存在。许多企业利用国内低利率和国外避税的优势，通过在国内进行借贷来为支出买单。
通胀伴随着供需失衡。许多发达经济体存在巨大的产出缺口，也就是经济体的潜在产量超过总需求量，反映出需求下降和产能过剩。但由于劳动力参与率降低，理论上产出有所减少，所以这个缺口的规模无法确定。
低需求和低成本，也减轻了价格压力。企业利用创历史纪录的低利率，用机器代替劳动力来提高产量。高失业率令工资压力保持在较低水平。较低的能源价格也降低了成本。在美国，这是页岩气开采和石油产量增加的结果。2014年，油价下跌超过50%，在全球范围内拉动能源成本下降。
新兴经济体出口需求疲软，通过降低价格来传导通货紧缩。由于担心失去市场份额，各国企业都放弃了定价权，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低通胀。
2012年11月，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承认，非常规货币措施的效果，既有限又不确定。他承认说，这些政策对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消费、就业以及收入和信贷增长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14] 这就是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政策基本上无效，类似于推绳子效应。 [15]
但各国央行依然继续推行失败的政策。在两年多的推诿之后，欧洲央行于2015年1月宣布了自己的量化宽松政策。没人相信这一政策会带来经济增长或通胀。理事们觉得他们必须做点什么。日本央行在推出了无数次毫无效果的货币刺激措施后，转而采取营销手段，将量化宽松重新命名为QQE（定性和定量扩张）。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对自己说谎和听自己说谎的人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周围，即使有真理，他也无法辨别。” [16] 决策者们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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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各有不同。低利率使高债务水平处于可控范围。量化宽松还允许央行为政府融资。2009-2014年，美联储购买了美国政府发行的超过50%的债券。有一段时间，美联储甚至买下了约70%的新发债券。现在，美联储持有12%（超过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2013年，日本央行宣布，计划购买70%的政府债券，将这部分货币基础从占GDP的29%增加近一倍，达到56%。面对经济发展迟缓和通胀低迷的困境，日本央行在2014年增加了日本政府债券的购买量，年购买量达到80万亿日元（合7 05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6%。计划中的购买金额甚至超过了政府计划的发行金额。
从理论上讲，欧洲央行不能直接为各国政府提供资金，但还是可以直接或通过成员国央行向欧元区银行输送流动性，购买政府债券，之后用作贷款的抵押品。政府债券持有总额约占银行系统总资产的10%。最终，在2015年1月，欧洲央行和欧元区央行宣布了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的计划。
低利率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补贴，允许它们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借贷，然后投资于收益率更高的政府债券。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计划，让美国各家银行从2.4万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中获得了60亿美元的利息。金融机构受益于低利率推动的资产价格上涨，从而缓解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价值大幅下跌的投资损失。银行贷款抵押品的价值也有所上升。政策上给出的理由是，更高的利润，可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和准备金，从而增加贷款，冲销不良贷款。事实上，银行拿到钱之后，直接给员工支付了高额奖金，增加了股息，要么就是通过股票回购的方式将剩余资本返还给股东。
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也会让本国货币走弱。美国、英国、日本、瑞士等国通过人为压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等直接干预手段，想方设法让本币贬值。货币贬值，可以令出口更具竞争力，并帮助本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更大份额，促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货币贬值还能降低实际债务水平，降低持有本国债务的外国投资者的购买力。这场围绕货币贬值展开的竞争，后来被称为货币战争，这是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Guido Mantega）在2010年提出的说法。
低利率降低了过度借贷的借款人缩减债务规模的动机，也降低了靠储蓄生活的退休人员的收入，由此，需求也随之降低。列宁当年对靠利息生活的懒惰的、寄生虫一样的资本家发出的谴责，如今已经无关紧要了。在利率为零或接近零的情况下，债券就没有利息可收，这就相当于做到了凯恩斯所谓的“食利者的安乐死”。
低利率也不鼓励人们进行储蓄。但有时，在复杂的因果循环中，低利率也可能会十分反常地降低消费，因为较低的回报可能会迫使人们产生未雨绸缪的想法，存下更多钱。低利率增加了固定收益养老基金的资金缺口。在美国，利率每下降1%，养老基金负债就增加约1 800亿美元。
花旗集团股票策略分析师罗伯特·巴克兰（Robert Buckland）认为，在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环境之中，就业率和经济活动不升反降。这样的政策鼓励人们从债券转向股票投资。由于投资者追求的是收益而非资本增长，他们会给企业施压，使其提高股息，进行股票回购。为了应对这些压力，企业就必须通过裁员和减少投资来降低成本，从而提高现金流和收益。这一过程会提高股价和公司股东的回报，但对整体经济而言则有害无利。
低利率的刺激是转瞬即逝的。利率正常化后，需求就会回到正常水平。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高水平负债的管理难度就会更大，需要对收入进行转移，来支付更加高昂的利息账单，而这样的操作就会减少经济活动。利率上升1%，将使美国政府的利率成本增加约1 800亿美元。七国集团利率每上升1%，其支出就会增加约1.4万亿美元。2013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利率每上升1%，美国家庭偿债规模就会增加约7%，从8 220亿美元增至8 760亿美元。同样，利率每上升1%，英国家庭的偿债规模将增加约19%，从960亿英镑增至1 130亿英镑。
现实中，低利率造成了僵尸经济。疲弱的企业之所以能苟且偷生，就是因为可以将现金流用于偿还利息，而贷款本金是企业无力偿还，且银行又不会核销的。因为银行资金被占用，所以就相应减少了对生产性企业的贷款，尤其是中小企业受影响更甚，而这些企业在经济活动和就业中占很大比例。企业没有对非生产性投资进行处置或重组。恢复经济所需的创造性破坏和资源重新分配，也没有发生。正如法国剧作家莫里哀所言：“死于治疗的人比死于疾病本身的人还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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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率回报和央行货币政策，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也为未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在这种安全资产收益为零的环境下，投资者不顾一切地涌向垃圾股，走上了高风险、高成本的投资不归路。
到2013年，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发达国家，股市都涨到危机前的水平之上。投资者大量买进派息股票。为了实现资本增值，投资者纷纷涌向科技股和生物股，因为这些股票承诺其收益和收入增长率高于整体市场。
此时，融资成本很低，租金又能带来收入，于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在美国和英国，房地产价格有所回升，有些甚至超过了2008年的水平。在德国、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一些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房地产价格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2013年10月，前任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Lord Adair Turner）对这种“用酒精饮料来解酒”的补救思路颇有怨言：“我们办了一场热闹的派对，喝得确实有点高，于是决定，最好的解酒方法是再喝点烈性酒……如今的一切就相当于历史的再次上演，房地产市场又被哄抬起来……” [18]
资金流入债市，希望能从中获得收入。在央行购买的推动下，主权债券利率跌至历史低点。此时，超过50%的政府债券收益率不到1%。甚至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陷入困境的国家的利率也出现了下降，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
2014年4月，希腊发行了价值30亿欧元的5年期债券，收益率为4.95%，堪比拉撒路 [19] 死而复生，投资者需求超过200亿欧元。而希腊在两年前就已经债务违约了，经济摇摇欲坠。即使不考虑政府未付账单和银行业的资本重组需求，债务水平仍处于不可持续的高位。不能排除进一步债务重组的可能性。投资者押注希腊大而不倒，德国和欧盟将继续支持希腊和欧元。但2015年1月，反对紧缩政策并寻求进一步减记希腊债务的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在竞选中获胜，导致利率上升至15%以上，令债权人蒙受了巨大损失。
从全球范围来看，非投资级债券，即垃圾债券，从2000年的820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5 560亿美元，占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从4%上升到18%。自2010年以来，美国发行非投资级债券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了发行投资级债券的公司数量。在欧洲，非投资级债券在此之前相对少见，但在2013年的发行量中约占12%。涨幅最大的是评级为B级和CCC级的投机类债券（评级仅略高于预示违约的D级债券）。杠杆贷款（一种风险较高的贷款形式）达到4 550亿美元，高于2007年的3 890亿美元。
A级投资级债券利率降至2.4%左右，远低于2008-2009年7%~8%的水平，也低于2000年以来5.1%的历史平均水平。B级非投资级债券的年利率为6%，远低于2008-2009年15%~20%的水平，也低于2000年以来约10%的历史平均水平。渴望收益的债券投资者从新兴市场转向前沿市场，将目光投向了五花八门的非洲和亚洲借款人。
缺乏债权人保护的贷款，以新债务形式支付利息的贷款，借钱来向投资者返还股本的贷款，都再次出现。就连用于购买汽车和商业地产的次级贷款，还有125%商业贷款（银行借出相当于抵押品的125%）也开始重新发放。
投资者的定价思路总是不留一点余地，假定不会出任何问题，也不允许出任何问题。哪怕最坏的情况发生，他们也认为自己有本事在崩盘之前将股票卖掉。但投资失败、行业整合、交易减少和新法规的出台，意味着做市商数量和库存水平下降了70%。在美国，从历史上看，投资基金持有的债券规模是做市商的3倍左右。到2015年，这一水平增加到了20倍。2007-2015年，可用于支持政府债券交易的资金总额，从2.7万亿美元降至1.7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未偿债务的价值翻了一番。欧洲的情况更糟，政府债务增加幅度更大，做市商产能缩减幅度也更甚。此时，投资者在价格大跌之前选择退出的能力，受到了严重限制。
无论你往哪里看，信贷这个大赌场的模式都是一样的。投资者急于获得回报，铤而走险，购买被高估的金融资产，哄抬价格进一步水涨船高。低利率再次威胁到了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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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救助的局限性，开始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政府和家庭不一样。坐拥国家和公民资源，再加上财富征税权，政府在财政行动上所拥有的自由度，比任何实体都要大，但依然存在局限性。政府的借贷能力，受到国内私人储蓄和外国投资者放贷意愿的限制。
最终，政府将希望寄托于央行债务货币化，也就是创造货币为政府融资的能力。而央行的行动也受到实际限制。央行可以在没有传统资本的情况下维持运营，创造储备，印钞，但巨额亏损可能会伤及央行信誉，影响到央行履行各项职能和执行政策的能力。
中央银行赚取的，是购买政府债券的利息和为购买这些债券而创造的近乎为零的货币（票据和储备）成本之间的差额。只要未来铸币税收入的现值大于其负债，人们就认为央行拥有偿付能力。
就像央行监管的银行一样，央行本身也有杠杆。美联储用540亿美元的资本，支撑着约4万亿美元的资产。欧洲央行用100亿欧元的资本，支撑着3万亿欧元的资产。日本银行用2.7万亿日元的资本，支撑着160万亿日元的资产。英格兰银行用33亿英镑的资本，支撑着3 970亿英镑的资产。
量化宽松环境下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增加了央行破产的风险。央行的损失敞口在于持有证券违约，或收益率提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如果政府债券收益率正常化，比如上调3%，那么就会导致未偿政府债券价值发生变化，损失规模在美国相当于GDP的8%，在日本相当于GDP的35%左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宽松货币政策真的能获得成功，实现经济复苏，进而引起利率上升，那么这种风险敞口也会增加。
从理论上讲，央行的债务货币化会造成通胀，而规模会超出政治、经济和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债务货币化，可能会无法挽回地危害到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或价值储存手段的地位，就像在津巴布韦，印钞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极端货币贬值一样。在津巴布韦元被美元取代之前，津巴布韦流通着100万亿面值的纸币。购买汽车的支票，开出了1 072万亿4 180亿30万津巴布韦元（Z$1 072 418 003 000 000.00）。维多利亚瀑布酒店竖起了指示牌，要求客人不要将用于个人卫生的津巴布韦纸币投入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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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台的政策，不可能轻易得到逆转。退出财政刺激会导致经济活动放缓。减少政府支出和提高税收会减少可支配收入，导致消费萎缩，尤其是在收入停滞和就业不稳定的环境之下，情况更为严重。经济增速放缓，使得修正预算赤字和控制政府债务水平变得更加困难。扭转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难度，证实了弗里德曼的讽刺言论：“没有什么比临时政府计划更持久的了。” [20]
利率正常化，停止购买政府债券，减少央行持有的证券，都有可能在加息的过程中引发各种问题。随着全球债务处于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低利率鼓励起来的借贷规模，在利率上升时将迅速变得不可持续，引发大批企业亏损、倒闭。由低利率支撑起来的资产价值也会下降，引发金融不稳定的连锁反应。流动性和信贷供应的减少，相当于给脆弱的金融体系一拳重击。
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现有问题，特别是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令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爵士直言不讳地说：“印钞票并不是天上掉馅饼那么简单。” [21]
2013年5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议逐步减少新债券购买规模。这是一种告别姿态，因为他此时关注的，是在任期即将结束时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形象，供后人点评。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上升1%，导致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损失400亿~500亿美元。美联储遭受了约1900亿美元的损失，之前的累积收益尽数付之东流。比之前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压制了现有抵押贷款的再融资和住房市场的复苏。股票和资产价格也大幅下跌。价格下跌，就降低了作为贷款抵押品的金融资产的价值，引发追加保证金通知，导致市场上的流动性撤出。
美国加息推动全球利率上升，但日本除外。日本已启动了新的量化宽松计划。新兴市场出现大量的资金外流，由此也暴露出新兴市场对外国资本的依赖，货币贬值导致外币债务损失。“缩减恐慌”逼着伯南克忙不迭地掉头往回跑。
2013年12月，美联储终于开始正式缩减债券购买规模，并于2014年11月完全终止了量化宽松计划。为了避免之前的振荡重新上演，美联储承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将政策利率稳定在低位水平，并维持现有的证券持有量。美联储结束购买美国国债的影响，因政府融资需求的减少而得到改善。美国预算赤字较低，反映出经济改善和税收收入增加。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进一步注入流动性，也帮助缓解了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给全球货币市场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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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撤回央行支持，确实存在风险。
为了遏制2008年危机后寻求避险的大量资本流入，特别是为了避开欧元区债务问题，2011年9月，瑞士央行将瑞郎兑欧元汇率上限设为1.20。瑞郎相对于欧洲主要贸易伙伴升值约20%，令瑞士出口商丧失竞争力，损害了本国经济增长，导致了通胀减速甚至是通缩。
为了稳定住瑞士货币的价值，瑞士央行买入欧元，通过创造出更多的瑞士法郎来提供资金。于是，瑞士积累下了创纪录的外汇储备量。瑞士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大到5 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GDP的80%左右。相对其经济规模，瑞士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约为美联储和英国央行的3倍。瑞士的货币基数翻了5倍，达到4 000亿瑞士法郎。银行贷款增长了25%，达到GDP的170%左右，导致房地产价格和租金急剧上涨。
2015年1月15日，瑞士央行毫无预警地放弃了上限。欧洲央行压低欧元汇率的举措，再加上逃离政治和经济动荡的俄罗斯、希腊和中东的资金大量流入，令瑞士的这项政策根本无法持续。如果要继续维持汇率上限，就必须承诺无限制地扩大货币供应，由于此时资产价格已经在迅速上涨，这样的操作注定会增加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如果瑞郎升值，那么瑞士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货币错配的问题，将造成巨额亏损。瑞士选择全身而退的能力将日益受到威胁。面对这些风险，瑞士央行调转了政策的矛头。
消息一经公布，瑞郎兑欧元和美元就上涨约40%，当日收高约20%。瑞郎的上涨出乎金融市场的意料，导致空头头寸持有者和瑞郎借款人一夜之间蒙受巨额损失。输家还包括波兰和匈牙利的购房者，因为他们以低利率获得了瑞士法郎的抵押贷款。瑞士央行本身也遭受了500亿~600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GDP的10%~15%。
放弃汇率上限所引发的最重要的后果，在瑞士境外。这一决定，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利率并寻求货币贬值，以保持竞争力，限制不稳定的资本流动。这些措施加剧了这些国家现有的资产价格泡沫和未来金融体系出问题的风险。
放弃汇率上限，也让人们注意到央行干预和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以及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的风险。对于德国等保守、正统的经济体来说，瑞士央行的经历，加剧了人们对非常规政策的潜在成本和风险的担忧。
这些现象进一步凸显出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那就是，2009年以来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和金融资产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严重依赖于央行。更大的风险承担能力，是建立在人为降低现金或政府债券等低风险投资的可获得性和回报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推高了风险资产的价格，却没有为可能造成的损失提供足够的补偿，而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央行会在必要时出手来抑制波动并支撑价格。从瑞郎的局面可以看出，如果央行的行动主义宣告结束，或不再采取行动而令市场失望，就可能引发各种问题。
面对低增长和通胀减速甚至通缩的风险，当局此时别无选择，只能维持低利率和充裕的流动性。自2009年以来，有50%~60%的全球增长是这类政策带来的后果。在当前脆弱的环境下，央行也不能冒险让资产价格大幅下跌。高达80%的股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当前的货币政策。
当今世界上许多经济体的债务与GDP之比高达300%。如果平均利率是3%，那么要满足利息支付，经济增速就需要达到9%（300%的债务乘以3%的利率），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名义增长率。通过处置资产的方式来偿还借款是很困难的。在量足价低的融资驱动下，资产价格早已虚高，而倘若以实际价值进行销售，便会招致重大损失。实际上，这些贷款根本无法偿还，必须不断进行再融资才能避免违约。贷款机构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才能维持对借款人的贷款，并继续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提供信贷。如果贷款人无法从商业银行获得来自储户和投资者的资金，那么央行就必须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才能降低资产价格下跌和借款人违约的风险。2014年，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估计，仅为了将金融资产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就需要每季度注入约2 000亿美元的流动性（约占全球GDP的1.3%）。
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克（Jeff Frank）在2015年1月写给英国《金融时报》的一封信中说道：“印钞票发出去不需要多大胆量。等将来把钞票取回来，才是需要胆量的时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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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越来越无效，人们对经济的发展轨迹也产生了担忧。整个世界正在变身为日本。
战后时期，日本的出口驱动型经济模式，依靠低成本、较强的制造竞争力和估值较低的日元而蓬勃发展。日本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1955-1970年，年增幅约9.5%；1971-1990年，年增幅约3.8%。
1985年9月，《广场协议》的签订，令美元对日元和德国货币贬值。从廉价日元时代（enyasu）转变到昂贵日元时代（endaka），甚至是昂贵日元导致衰退时代（endaka fukyo），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为了重振经济，日本当局将利率从5%下调至2.5%，推动了债务支撑的房地产热潮和股票价格上涨。在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东京皇宫广场（3.4平方千米，或1.3平方英里）理论上比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房地产加在一起都值钱。1989年，随着利率的上升，泡沫经济崩溃了。
20多年以来，日本始终处于低增长和通货收缩甚至紧缩的状态中。平均每年增长约0.8%。自1992年以来，名义GDP一直停滞不前。日本经济运转水平远远低于产能，产出缺口为5%~7%。日经指数从1989年底的38 957点跌至2003年的7 607点。目前该指数约处在19 000点的位置上。日本房地产价格基本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持平。
预算赤字长期存在，致使政府债务增加到GDP的240%，公共财政状况日趋恶化。日本政府每收缴100日元的税收，就要花掉200日元。实际上，日本每年的借款额度超过了税款收入，与1919-1933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不相上下。即使在目前接近零利率的情况下，日本仍然需要拿出约1/4的税收来支付利息。此时，日本的总债务超过了GDP的500%，比1989-1990年危机开始时还要高。
2013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启动了雄心勃勃的“三箭计划”。质疑者称之为“安倍经济学”“给尸体通电”。这项新举措将财政扩张、量化宽松和结构性改革结合为一体，以此来鼓励消费、投资、借贷和更高的通胀，希望借此创造出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三箭计划”大刀阔斧的规模，远超其他国家的行动。日本央行承诺购买的政府债券量是美联储在量化宽松计划达到顶峰时购买量的两倍多，占GDP的比例，是美国的4倍。
这些政策并不新颖，之前都已经被反复尝试过。自1990年以来，日本已经实施了超过15轮经济刺激计划。日本央行维持零利率政策已经超过15年，实施了9轮量化宽松。在安倍首相的计划公布之前，日本短期利率接近于零，10年期利率在0.5%左右，由此可见，新的财政和货币举措，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不可能非常显著，也不会非常持久。
该计划一经出台，便受到热烈欢迎。日元应声贬值，出口增加，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上涨。但2014-2015年，安倍经济学举步维艰，越来越像神风特攻队自杀式经济学 [23] 。
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当前的全球形势，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两种情况都是低利率和过度债务积累，都试图通过为经济繁荣提供资金，来推动经济走出衰退。两者最终的命运也都逃不开崩溃。两者的特点，都是金融资产估值过高和银行体系存在弱点。而政府推行的治疗性政策，也就是通过政府支出来为经济活动提供支持、债务货币化和零利率，也非常相似。
在危机爆发之初，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较低，国内储蓄较高，投资方面的国内偏好高得出奇。这就使得政府得以在宽松的央行政策的协助下，为其国内支出进行融资。大约90%的日本政府债券，都在秉性温顺的国内投资者手中。而相比之下，当时世界上许多问题重重的经济体，国内储蓄水平很低，非常依赖外国资本。
日本问题爆发的大背景，是外部经济增长。强劲的出口和经常账户盈余，一部分抵消了国内需求的不足，缓冲了经济放缓的影响。相比之下，由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因此当下这个时代的国家更加难以依靠其外部账户来支持国内经济。
人口老龄化加剧了经济低迷的严峻形势，但日本在危机开始之时的人口统计数据，其实是有帮助的。日本的老年人口拥有可观的财富，而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就意味着，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时期，需要被吸纳到劳动力中的新进入者数量更少，从而缓解了失业率上升的问题。
日本是个同质化的岛国社会，公民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秉承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经历影响的禁欲主义思想。人们都准备好了为经济问题做出必要的牺牲。储户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财富通过低利率向借款者的净转移。许多陷入困境的国家，在不出现重大崩溃的情况下，其社会结构可能根本无法适应管理危机所需采取的措施。
日本的经历，进一步凸显出从债务引发的资产泡沫破裂中实现复苏的难度，揭示了传统政策选择，即财政刺激、低利率和债务货币化的局限性。日本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唯一安全的选择，只能是从一开始就避免债务引发的泡沫，避免越垒越高的公共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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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英国央行新行长、加拿大央行前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谈到，全球经济实现了“逃逸速度”，也就是在无须继续推进的情况下，打破重力场所需的速度。 [24] 他指的是拥有足够高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来摆脱普遍存在的经济萧条。
但事实证明，这种自我维持的经济复苏是很难实现的。2014年，二十国集团承诺采取行动，到2018年，共提振总价值2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目标。如果这么容易，他们为什么不早点采取行动？在这份公报发布后的24小时内，日本宣布，其经济出人意料地萎缩了1.6%。欧洲和新兴市场也面临着经济活动的大幅放缓。
除了关于财政可持续性的老生常谈和其他经济领域的陈词滥调之外，政策制定者基本上没有提到关于如何控制高水平债务，如何管理疲弱的公共财政、持续的全球失衡、通缩压力、汇率不稳定等细节问题。他们只是含糊其词地提到退出当前政策和利率正常化。他们用复杂的术语、模糊的数学和陈旧的意识形态，掩盖了政策的失败和局限性。
但经济增长和繁荣，依然会奇迹般地恢复。伯南克的继任者耶伦发出的信息，是“不要担忧，开心起来”。她将低增长的原因归咎于天气，而不是投资和出口疲软。人们纷纷退出劳动力市场，令劳动参与率降至1978年的水平，原因不是工作机会的缺乏，而是退休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没有人对通缩、通胀或资产泡沫感到担忧。欧洲领导人谈到了“扩张性财政紧缩”。在2012年12月19日的采访中，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格伦·史蒂文斯（Glenn Stevens）在回答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问题时，化身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米考伯 [25] 。史蒂文斯相信，事情总会有转机的：“车到山前必有路”。 [26] 萧伯纳曾说过，一切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2014年3月，加拿大经济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指出，作为当前政策基础的经济理论分析，基础十分薄弱。 [27]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怀特就曾发出过风险不断增加的警告。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解决实体经济内部深层次的债务水平、人口结构、生产率下降、产业创新放缓等结构性问题，也没办法改善实际的经济模式。到2015年，怀特博士再次发出警告，提醒人们关注资产的错误定价、汇率战争以及当局对失败政策的依赖。他认为，全球经济处于危险的不稳定状态，还坦诚地承认，他不知道这一切会往何处发展，会有怎样的终结。2015年1月，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退休后也坦言，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货币刺激措施，并没有解决问题。此时的他也不认为更多的刺激措施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
离开美联储后，伯南克开始了巡回演讲。其步伐之快，堪比哈姆雷特的寡母与他叔父喜结连理的速度。2014年3月的一周时间里，他在阿布扎比、约翰内斯堡和休斯敦分别发表了演讲。他每次演讲的费用为25万美元，而作为美联储主席，他的年薪仅有20万美元。伯南克对未来发出的预测，非常乏善可陈。他支持“大缓和1.0版本”，忽略了次贷和房地产泡沫，拒绝承认美国存在类似日本的经济停滞的风险。与会的投资者可能认为，因为他与美联储继任者的紧密关系，所以可能会对美联储未来的政策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当年60岁的伯南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不认为官方利率会在他有生之年上升到4%左右的长期平均水平。
事实上，关于如何恰当地进行政策回应，各方基本上没有达成共识。正如俄罗斯剧作家兼医生契诃夫在名篇《樱桃园》中所写的那样：“要是为了治一种病而开出很多药方，那就等于说，这病没药可治了。” [28] 决策者们一边往前走，一边往下编。很多措施的作用非常有限，但在轻信的公众面前，却被披上了“明智决策”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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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人们面临的选择，基本都是要么短痛，要么长痛；要么断腕自保，要么苟且偷生。而政策制定者都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后者，人为制造出了长期的经济停滞，管控中的经济萧条。一些发达经济体的产出，至少要到2018年才能恢复到2008年前的水平。乐观主义者将其归因于低波动性，美其名曰“大缓和2.0”。批评人士指出经济增长乏力，称其“缓和”有余，“大”而不足。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29] 对教授们乌托邦式承诺的不信任，让我们还有可能见到更加极端的政策措施。预计未来，量化宽松的形式还将进一步扩大，央行还会购买包括股票在内的更加广泛的资产，就像日本一样。美国为了减少债务，此时正在考虑取消美联储持有的国债，忽略了美联储减记所持国债而造成的损失。在英国，一个想法是，让英国央行将所持政府债券换成零息债券。零息债券没有利息，没有到期日，也没有固定的还款日期。为了避免损失，将按面值对这些债券进行估值。
全球经济面临陷入“永恒定量宽松”周期的风险。疲弱的经济，迫使决策者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措施和量化宽松政策。如果经济对扩张性措施做出响应，那么经济活动的增加和量化宽松的副作用，将协助刺激措施的逐渐退出。高利率会减缓经济增长，引发金融危机，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如果经济对扩张性政策没有反应，那么就会产生对实施进一步刺激措施的压力，因为政策制定者总是要保持他们对经济的控制力。除了货币吗啡，没有其他选择。正如昔日的瘾君子拉塞尔·布兰德（Russell Brand）所言：“对于犯了毒瘾的人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麻痹生活中的痛苦，用花钱买来的缓解手段，减轻度日如年的辛苦。” [30]
全球经济的境况，就像一个黑洞。在这里，引力阻止了任何东西（包括光）的逃脱。此时，过高的债务水平和根深蒂固的根本性失衡，阻碍了经济从停滞和萎缩的窘境中挣脱出来。黑洞形成于大质量恒星生命周期结束时的坍塌，回首近期经济史，这是个再恰当不过的比喻。
注释：
[1]Edward P.Lazear，《经济帝国主义》，哈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商学院1999年5月。http://facultygsb.stanford.edu/lazear/personal/pdfs/economic%20imperialism.pdf.
[2]John Maynard Keynes，《就业、利率与货币通论》，Atlantic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1936）2006，p.272.
[3]Raghuram Rajan，《经济学的偏执风格》，《世界报业辛迪加》，2013年8月8日。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declining-quality-of-public-economic-debate-by-raghuram-rajan.
[4]G.K.Chesterton，《正统》，第六章，1908年。http://en.wikiquote.org/wiki/ G._K._Chesterton.
[5]Carmen M.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这次不同：八个世纪的金融愚蠢》，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年。
[6]参见Patrick Bernau，《“一场政治迫害”—Keneth Rogoff关于他的错误》，《Fazit》，2013年10月22日。http://blogs.faz.net/fazit/2013/10/22/kenneth-rogoff-ueber-excel-fehler-hexenjagd-2818/.
[7]Frederic Mishkin，《经济学家对职场阴谋的回复》，《金融时报》，2010年10月8日。
[8]引述自Robert John，《贝尔福宣言幕后：英国对罗斯柴尔德爵士的战争誓言》，《历史评论杂志》第六卷第四期，（1985-6冬季刊），pp.389-450.
[9]债券义和团，由经济学家埃德·亚德尼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专指那些因为对政府货币或财政政策推升通胀压力而感到不满，于是罢买国债，迫使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侵蚀政府融资能力的债市投资者。——译者注
[10]一个城里来的司机在乡下迷路了，于是问老乡，该怎么走才能回到大城市。老乡指了半天路，因为路程过于复杂曲折而放弃。最后对司机说，如果想去那里（一个象征着成功的地方），就不能从这里（一个朴实卑微的地方）出发。——译者注
[11]参见Neil Irwin，《随着消费者支出放缓，企业雇佣也跟着放缓》，《华盛顿邮报》，2010年8月21日。
[12]Tim Duy，《是的，我很乐观》，2014年11月30日。http://economistsview.typepad.com/ timduy/2014/11/yes-i-am-optimistic-1.html.
[13]Wynne Godley，《没有均衡或非均衡的宏观经济学》，《杰罗姆列维经济学会》，工作论文第205期，1997年8月。www.levyinstitute.org/pubs/wp205.pdf.
[14]Olivier Blanchard，《货币政策将永不回头》，IMF Direct，2013年11月19日。http://blog.imfdirect.imf.org/2013/11/19/monetary-policy-will- never-be-the-same/.
[15]推绳子效应：如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例如提高准备金率等，市场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抬高利率，就会马上看到银行放贷减少等后果。而如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虽然降低，但这时如果市场信心不足，银行不会选择放贷而会继续观望。这就好比拉绳子会马上拉动货物，而反过来推绳子，货物并不会动。——译者注
[16]Fyodor Dostoyevsky，trans.Constance Garnett，《卡拉马佐夫兄弟》，第六部书，第三章：《佐西马神父的对话与劝诫：关于祈祷、爱，以及与其他世界的接触》，（1879）2009.http://www.gutenberg.org/files/28054/28054-h/28054- h.html#toc85.
[17]Molie?re，Le Malade Imaginaire，1673年，Act III，sc.iii.
[18]参见Eshe Nelson and Sharon Chen，《特纳称：解酒政策可能导致英国房产繁荣再次发生》，《彭博》，2013年10月28日。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3-10-28/hair-of-dog-policy-risks-u-k-housing-boom-repeat-turner-says.
[19]拉撒路是《圣经·约翰福音》中记载的人物。他病危时没等到耶稣的救治就死了，但耶稣一口断定他将复活。四天后，拉撒路果然从山洞里走出来，证明了耶稣的神迹。——译者注
[20]Milton and Rose Friedman，《现状的暴政》，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1984年，p.115.
[21]参见Chris Giles，《英国央行行动达到极限》，《金融时报》，2012年10月24日。
[22]Jeff Frank，写给编辑的信《“大胆举动”是之后再将钱收回》，《金融时报》，2015年1月26日。
[23]神风特攻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为了抵御美国军队强大的优势，挽救其战败的局面，利用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按照“一人换一机、一弹换一舰”的要求，对美国舰艇编队、登陆部队及固定的集群目标实施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译者注
[24]Simon Kennedy和Jennifer Ryan，《卡尼称：政策必须实现“逃逸速度”》，《彭博》，2013年1月28日。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3-01-26/carney-says-flexible-central- banks-not-maxed-out-on-policy.
[25]米考伯是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个人物形象，尤其是其“债多不愁，乐天知命”的性格，使他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典型。——译者注
[26]参见Michael Pascoe，《房价的RBA指南》，雅虎7金融，2013年1月23日。http://au.pfinance.yahoo.com/our-experts/michael-pascoe/arti-cle/-/15932231/the-rba-guide-to-housing-prices/.
[27]参见《威廉·怀特：央行不是科学》‘William White：Central Banking ...Not a Science’，www.youtube.com/ watch?v=tCx-lKdRrPs.
[28]A.P.Chekhov，trans.Julius West，《樱桃园》，（1904）1916.www.eldritch-press.org/ac/chorch.htm.
[29]柏克是爱尔兰政治家，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译者注
[30]Russell Brand，《致艾米》，2011年2月24日。www.russellbrand.com/for-a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