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投入战争，国家必须以愈益增大的规模动员资源。对资源的需求，导致更高水平的征税，想方设法将更多人口和社会资源纳入征税范围。财政资源的管理，促使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大和机构的愈益合理化，以谋求最高效率。国家要有辽阔领土，以扩大税收基础；要有相邻领土，以达防御目的。政治异见会被敌人利用，因此有必要在整片领土上实施统一的行政管理。
欧洲的某些地区——日耳曼和东欧的一部分，还有像瑞士那样的地理隔离地区——没有面对早期的军事竞争，因此组织现代国家较晚。所有的其他强国——法国、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典、俄罗斯、哈布斯堡帝国、波兰、匈牙利等——从15世纪以来，都面对军事开支和中央集权的需求。 [14]
欧洲历史此时的政治发展，体现在集权国家和抵抗团体之间的互动。如果抵抗团体单薄且组织不良，或被国家收买去帮助榨取他人的资源，那里就出现专制政府。如果抵抗团体组织良好，中央政府无法颐指气使，那里就出现较弱的专制政府。如果抵抗团体与国家不相上下，那里就出现负责制政府，他们坚持“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愿意提供实质性的资源，但一定要参与如何使用的决策。
斗争的结果不是国家与整个社会的双边权利争夺战。粗略而言，斗争牵涉四支力量：中央君主政府，高级贵族，更为广泛的士绅阶层（小地主、骑士和其他自由人），包括市民在内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的雏形）。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尚不是重要参与者，因为他们还没动员起来，还没成为代表自己利益的社会集团。
对国家集权的抵抗程度，取决于国家之外的三个群体——高级贵族、士绅、第三等级——能否合作，以对抗皇家权力。它也取决于每个群体所显示的内部凝聚力。最终，它还取决于国家本身的凝聚力和使命感。
在后续章节中，我将显示四个欧洲国家建设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为何迥然不同的原因。这个分类覆盖了最为纷纭的案例，从最为代议的到最为专制的。它们是：
1.软弱的专制 ：16世纪和17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君主政体，代表了新型的专制国家，在某些方面，比荷兰和英国更为集权，更为独裁。另一方面，它们仍不能完全支配社会上的强大精英，更重的税赋落到了最无力抵抗的阶层。它们的中央政府仍是家族的，事实上，其家族制的程度日益增长。
图1. 农业社会的政治权力
2.成功的专制 ：俄罗斯君主政体收买贵族和士绅，使之变成完全依赖国家的服务阶层。能够这样做，部分原因在于三方都有共同利益，都想将农民绑在土地上，并向其征收最重的税赋。当时的政府仍是家族制的，但阻止不了俄罗斯君主对贵族阶层的恐吓和控制，其程度远远超过法国或西班牙国王所做的。
3.失败的寡头制 ：匈牙利和波兰的贵族一开始就向国王权力施以宪法限制，导致后者一直软弱，无法构建现代国家。软弱的君主政体无法保护农民利益，以对抗贵族阶层的残酷剥削；也不能提取足够资源来建造国家机器，以抵御外来侵略。这两个国家都没建成非家族的现代政府。
4.负责制 政府 ：最后，英国和丹麦发展出了稳定的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同时又建成能发起全民动员和防御的中央国家。英国如何发展议会制度，这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斯堪的纳维亚通过不同的政治进程，却获得同样结局。到19世纪末，一个成为自由派国家，另一个奠定了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基础。法律和负责制的原则早已深植人心。
除了上述这些，还有其他重要的变量和结局。荷兰共和国和瑞士联邦，代表了另一类通向负责制政府和法治的共和途径。普鲁士君主政体虽然没有负责制，却发展了法治和强大的现代国家。我无法一一介绍这些和其他边缘案例。重要的是弄清大致的相关条件，哪些支持负责制政府，哪些支持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
[1]相关讨论，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平等的进军》（The March of Equality），载《民主杂志》第11卷，第1期（2000年）：11—17页。
[2]托克维尔详尽讨论了18世纪晚期法国思想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第1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册，第1章。
[3]Herbert Butterfield，《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伦敦：G. Bell出版社，1931年）。
[4]奥托·欣策（Otto Hintze），《奥托·欣策历史论文集》（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0年》。蒂利更为展开的见解认为，战争和资本的互动才是欧洲国家形成的动力。
[5]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
[6]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Tax State”），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与国家财政》（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267页。
[7]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21页。
[8]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269—270页。
[9]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268页。
[10]Marjolein’t Hart，《“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与国家财政》，282页。
[11]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Early Modern France, 1450-1700 ），载Philip T. Hoffman和 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282页。
[12] 有关西班牙军队组织的概述，参见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1567—1598年：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胜败的后勤》（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1567-1598: The Logistics of Spanish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 Low Countries’ Wars ）（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21—41页。
[13]许田波是对欧洲和中国的国家建设作出明确比较的少数学者之一。她指出，这种差异是欧洲方法的主要弱点（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32页和36页）。她还重复提到，欧洲人未能做到中国所实施的“自强”，但没有解释欧洲统治者为何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