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希腊、罗马、中国，印度—雅利安部落也组成父系家族的血统。19世纪的历史人类学家，包括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和亨利·梅因，在希腊、罗马、凯尔特、条顿、当代印度人中，找到甚多相似的亲戚结构。我曾提及，希腊、罗马、早期印度人都在家庭祭坛供养圣火（参看第3章）。从1862年到1869年，梅因是在印度度过的。作为总督会议的法律成员，他潜心攻读印度的原始文献。他确信曾有过统一的“雅利安”文明，包括罗马和印度。由于共同的历史起源，他们有关财产、遗产、继承的法律条款都非常相似。他相信，印度以某种方式保存了法律和社会实践的古代形式，人们可从印度的现在看到欧洲的过去。 [9]
后来的人类学家对梅因提出严格批评，认为他过于简化印度的亲戚关系，并在它之上强加了不妥当的进化结构。在显示欧洲人和印度人的共同种族起源上，他似乎确有强烈兴趣，也许是为了提供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基础。但他仍是比较人类学的伟大创始人之一，并以渊博知识展示，不同文明发展了相似方案，以解决社会组织问题。当代人类学家都意识到，各社会的亲戚结构中存有难以置信的微妙差异，但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认不清同级发展水平的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似程度。
像中国一样，我们也不能将当代印度亲戚组织，投射到早期的印度—雅利安人。亲戚关系作为社会基本结构原则，从没在印度消失，这不像西方，倒与中国相近。所以，印度的社会组织自有其潜在的持续性，我们必须心领神会，方能解释其政治发展的此起彼伏。
印度的亲戚组织分属三大区，与次大陆的三大民族语言区相对应：第一，北部，其居民是讲梵语的印度—雅利安后裔；第二，南部，其居民讲达罗毗荼语；第三，东部，与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非常相似。 [10] 几乎所有的印度亲戚团体，都形成分支式的世系，绝大多数是父系社会。然而，在印度的南部和东部又有重要团体，分属母系社会和母系中心，例如马拉巴地区（Malabar）的那雅人（Nayar）。 [11] 跟中国一样，后裔团体基于共同祖先，通过某种形式的共有财产而取得集团身份。
印度亲戚关系不同于中国，因为瓦尔纳和迦提的等级制度参与其中。迦提确立异族通婚的界限。这意味着，任何人通常不得与自己瓦尔纳或迦提之外的人谈婚论嫁。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等级森严，较低地位女子如何“高攀”较高地位男子，或较低地位男子如何“高攀”较高地位女人（后者比较少见）（人类学家称之为向上通婚[hypergamy]和向下通婚[hypogamy]），它都设有精细规则来作规范。每个瓦尔纳和迦提的本身，在地位级别上又作进一步的条分缕析。所以，即使在自己分类中通婚，也会遇上甚多禁忌。例如，婆罗门中有些必须主持家庭仪式，而另一些则不必；有些主持葬礼，而另一些则不必。婆罗门最高级别的男子，绝不可能娶最低级别婆罗门的女儿（即主持葬礼的）。 [12]
梵语的北方和达罗毗荼语的南方，它们在亲戚规则上的差别涉及表亲通婚，从而影响政治组织。在北方，儿子必须与父亲血统之外的人通婚，不可与第一表亲通婚。在南方，儿子同样必须与父亲血统之外的人通婚，但是，与父亲姐妹的女儿通婚，不但允许，而且获得鼓励。这种做法叫作交叉表亲（cross-cousin）的婚姻。而平行表亲（parallel cousin）的婚姻，即与父亲兄弟的女儿通婚，则不可，因为这违反了氏族的异姓通婚规矩。所以，男子可与姐姐的女儿和舅舅的女儿通婚。换言之，像很多阿拉伯部落一样，南方的印度部落倾向于把婚姻（以及相关的遗产）局限于狭窄的亲戚小圈子，相连的血统因此而聚居在一起。在北方，家庭为了孩子能找到合适的配偶，被迫在更大范围内撒网。达罗毗荼的交叉表亲婚姻，加强了其社会关系狭小内向的特征，这存在于所有的部落社会。 [13] 可以假定，这样的婚姻实践降低奖励，使南方的国王不愿去寻求远方的婚姻同盟，如建立现代西班牙的阿拉贡国王（Aragon）和卡斯提尔女王（Castile）的联姻。
这段简洁的概述，尚未触及印度复杂亲戚关系的皮毛。对梵语的北方和达罗毗荼语的南方，虽然可做出一个概述，但这两个地区在亲戚规则方面，因地理位置、种姓制度以及宗教的不同，而展示出巨大的内部差异。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