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历了大庄园（latifundia）愈益扩张。它们受贵族家庭的控制，其家人身居高位，要么在长安的中央政府，要么在地方州郡。这加剧了贫富悬殊，一小群贵族家庭掌控日益集中的财富。他们逐步剥夺政府的税收，因为自己的富饶农地无需纳税，这些家庭就是今天所谓的追求租金精英的早期版本。他们利用政治关系攫取国家权力，再使用国家权力使自己富上加富。
农业社会有条大庄园的铁律：富人将变得更富，除非遭到遏制——或是国家的，或是农民起义的，或是国家害怕农民起义而采取的。在前现代农业社会里，财富上的不均不一定反映能力或性格上的不均。技术是呆滞的，创业或创新的人得不到奖励。农业机械化之前，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好处，所以无法解释大庄园的扩张。大地主的耕田都是分成小块，让单独农民家庭各自耕作。因债务机制，最初资源的小差别将与日俱增。富农或地主会借钱给较贫困的；遇上坏季节或坏收成，负债人不但赔掉家产，甚至可能沦为农奴或奴隶。 [5] 大地主又可购买政治影响，以保护和扩充自己的财产，长此以往，富人优势自我更新，有增无已。
所以，把现代产权理论误用于历史场景，只会导致根本上的误会。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健全的产权促进经济成长，因为它保护私人投资的回报，从而刺激投资和经济成长。但中国汉朝的经济生活，不像工业革命后二百年的世界，却像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学原理》中所描述的。 [6] 今天，我们期待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劳工效率增长（人均产量）。但在1800年之前，效率增长全靠运气。开发农业、灌溉、印刷机、火药、帆船远航，都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 [7] 但在间隔的漫长岁月中，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反而降低。很多农业社会已达到其技术可能性的顶端，进一步投资不会增加产量。唯一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增长，即开发新耕地，或干脆争夺他人的。所以，马尔萨斯的世界就是零和，一方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富有地主不一定比小地主更为勤劳，他只是有更多资源来挨过难关。 [8]
在集约增长不可能的马尔萨斯式世界，健全产权只会巩固资源的既存分配。财富的实际分配，代表不了生产效率或勤劳与否，只能代表起初的运气，或者业主与政治权力的关联。（甚至在今天流动和创业的资本主义经济，古板的产权捍卫者经常忘记，现存财富分配并不一定反映富人美德，市场也不一定是高效的。）
如由他们自由选择，精英们倾向于扩张大庄园。在这面前，君主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与农民站在一起，运用国家权力来促进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权，剪去贵族的翅膀。这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18世纪末瑞典和丹麦的国王与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相对较弱的贵族（参看第28章）。或者，君主站在贵族一边，运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地方寡头对农民的控制。这发生在俄罗斯、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那里的农民原本多是自由的，但自17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的同流合污，却逐渐沦为农奴。法兰西王国的君主政体太软弱，不能剥夺贵族，也不能取消其免税地位，只好把新税负担全部压在农民头上，直到整个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自我爆炸。君主的何去何从——保护现有的寡头政治，或反戈一击——取决于很多具体因素，如贵族和农民的凝聚力、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宫廷内部的钩心斗角。
汉朝的中国君主最初选择支持农民，一起反对愈益强大的大地主。西汉时期，有人不时呼吁回到商鞅废除的井田制。当时，它被视作农业社会地方自治的象征，而不是封建制度。贫困农民因大庄园兼并而丧失土地，其困境促使了恢复井田制的呼吁。公元前7年，有人建议大庄园地产不得超过三千亩（1亩等于0.165英亩），由于大地主的反对，最后无疾而终。篡夺王位终止西汉的王莽也尝试实施土地改革，使大庄园国有化。他也面对极大反抗，最终在应付赤眉军（他们把眉毛画成红色）起义中筋疲力尽。 [9]
王莽土地改革的失败，反让家族贵族在东汉恢复时扩充财产，巩固权力。大庄园成功控制成百上千的侍从、佃户、族人，还经常拥有私人军队。他们为自己和部下取得免税地位，减少帝国税收以及可供劳役和征兵的农村人口。
中央政府因军队的衰退而进一步变弱。中国大部分军队专注于西北部的匈奴部落，驻扎在遥远的要塞，供应线拖得很长。农民很不愿意服这样的兵役，政府只好改在当地野蛮居民中招募雇佣军，或招募奴隶和罪犯。军人愈来愈像一个特殊阶层，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居住和务农，子承父业。这种情况下，获得军人忠诚的更可能是曹操和董卓那样的当地将领，而不是遥远的中央政府。 [10]
日益增加的土地不均，加上2世纪70年代的自然灾害和瘟疫，黄巾起义终于爆发。秩序荡然无存，中央政府因派系斗争而分崩瓦解，这一切促使大户家庭躲在围墙后的庄园和地区，不再接受软弱国家的控制。汉朝的最后几十年，中央国家完全崩溃，权力落到一系列地方军阀手中，他们要么选择自己中意的皇帝，要么自己黄袍加身。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