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晚期，中国各地逐渐采用现代国家制度，但都比不上西部的秦国。大多数情况下，新制度的采用全凭运气，是反复试验和政府别无选择的结果。相比之下，秦确立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率直地阐明中央集权新国家的道理。秦的建国者清楚看到，早期的亲戚网络是中央集权的障碍，为了取而代之，特意实施把个人与国家绑在一起的新制度。这些原则被称作法家思想。
商鞅起初在魏国做官，后来投奔相对落后的秦，一举成为秦孝公的总顾问。他上任初期，就向既存的家族管理发起进攻。他攻击继承得来的特权，最终以论功封赏的二十等爵制取代了世袭官职。在这个边境国家，论功封赏中的功就是军功，土地、家臣、女奴、服饰，都按各人战绩来分配。 [16] 另一方面，不服从国家法令的将面对一系列严厉处罚。最重要的是该制度下获得的职位不可转为世袭财产，像家族贵族那样，而要由国家定期重新分配。 [17]
商鞅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除井田制，再把土地分给由国家直接监护的农家。井田制中，农田分成九方块，就像中文的井字。八户农家各耕一块，中间的是公田。每个贵族家庭拥有若干井田，耕耘的农家为此需要履行徭赋和其他义务，很像封建欧洲的农民。井田上布满路径和水渠，方便管理，八户农家组成贵族地主保护下的公社。 [18] 废除井田制使农民挣脱对地主的传统义务，并允许他们搬往他人新开发的土地，或干脆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使国家避开贵族，向全体地主征收以实物支付的统一地赋。
此外，为了资助军事行动，商鞅还向所有成年男子征收人头税。国家颁布，家庭如有若干儿子，长大后一定要分居，不然就要缴双倍的税。商鞅的矛头直指传统儒家的大家庭，而赞许夫妇带小孩的小家庭。对没有足够财产可分的穷苦家庭来说，该制度造成了莫大艰辛。其目的可能是提倡个人奖励，也加强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
这次改革还与新的家庭注册有关。传统中国由庞大的亲戚团体组成，商鞅则把家庭分为五户和十户的群体，让他们相互监督。其他国家也在实施类似改革，如鲁国的“丘”，不同之处是秦在执行中的暴虐。群体中的犯罪活动，如不予检举，惩罚是腰斩；举报人有赏，等同于在战斗中斩敌首级。该制度的翻版在明朝得以复活，称为保甲。
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 ）一书中认为，所有国家都具备共同的特征：它们都试图掌控各自的社会，一开始就“昭告”天下。 [19] 它们清除自生自长的弯曲小街的旧区，代之以几何图形般秩序井然的新区，就是为此。19世纪，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在巴黎中世纪废墟上建造宽敞的林荫大道，不单是为了美观，还有控制人口的动机。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于商鞅治下的秦。除了废除井田制，他还将郡县制推向全国。他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设四十一个县；县令不是地方推举的，而是中央政府指派的。一开始，这些县位于边境地区，表明其作为军事区的起源。取代井田制的是更大的整齐矩形，与东南西北的轴心相对称。现代地图学显示，曾是秦国的地域都有这种直线布局的地貌。 [20] 商鞅还颁布在秦国通用的统一度量衡，以此来替代封建制度下的杂乱标准。 [21]
商鞅竭尽全力投入社会工程，将传统亲戚关系的权力和地产制度转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非人格化统治。显而易见，他招惹了秦国家族贵族的极大反感。庇护人秦孝公一去世，继位人立即反目，商鞅只得逃亡。他最终遭人检举，所依据的恰恰就是自己颁布的严禁庇护罪犯的法律。据传，商鞅遭车裂之刑，即四车分尸，他的宗族成员全被诛杀。
东周的中国，每一项制度革新都与战争的需求直接相连：服役扩充至全体男子、先是军队后是文官的永久性官僚体系、家族官职减少、论功封赏、人口注册、土地改革、家族精英地产的重新洗牌、更好的通信和基建、非人格化的等级行政部门、统一的度量衡。这一切，都可在军事要求中找到根源。战争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唯一引擎，但肯定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涌现的主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