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部落制是阿拉伯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军事奴隶制最早兴起于阿拔斯王朝；部落成员长于征服，却短于管理；柏拉图应付家族制的对策
16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正处权力的巅峰，大约每隔四年就会看到一次非同寻常的征召。1453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落到土耳其手中。1526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在莫哈奇（Mohács）战役中征服匈牙利；到1529年，才受挫于维也纳城门。在帝国的巴尔干半岛省份，官员分头寻找十二至二十岁的年轻男子，这便是德米舍梅征募制（devshirme） [1] ，或基督徒壮丁征募制。这些官员像寻找足球明星的探子，在评判年轻人潜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经验丰富，要完成首都伊斯坦布尔（Istanbul）规定的配额。官员访问村庄时，基督教士被要求提供所有获洗礼男童的名单，适龄的被带来供官员检验。多数富有潜力的男孩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编成一百至一百五十人的小组。他们的名字仔细登记在两本花名册中，一本是在家乡获选时，另一本是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时，互相对照，以防止父母把孩子赎回。如果儿子们长得特别强壮，父母身边可能一个也留不住。官员带着俘虏一起返回伊斯坦布尔，家人将永远见不到自己孩子。那段时期，这样带走的孩子估计为每年三千。 [2]
他们不是注定在卑微和耻辱中度过一生。恰恰相反，最优秀的10%会在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Edirne）的宫殿中长大，受伊斯兰教世界中最好的培训，为充任帝国高级官员而作准备。其余的则被抚养成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加入著名的土耳其禁卫军。这是精英的步兵部队，陪伴苏丹左右，在欧洲和亚洲南征北战。
服务于宫殿的精英男孩，在宦官的监督下接受两至八年的训练。最为杰出的，再被派去托普卡帕宫（Topkapi），以获取进一步的调教，那是苏丹在伊斯坦布尔的居所。他们在那里攻读《古兰经》，学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音乐、书法、数学，还参与严格的体育锻炼，以及学习马术、剑术和其他武器，甚至要涉猎绘画和书籍装订。那些进不了宫殿的，则在皇家骑士队（sipahis of the Porte）中担任高级职位。 [3] 如果年轻的奴隶军人证明是强壮能干的，可逐步升级为将军、维齐尔（vizier，大臣）、外省总督，甚至是苏丹治下最高级的大维齐尔（grand vizier），即政府首相。在苏丹皇家军队服完役之后，很多军人会被安置在指定的庄园，靠居民的缴税而安享晚年。
另有一个平行的女奴制度，不属于军事奴隶制度。这些女孩是在奴隶市场从巴尔干半岛和南俄罗斯的掠夺者手中买来的。她们将担任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妻妾，像男孩一样，也被养在宫殿，高度制度化的规则督导她们的成长和教育。很多苏丹是奴隶母亲的儿子，像其他君主的母亲，她们也可通过儿子施展重要影响。 [4]
但这些奴隶必须面对一个重要禁忌。他们的职位和庄园不算私人财产，既不可出售，也不能传予子女。事实上，这些军人中的多数被迫终生保持单身。也有人与来自基督教省份的女奴组织家庭，但孩子不能继承父亲的地位或职位。不管如何有权有势，他们永远是苏丹的奴隶。苏丹稍有不满，就可对他们罚以降级或砍头。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度是非常奇特的。没有一名穆斯林可成为合法的奴隶，所以，也就没有帝国的穆斯林居民追求政府高位。像中国一样，文武官员都是量才录用，以固定的程序招聘和提拔最能干的军人和文官。但又不像中国，这个招聘和提拔只对外国人开放，他们在种族上不同于自己所治理的社会各阶层。这些奴隶的军人和官僚在泡沫中长大，与主人和同僚建立亲密纽带，但与自己所治理的社会却格格不入。像在封闭阶层工作的许多人一样，他们发展了高度的内部团结，成为一个凝聚的团体。在帝国的晚期，他们变成了王者之王，擅自决定苏丹的废黜和任命。
不出意料，面临此种征召的基督教欧洲人，包括那些住得遥远只是听说此事的人，都心怀恐惧。等级分明的奴隶在治理一个强盛的帝国，这一图像在基督教西方的眼中，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到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已趋式微。不少评论家认为，土耳其禁卫军是怪诞且过时的制度，在阻挡土耳其帝国的现代化。禁卫军在1807年罢免塞利姆三世（Selim Ⅲ），在下一年拥戴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登基。后者在后续年份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在1826年放火焚烧禁卫军兵营，害死大约四千人。扫除了挡道的禁卫军，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现在可以推动改革，照现代欧洲的模式重建一支军队。 [5]
显而易见，把孩子从父母身边抢走，使之成为改信伊斯兰教的奴隶，这种制度非常残酷，与现代民主价值格格不入，即使这些奴隶享有特权。穆斯林世界之外，没有看到可以媲美的相似制度，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等评论家认为，它的创建最终归于伊斯兰教深处的宗教原因。 [6]
但进一步观察后发现，穆斯林的军事奴隶制并不从宗教原则进化而来，仅仅是强大部落社会中建国的对策。它发明于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其统治者发现，不能依赖部落组织的军队来维持帝国。阿拉伯部落的征召和扩军很快，以取得速胜。统一后，他们凭借伊斯兰教的激励，又成功占领中东的大部和地中海世界的南部。如我们所知，中国、印度、欧洲的部落层次制度，因不能完成持续的集体行动，而被国家层次的制度所取代。部落社会高度平等，以共识为基础，不轻易服从，倾向于发生内讧和分裂，很难长期守卫领土。
为了创建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军事奴隶制在世界最强大部落社会之一应运而生，成为一个精彩的适应。它作为集中和巩固国家权力的措施，极为成功，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认为，它挽救了伊斯兰教，使之成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