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们对神祇的信仰和对人的认识，谁拥有权力，谁就进行统治，这是出自自然的必然性。这一律令不是我们制订的，这一律令制造出来之后也不是我们首先使用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一律令存在，并且希望它在后世永远存在，因此我们使用这一律令，并且清楚地知道，无论是你们还是别人，只要拥有我们现在具有的同样权力，也会如此行事。
——雅典人对米洛斯人的演说，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1]
定向性历史的存在，应该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如果普遍同质国家的到来意味着在一个社会中的个体生活层面确立理性的承认，废除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那么，这种国家在国际层面的国家体系中的普及，就应该意味着国家与国家之间 主奴关系的终结——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终结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也因之减少。
但是，二十世纪的事件让人深感失望，人们认为不会有普世历史以及国家向进步方向的变化，与此相同，人们对国家间关系也产生了悲观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类悲观比关于国内政治的悲观更彻底、更令人绝望。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尽管主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一直与历史和历史变迁问题进行着斗争，但是，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似乎当历史不存在——比如，他们似乎认为战争和帝国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事物，其形成的基本原因在今天与在修昔底德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尽管人类社会环境的其他一切方面——宗教、家庭、经济组织、政治合法性概念——随着社会演进而有所变化，但是，国际关系却被认为一成不变：“战争是永恒的。” [2]
关于国际关系的这一悲观看法有一个系统表述，分别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现实政治或“强权政治”的名称。现实主义，无论是否有意识地这样称呼，都是理解国际关系的主流框架，而且形塑了几乎每一个外交政策专家的思维，无论是在今天美国还是世界上其他众多国家。民主制度日益扩展，为了理解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我们需要分析这种主流的现实主义解释流派的缺陷。
现实主义的真正先驱是马基雅维利，他认为人们要为自己定位，根据的应当是自己实际如何生活，而不是哲学家设想他们应如何生活，他还告诉我们说，最好的国家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效仿最坏的国家的政策。然而，作为一种应用于当代政治问题的学说，现实主义直到二战后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自那以后，现实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其最初的表述者包括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Biebuhr）、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这些战前和战后初期的著作家，摩根索撰写的国际关系教科书，可能对冷战期间美国人外交政策的思维方式具有唯一重大影响。 [3] 从此之后，这一理论有许多不同的学院派版本，像“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等，不过，过去这一世代现实主义最有力的倡导者当属亨利·基辛格。在任国务卿期间，基辛格认为自己的长期任务就是教导美国公众抛弃威尔逊的自由主义，走向对外交政策更具“现实性的”理解。现实主义可谓基辛格的许多学生和门徒的思想特征，他们在基辛格离任多年后继续规范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切现实主义理论都始于这样一个假设：由于国际秩序不变的无政府性质，不安全可谓国际秩序的普遍的永恒特征。 [4] 由于缺乏国际主权，每个国家都可能受到其他任一国家的威胁，而且，除了拿起武器自卫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消除不安全因素。 [5] 威胁感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会把其他国家的“防卫”行动误读为对自己的威胁，反过来，防卫措施就被误解为侵犯行为。因此，威胁就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这种形势的结果就是，所有国家都试图寻求使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最大化。竞争和战争是国际体系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其原因并不在于国家本身的性质，而应归因于国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无政府特性。
这种对权力的追逐不受国家内部特征的影响——无论它们是神权国家、允许蓄奴的贵族制国家、法西斯式警察国家、共产专政国家还是自由民主国家。摩根索解释说，“正是政治的本性迫使政治舞台上的行动者运用意识形态以掩饰其行动的直接目的”，而这个直接目的永远是权力。 [6] 比如，俄国在沙皇统治下对外扩张，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同样也对外扩张；持续不变的是扩张，而不是特定的政府形式。 [7] 也就是说，将来的俄国政府，哪怕完全剥离了马列主义，同样仍会奉行扩张主义，因为扩张主义代表俄罗斯民族的权力意志的表达。 [8] 日本如今也算是自由民主国家，而不像1930年代那样是个军事独裁国家，但日本仍是日本，仍控制着亚洲，只是如今用的是日元而不是子弹。 [9]
如果对权力的追逐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一样，那么，决定战争可能性的真正因素不是某些国家的好战行为，而是国家体系中的权力是否平衡。如果达到平衡，侵略可能就不会发生；如果没有达到平衡，国家就会想着掠夺邻国。最纯正的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权力的分配 是战争与和平唯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整个体系中有两个国家支配着其他所有国家，那么权力就可以划分为“两极”模式。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两个世纪之后的罗马和迦太基，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就是这种情形。这种两极模式的替代是“多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权力在诸多国家之间分配，比如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情形。一直以来在现实主义者中得到广泛讨论的，是两极还是多极更能产生长期的国际稳定。绝大多数人认为，两极体系更有利于稳定，尽管得出这种结论的理由可能与历史上的偶然因素有关，比如现代民族国家在它们的联盟体系中无法做到十分灵活。 [10] 因此，一般认为，欧洲在1945年后之所以能维持史无前例的半个世纪的和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战后权力的两极分配格局。
最极端的现实主义视民族国家为桌球，其内容掩藏在不透明的外壳内，人们无法根据它来预测其行为。国际政治学并不需要关于这些国家内部的知识。人们只需要理解支配桌球相互作用的机械定律即可：一个撞到台边的球会以什么样的角度反弹出去？或者当一个球同时撞击另外两个球时力量会如何分配？因此，国际政治不关心复杂的、历史地发展的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战争也与价值冲突无关。在这种“桌球”策略下，只要知道国际体系是两极的还是多极的，就足以明确和平或战争的可能性。
现实主义既是对国际政治的一种诊断 （description ），也是国家应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处方 （prescription ）。显然，现实主义的处方价值来自于其诊断的精确。好人大概是不愿按照现实主义的冷酷多疑原则行事的，除非他们如马基雅维利说的那样，受“许多坏人”行为的影响被迫这么做。作为处方的现实主义，最终会导致一些人们所熟悉的指导政策的规则。
第一条规则是，国际不安全的最终解决方案，唯有通过维持针对潜在敌人的权力平衡来找到。既然战争是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最终仲裁者，国家就必须有足够的武力保卫自己。它们不能仅仅依靠国际协议，或依靠联合国这种没有执行权或制裁权的国际组织。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援引国际联盟惩罚日本入侵满洲的失败，指出“国际共同体的声望还没有大到足以……确立一种相当团结的共同体精神来规训负隅顽抗的国家”。 [11] 国际政治领域的真正硬通货是军事力量。自然资源或工业能力这些其他形式的力量也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主要在于作为提升自卫的军事能力的手段。
现实主义的第二条规则是，应当主要根据各自的力量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权的内在特性来选择朋友和敌人。这一规则的例子在世界政治中比比皆是，比如苏联与美国结盟打败希特勒，以及布什政府与叙利亚结盟打击伊拉克。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奥地利外长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领导的反法同盟，拒绝瓜分法国或要求法国割让土地作为惩罚，其理由是未来会出现新的不可预见的威胁欧洲和平的力量，需要法国来抗衡。确实，后来扰乱欧洲现状的不是法国，而是俄国和德国。这种不把意识形态和报复考虑在内的冷静的均势政策，正是基辛格第一本书的主题，它仍是现实主义实践的一个经典例子。 [12]
第三条规则是，政治家在认定外来威胁时，应该更注重对方的军事能力而不是意图。现实主义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意图始终存在；在今天看来很友好以为不会交战的国家，明天的气氛就可能为之一变。军事能力——坦克、飞机和枪炮的数量——不会这样反复无常，而且构成了意图的指示器。
现实主义理论的最后一条规则或最后一套规则，与在外交政策中排除道德主义的需要有关。摩根索抨击了国家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把某个国家的道德渴望等同于支配世界的道德法则”，他认为这会导致骄傲和过火，而“根据权力确定的利益概念……则使我们可以避免道德过度和政治愚蠢”。 [13] 基辛格沿着同样的思路认为存在着两种国家体系，“合法的”体系和“革命的”体系。在前一种体系中，所有成员国都相互认可彼此的合法性，而且并不试图破坏它们或威胁它们存在的权利。而革命的国家体系则长期受到大规模冲突的困扰，因为其成员国不甘于现状。 [14] 革命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是苏联，它自始就热衷于世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全球性胜利。而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有时也会扮演革命国家，它也曾试图把自己的政府形式推广到从越南到巴拿马这些不合适的地方。革命的国家体系天生就比合法的国家体系更倾向于冲突：它们的成员国不满足于共存，并且把所有冲突看作关于第一原则的摩尼教斗争。尤其是在核武器时代，和平成为最重要的目标，合法的国家体系比革命的国家体系受到人们更大的偏爱。
于是，就出现了强烈反对把道德主义注入外交政策的观点。根据尼布尔的说法：
道德主义者可能跟政治现实主义者一样，都是危险的向导。他通常看不见当代社会和平中存在的那些不公和强制因素……因此，对合作和互助的毫无批判地过分赞美，将导致对传统不公的接受，并且认为经过粉饰的强制要好于显然的强制。 [15]
这就导向了一种有点悖谬的情境：那些一直寻求维持基于军事力量的权力平衡的现实主义者，也最有可能寻求与强敌和解。这后一种做法显然出自现实主义立场。因为，如果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永恒的和普遍的，那么敌对国家意识形态或领袖的变化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善国际安全的困局。试图通过革命手段——比如，通过批评对方侵犯人权来抨击敌对政府的合法性——来解决安全问题的做法，不但误导人，而且危险。
因此，梅特涅这种早期的现实主义者是外交家而不是军人，而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尽管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却是1970年代早期美苏局势缓和的始作俑者，实现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与一成不变的苏联之间的局势缓和，这并非偶然。正如基辛格那时试图说明的那样，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是国际关系的长期存在的一面，是一种不能靠希望就可以摆脱或进行根本改革的现状，在与之打交道时，美国人必须习惯于和解思维而不是对抗思维。美国和苏联在避免核战争上有着共同利益，在促进这一共同利益时，基辛格一贯反对把人权因素考虑进来，比如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
现实主义在形塑美国人二战后的外交政策思维方式上，发挥了重大而且有益的作用。它把美国从完全天真的倾向中解救出来，不再以自由的国际主义方式如主要依靠联合国寻求安全。现实主义是理解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恰当框架，因为当时的世界正是以现实主义为前提运转的。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现实主义原则反映了永恒的真理，而是因为世界被截然划分为两类极其不同且意识形态相互敌对的国家。在这一世纪的上半叶，世界政治首先为富有侵略性的欧洲民族主义所支配，尤其是德国民族主义，然后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所支配。法西斯主义明确接受摩根索的如下主张：全部政治生活都是对权力的无休止追逐，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认为自己的正义观念是普世的，因而它们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蔓延。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不可缓和的敌意，确保了自由的国际主义框架的建立，它本应用来调整自由国家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却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滥用来推行某个国家的侵略目标。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两次大战期间无视国际联盟的决议，苏联1946年后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这些都足以使这些国际组织失去作用。 [16]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国际法不过是幻觉，实际上，军事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因此，现实主义看上去就像是理解世界如何运行的适当框架，能为战后的北约以及西欧与日本的其他军事联盟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撑。
在这个充满悲观的世纪里，现实主义可谓一种恰逢其时的国际政治观，而且很自然地从许多主要践行者的生活经历中发展出来。比如，亨利·基辛格在还是一个小孩时从纳粹德国逃离，亲眼目睹了公民生活转变为残酷的权力斗争。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所写的关于康德的获奖论文，就抨击康德的历史进步观，而接受当时接近于虚无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既不存在上帝，也不存在像黑格尔的普世历史那样能够为事件之流赋予意义的世俗机制。相反，历史不过是国家之间的一系列混乱无序、永无休止的斗争，其中自由主义并无任何特别的优势。 [17]
然而，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早期的贡献，不应使我们看不到这一观察国际关系的框架所存在的严重缺陷，无论是作为对现实的诊断，还是作为对政策开的处方。因为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老手”中已经被奉为偶像，他们常常不加批判地接受现实主义的前提，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所使用的这一方法已经不再适应这个世界。这一理论框架在其寿终正寝之后仍持续存在，为此它对如何在后冷战世界中思考和行动提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建议。比如，有人建议西方国家应尽力保持华沙条约，因为欧洲的两极对立有利于1945年后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和平 [18] ；还有人主张，欧洲两极对立的终结，将导致欧洲出现一个比冷战时期更不稳定、更危险的时期，因此要通过向德国扩散核武器来改变这一态势。 [19]
这两种观点让我们想起了一个关于医生的故事，在通过漫长而痛苦的化疗之后，患者的癌症终于得到根治，然而这位医生却极力劝说病人继续这种化疗，理由是这种化疗过去非常成功。现实主义者实际上是在治疗一种不再存在的疾病，如今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对一个已然痊愈的病人提供一种昂贵且危险的疗法。为了搞清楚这个病人为何基本上是健康的，我们需要再次看看现实主义者关于这一疾病的根本原因，即国家之间的战争。
[1]III 105. 2. 可与I 37, 40—41对照。
[2]因此，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著作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p. 65—66包括如下一段话：
尽管变化不断，但连续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更甚，对此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加以阐释。任何读过《马卡比一书》（First
Maccabees）这一伪经，并且记得一战中以及一战后发生的事件的人，都会感觉到国际政治中的连续性这一特征。无论是在公元前二世纪还是在公元二十世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在为争夺北方帝国的遗址交战，而在战场之外的其他国家，要么警惕观望，要么积极介入其中。若以更一般的方式来阐明这一点，人们可以引述霍布斯仍要经历修昔底德时代所经历之事这个著名例子。另一个不怎么著名但同样显著的例子，是路易斯·L.
哈利（Louis J. Halle）的如下认识：修昔底德在核武器和超级大国时代仍有其重要意义。
[3]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关于国际关系的观点最简洁的表述或许包含在Moral Man in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o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Scribner’s, 1932)一书中。摩根索的教科书则是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85)，这本书已发行六版，最后一版由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在摩根索死后编辑发行。
[4]华尔兹最初区分了国家层面的原因和国家体制层面的原因，见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5]现实主义者强调共同主权和国际法的缺失是战争的根源，由此表明自己与自由的国际主义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共同主权似乎并非阻止战争的决定因素。
[6]关于这一论证的另一个变种，见色拉叙马霍斯关于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定义，Plato, Republic , Book I, 338c—347a.
[7]与战后早期的现实主义不同，乔治·凯南并不认为扩张必定是俄国所固有，相反，他认为这是苏维埃俄国的民族主义与军国化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他最初的围堵战略，即是断定向内强加于自身的苏式共产主义最终会崩溃。
[8]关于这一观点的一个版本，见Samuel Huntington, “No Exit: The Errors of End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17 (Fall 1989): 3—11.
[9]肯尼思·华尔兹批评了摩根索、基辛格、雷蒙·阿隆和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这些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把国内政治的杂质掺入他们的冲突理论，比如通过区分“革命国家”与“维持现状的国家”。与之相对，他试图完全根据体制结构来解释国际政治，而丝毫不考虑各国的任何国内特征。通过对习惯语言用法令人惊讶的倒转，他把考量国内政治的理论称之为“还原主义”，与他的理论相反，这种理论把整个复杂的世界政治还原为“体制”，借此人们基本上只能知晓一个事实：它是两极的还是多极的。见Waltz (1979), pp. 18—78.
[10]关于这一观点，见Waltz (1979), pp. 70—71, 161—193. 理论上来讲，像古典欧洲的国家协作这种多极体系应该比两极体系有更多优势，因为这一体系的挑战者都可以通过联盟的快速转换；此外，由于权力得到较为普遍的分配，平衡的转变在边缘没有多少差异。这在一个王朝世界里可以得到最好的运行，其中国家之间彼此完全自由地结盟和断绝联盟，而且可以有形地通过增加或削减管辖省份来调整权力平衡。然而，在一个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对国家的自由结盟形成限制的世界中，多极化成了一个劣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多极化的结果，以至处于衰败中的多极化日益类似于两极化，这一点并不清楚。德国和奥匈帝国出于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理由而联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多少具有一定永久性的联盟，迫使欧洲的其他的国家为了反对它们而同样结成了不那么具有弹性的联盟。于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所代表的对奥地利完整性的威胁，把微妙地连接在一起的两极体系推向了战争。
[11]Niebuhr (1932), p. 110.
[12]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特别是 pp. 312—332.
[13]Morgenthau (1985), p. 13.
[14]Ibid., pp. 1—3.
[15]Niebuhr (1932), p. 233.
[16]当然，唯一的例外是1950年对朝鲜的攻击，那也是因为苏联抵制联合国才引发的。
[17]关于基辛格的论文，见Peter Dickson, Kissinger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8]John Gaddis, “One Germany—In Both Alliances,”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90), p. A27.
[19]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no. 1 (Summer 1990): 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