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很不幸。有人决定要在我们身上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试验——命运恰好把我们迫入了这一方向。他们不是在非洲某个国家，而是在我们国家开始这种试验。最终，我们证明这一观念并无生存之地。它只是把我们推离世界文明国家已经走上的道路。今天，40%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要凭配给票领取产品，这种实实在在的屈辱就是这一情形的反映。这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屈辱，它无时不在地提醒我们：在这个国家你就是一个奴隶。
——鲍里斯·叶利钦，在民主俄罗斯集会上的演讲
莫斯科，1991年6月1日
至此我们已经证明，现代自然科学的逐步展开产生了一种方向性的历史，以及某种横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统一的社会变迁。技术和合理的劳动组织是工业化的前提，而工业化又带来了城市化、官僚化、大家族关系和部族关系的解体、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社会现象。我们已经表明，现代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支配在任何可预设的情形下，哪怕是最极端的情形下，都不大可能被倒转。不过，我们还没有证明科学必定会在经济领域导向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导向自由民主。
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已经走过了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即它们经济上发达，实现了城市化和世俗化，并且拥有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结构，以及教育水平相对良好的人口，但它们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民主国家。许多年来，这种情形最主要的例子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它在1928年至1930年代晚期之间实现了梦幻般的社会转型，从一个拥有大量农民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强国，但它却没有赋予公民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确实，苏联出现的这种转型速度似乎向许多人证明，警察国家专制统治下的中央计划经济，比自由人运作的自由市场经济能更 有效地实现快速工业化。艾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在1950年代的著作中仍然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的无政府运作方式更有效率，而且国有产业比私营部门的产业更有能力实现工厂和设备的现代化。 [1] 既是社会主义又经济发达的东欧国家在经历1989年之后仍然存在，似乎表明中央计划经济与经济现代化并非不可调和。
共产主义世界的这些例子一度表明，现代自然科学的逐步展开，恰好把我们导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合理的官僚专制噩梦，而非一个开放的、创造性的和自由的社会。因此，我们的机制需要扩展。除了要说明经济发达的国家为什么需要城市化社会和合理的官僚制之外，机制还应该进一步证明，我们为什么应该期望一个朝向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最终演进。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来探究“机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个是发达的工业社会，一个是不发达的社会。我们先表明机制以某种方式使资本主义势所必然，然后回到是否也能期望它产生民主政治这个问题。
尽管无论对于宗教右翼的传统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左翼的社会主义而言，资本主义都是道德沦丧的代名词，但是，它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可行的经济体制所获得的最终胜利，比起自由民主在政治领域的胜利更容易根据机制来加以解释。因为在成熟的工业经济条件下 ，资本主义被证明能够比中央计划经济更有效地开发和使用技术，适应变化迅速的全球劳动分工状况。
如今我们知道，工业化不是国家借以突然推进到现代化的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没有明确终点的连续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今天的现代事物很快就成了明天的古代遗物。那些满足黑格尔所谓的“需要体系”的手段，随着需要本身的变化稳定地发生变化。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早期的社会理论家而言，工业化由轻工业构成，比如英国的纺织业或法国的陶瓷业。不久，它们就让位于铁路普及、钢铁制造、化学工业、造船业、其他形式的重工业的发展以及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出现，对于列宁、斯大林以及他们的苏维埃接班人而言，以上种种构成了工业现代化。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达到这一水平，日本和其他的西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达到这一水平，苏联和东欧国家则在1950年代达到这一水平。今天，对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这一水平不过是工业发展需要途经的一个中间阶段。现在取代它的是有着以下种种不同名称的一个阶段：“成熟工业社会”、“大众高消费”阶段、“电子技术时代”、“信息时代”或“后工业时代”。 [2] 尽管这些具体的表述各有不同，但它们全都强调信息、技术知识和服务取代重工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自然科学，以我们熟悉的技术革新和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继续规定着“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它所发挥的作用与它在社会进入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时几乎相同。丹尼尔·贝尔在他1967年的著作中指出，一项新技术革新的首次发现与其商业化之间所需的平均时间，从1880至1919年间的30年，缩短为1919至1945年间的16年，再缩短为1945至1967年间的9年。 [3] 计算机和软件这些最先进技术的产品周期，如今已是以月而不是以年来计算，这一数字甚至还在日益缩短。但这种数字既没有显示出1945年以来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的难以置信的多样性，其中许多是全新的；也没有显示出这类经济以及维持其运行的新型技术知识的复杂性，不只是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知识，而且还有营销、金融、分配等方面的知识。
同时，马克思时代已经预示但仅仅得到部分实现的全球劳动分工，已经成了一个现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国际贸易以13%的年增长率增长着，而国际金融那样的特殊部门的增长率甚至更高。而在此前的数十年里，这一增长率很少超过3%。 [4] 运输和通信成本的持续走低，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实现，其规模甚至可能大大超过了最大的国内市场，比如美国、日本或者西欧各国的国内市场。结果就成了另一个意料之外的渐进革命：为了购买德国汽车、马来西亚的半导体、阿根廷的牛肉、日本的传真机、加拿大的小麦和美国的飞机，绝大部分人（生活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人们除外）竟统统走到唯一的市场上来。
技术革新和高度复杂的劳动分工，使经济的各个层面对技术知识的要求大大增加，因此在人员需求上——直白点说——会想的高过会做的。这就不仅需要科学家和工程师，还需要为他们提供支持的全部结构，比如公共学校、大学和通信产业。现代经济生产更多的“信息”内容体现在如下情形中：从事“传统的”制造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在服务部门工作的人——专业人员，经理，办公人员，从事贸易、营销和金融的人员，以及政府职员和医务人员——越来越多。
对于所有追求“后工业化”的工业经济而言，决策权下放和市场化是不可避免的演进方向。尽管中央计划经济在煤炭、钢铁和重工业时代能够与资本主义相抗衡 [5] ，但是，它们完全无法应对信息时代的要求。事实上，人们或许可以说，在高度复杂和动态的“后工业”经济世界里，马列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遭遇了滑铁卢。
说到底，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与技术革新问题有关。科学探究最好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才得以自由地思考和交流，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因创新而得到回报。苏联和中国都鼓励科学探究，尤其是基础研究或理论研究这些“安全的”领域，并且在航天和武器制造等领域提供物质奖励以促进技术创新。但是，现代经济的创新领域非常广泛，不仅包括高科技领域，而且包括一些琐屑的领域，比如汉堡包的营销和新保险的开发。苏联可以对核物理学家给予很高待遇，但是，对于需求稳步增长的电视机的设计者却没有给予什么待遇，至于有人想从事向新消费者推销新产品，这是一个在苏联和中国完全不存在的领域，就更是如此。
中央计划经济不能成功地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也无法有效地把新技术融入生产过程。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管理人员就必须掌握关乎其决策效果的足够信息，即由市场决定的价格。而且，最终还只有竞争才能确保通过价格体系得到的反馈是准确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早期改革，更广泛地说也包括苏联的早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都给了管理人员更大的自主权，但是由于缺乏合理的价格体系，经营自主权几乎毫无效果。
现代经济极其复杂，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无论技术如何先进，都没有能力管理。为了取代需求导向的价格体系，苏联的计划经济负责人曾试着颁布自上而下的对于资源的“社会公平”分配。许多年来，他们认为更大的计算网络和更好的线性规划可以使中央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个幻想。苏联的国家物价委员会（Goskomtsen）每年必须审定二十万个价格，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每天要审定三到四个价格。但是，这还只占苏联官员每年审定的价格总数的42% [6] ，而且，要是苏联经济能够提供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多种类的商品和服务，那么这个数字还只是需要审定的价格数量的一小部分。对莫斯科或北京的官员来说，如果他们所监管的只是生产数百或上千种商品的经济，那还有机会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价格；但是，在一个仅仅一架飞机就有数十万个零部件的时代，这样来定价绝无可能。此外，在现代经济中，价格日益反映着品质的差别：克莱斯勒男爵（Chrysler Le Baron）和宝马（BMW）从整体的技术特性上来讲都是同一档次的轿车，但是，消费者由于某种“感觉”而愿意在宝马上多花钱。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官员们在这上面的区别能力是可疑的。
中央计划的负责人由于要控制商品的价格和分配，从而使自身置于国际劳动分工之外，由此丧失了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共产党执政的东德，人口七百万，大胆地尝试在国内效仿世界经济，结果生产了一大堆可以在国外用更便宜的价格购买的产品，从冒黑烟的卫星牌轿车到获得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褒奖的存储片。
最后，中央计划经济破坏了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工作伦理。一旦个人的工作动机因社会经济政策而遭否定，那么再强烈的工作伦理都会被破坏，而工作伦理一旦被破坏，重建它就相当困难。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第四部分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许多社会的工作伦理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而是相应社会的前现代文化和传统的延续。强烈的工作伦理或许不是成功的“后工业化”经济的一个绝对条件，但它肯定是有助益的，而且会成为强调消费高于生产的现代经济趋势的一个关键的抗衡力量。
我们曾共同期望，工业成熟对技术治国的需要最终会导致共产主义中央管制的松动，进而为更加自由的、市场导向的运行方式取代。雷蒙·阿隆断言“技术的复杂性将削弱意识形态专家和军人的力量，而使管理阶层的力量增强”，这可谓是对早前的一个判断的呼应：技术治国论者将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7] 这些预言最终被证明十分正确；西方人不能预期的是它们会需要多长时间得到证实。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已经表明自身完全有能力把各自的社会带入煤炭、钢铁时代：因为所涉技术并不怎么复杂，连被迫从农场赶到简单装配线上劳动的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也能够掌握。为这种经济运行所需的技术专家通常很听话，因而政治上容易加以控制。 [8] 斯大林曾把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Tupolev）关进古拉格，而后者最好的一种飞机设计正是在集中营里头完成的。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设法指派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并通过提供地位和报酬来换取他们对体制的忠诚。 [9] 毛泽东在中国的做法则有所不同：为了避免像苏联那样出现一个拥有特权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他发动了一场针对他们的运动，最初是在1950年代的“大跃进”期间，随后是在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工程师和科学家被迫下乡种田，以及从事其他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需要技术能力的位置则由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专家担任。
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切不可低估极权或威权国家长时间抵制经济合理性要求的能力——就苏联和中国来看，可长达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这种抵制最终付出了经济停滞的代价。中央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完全未能超越1950年代的工业化水平，这一失败削弱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能力，甚至削弱了它们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的能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能干的技术专家的迫害，被证明是导致中国后退三十年的一场顶级经济灾难。因此，邓小平在1970年代中期掌权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恢复技术知识分子的名誉和尊严，保护他们免受反复无常的意识形态政治的迫害，采取了苏联在三十年前所用的吸收政策。然而，指派技术精英为意识形态服务这种做法最终也开辟另一条道路：由于这些精英有了相对较大的自由去思考和研究外部世界，他们开始熟悉并采用许多盛行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恰如毛泽东所担心的那样，技术知识分子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传播者，他们在随后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因此，到1980年代末，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可以说已经屈服于发达工业化的经济逻辑。 [10]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市场和经济决策权下放的必要性，也承认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并且随着技术专家精英的兴起，还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更大的阶层分化。东欧国家在1989年的民主革命之后，也全都选择回归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各国在市场化的时间和步伐上各不相同。苏联的领导人起初对于进行全面市场化较为勉强，但是在1991年8月政变失败而进行政治转型之后，就全面走向了意义深远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社会要调节和规划资本主义经济，就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我们这个机制的逻辑并未严格规定这一自由的程度。尽管如此，技术驱动的经济现代化的展开，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竞争和让市场决定价格，创造了强大的动力，从而使发达国家接受了普遍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基本信条。除此之外，还没有哪条通向全面经济现代化的道路被证明是可行的。
[1]多伊彻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东西方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趋同，关于这些人的观点，见Alfred G. Meyer, “Theories of Convergence,”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21ff.
[2]“大众高消费”这个术语出自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in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电子技术时代”出自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in Between Tow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而“后工业社会”则出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见贝尔的 “Notes on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 and II, The Public Interest 6—7 (Winter 1967a): 24—35 and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n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33—40.
[3]Bell (1967), p. 25.
[4]数据引自Lucian W. Pye,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Crisis of Authoritarian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no. 1 (March 1990): 3—17.
[5]然而，即使在这些传统工业领域，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些领域的生产现代化上也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经济。
[6]数据见Hewett (1988), p. 192.
[7]阿隆的这个说法援引在Jeremy Azrael, Managerial Power and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4. 阿兹雷尔（Azrael）也援引了奥托·鲍尔（Otto Bauer）、艾萨克·多伊彻、赫尔伯特·马尔库塞、沃尔特·罗斯托、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亚当·乌拉姆（Adam Ulam）来说明这个意思。也见Allen Kassof, “The Future of Soviet Society,” in Kassof, ed., Prospects for Soviet Societ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68), p. 501.
[8]关于苏联体制为了适应不断成熟的工业的要求而采取的方法的讨论，见Richard Lowenthal, “The Ruling Party in a Mature Society,” in Mark G. Field, e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Modernization in Communist Societ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9]Azrael (1966), pp. 173—180.
[10]这一观点见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关于中国的论述，in Edward Friedman,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ennist States: The Case of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2, nos. 2—3 (Summer—Autumn 1989): 251—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