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设防的乡村
二战时期，罗马、巴黎曾经是“不设防的城市”。之所以不设防，任由德军长驱直入，是因为害怕德军毁灭其古老的文明。有一部电影，虽然叫“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Open City），写的却是当地人的反抗。然而在中国，乡村虽然给人一种封闭的面貌，与“open city”完全相反，然而，其不设防却是千真万确的。
一次座谈会上，笑蜀先生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农村现在是最无力抵抗的时候。闻者无不默然。从整体上说，相较于战乱时期今日乡村无疑有大进步。然而在“皇权不下县”的旧时代，地方读书人与宗族领袖或多或少还是起到支撑乡村、抵抗种种外来入侵的作用；而现在，这些力量近乎土崩瓦解。至于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也有自己的协会——虽然有些组织名不副实，比如我在报社工作时，印象中工会只负责每月发五斤鸡蛋，仿佛时刻在暗示我要是想谈什么其他劳工权利就只能“玩蛋去”。但不管怎么说，虽然没有权利工会，这福利工会好歹也是个“涉利组织”。然而农民连这样一个发鸡蛋的组织都没有。所有福利，只能从自家老母鸡的屁股上掏。
农民所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世人早已了然于胸。由于身份原因，农民在城里就业困难重重。通常，除非通过高考或参军提干等几种有限的方式变更其身份，农民子弟只能继续当农民——直到社会开放了，农民才有机会升级为农民工。
退休本是一项劳动者的权利，与休息权有同等性质。然而根据《宪法》第44条相关规定，这一权利也只限于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农民不能“养政府防老”，而只能养儿防老。当养儿防老也靠不住，就难免会出现付达信这样的农村老人，不惜在北京站广场持刀抢劫，以故意“抢劫入狱”的极端方式解决自己“两年没吃过肉”的生活困难与养老问题。北京亦有青年农民，为能享受监狱里的公费医疗，不惜以身试法。类似“自由换面包”的辛酸故事，不禁让人想起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
如上所述，衡量拉丁权利与普通公民权利的区别，关键就在于选举权与参政权。在推翻帝制以前，中国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只能是做臣民、顺民，其结果是经年累月的矛盾引发社会大动荡，直至改朝换代。这便有了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怪圈。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放，名义上他们与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然而，事实上难得进城参政的农民所拥有的权利更像是一种辅助性权利。几十年前，历史虽然创造了农民陈永贵进城当上副总理的奇迹，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
为什么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为什么农民进城做官后制定的政策仍在向城里人倾斜？除了农民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外，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城乡不同比例的现象也一直为人诟病。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由此可见， 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与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称。有人计算，即使按农村与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实际情况显然与此不符。而这一切，直到2010年3月修改选举法，城乡“同票同权”才得以确立。
2008年几亿农民工中终于出现了3位人大代表，媒体竞相追捧，更给人一种石破天惊的感觉。如有评论指出，各版本《选举法》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为了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突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而工人阶级当然是生活在城市的。无论借口如何，大家心知肚明的是，这样的规定既不合乎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也不合乎公民选举权平等的政治原则。
除此之外，更关键的是现有农民代表如何履职。2009年两会期间，已年届八旬的农民人大代表申纪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番表白同样意味深长。从1954年第一次骑毛驴到长治市，再辗转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先后跟毛泽东握过手，跟周总理吃过饭，被江泽民称为“凤毛麟角”，她也是中国唯一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说55年来“我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这句“政治正确”的话也许反映了申纪兰老人的真情实感，然而“55年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在这个时代已经略显突兀。以下是2009年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刊出的一段专访：
记者：那一年见到主席了吧？
申纪兰：我们都想着见毛主席，有的人说，见了毛主席，死了也不后悔了。开完会，主席接见我们，我们跟他照了相，握了手。我们都感动得眼泪都在眶子里把眼都蒙住了，看不清毛主席的脸，只看到下巴上的痣，只觉得毛主席的手很厚。大家都抢着跟主席握手，好多代表都没握上。
……
记者：现在代表们表决的方式跟过去不一样对吧？
申纪兰：两码事，过去是举手，现在是按。
记者：你过去有不举手的时候吗？
申纪兰：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在普通农民不能通过一人一张的选票左右公共政策以前，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本来就屈指可数，而许多代表又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反对的权利，只将此履职视为自己的政治荣誉，这无异于将农民的参政权拱手让出，让分饼的人同时第一个挑饼。当农村成为不设防的“无人之地”，城乡差距只能是越来越大。
然而当我们回顾历史，在古罗马时期代表平民利益的保民官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在于他们不仅是罗马平民用脚投票换来的结果，更在于他们可以适时说出“veto”（拉丁语，意思是“我反对”）。保民官的人身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同样将这种神圣性赋予平民。如果政府官吏对任何平民采取危害行动，保民官有权加以阻止。到后来，他们甚至对政府的法令或者元老院的决议拥有了否决权。现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的“一票否决权”，即是以古罗马的这一制度为渊源。据称，为了便于随时接待平民的申诉，保民官长期住在罗马，家门到晚上也是开着的。
正是看到农民只有顺从而无抵抗公共政策的权利，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中国可以说不》那本书开始流行的时候，我更认为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中国人可以说不”，是“中国农民可以说不”。否则，任何不合理的政策都可能在毫无杯葛的情况下顺利推行，这也是上世纪诸多不幸的根源。世间万物，都逃不出一个因果律，农民的非国民待遇，正是在他们一次次失去“说不”的权利后收获的。而农民以及全体国民若要获得应有之权利，首先得拥有说“不”的权利。如波多黎各政治家乔治·迪戈所说：“‘不’，肯定是，而且也是唯一的能够拯救被奴役的人们的自由与尊严的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