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的主体与关键
谁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如何调动农民参与其中，这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面对农村的脏乱差，周作孚谈到自己在日本留学时，已觉“日本之强，系从人民之家庭强起，入日本人之家，其妇女未有不振作者，基屋内未有不精洁者”。为此，在其督率下，1934年6月实验区在一个月内填平粪坑六千个，而使之迁往偏僻处，改良茅厕四百所，使其臭气不闻于外……不过，类似举措受到了很大的抵制。有农民说，当年共产党来，都没有取缔，你们为什么要取缔？周作孚以民众的生活导师自居，虽然这种推动对农民不无好处，但是这种反对也表明，农民是否跟随与认同，是乡村建设能否取得成绩，是否有效率的关键因素。
与周作孚改建厕所时的“反对者蜂起”相比，董时进主持下的农业院在当地推广新稻种“鄱阳早”则要顺利得多，更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农民知道了它的好处。农业院不仅是引进了稻种，提高了收成，而且在盐水选种方面，还把盐给买不起盐的农民使用。农业院或许是当时唯一不以政治挂帅而做出实事的机构。
谈到救济农村，董时进注意到一个现象：“近数年来，国内朝野一致高唱救济农民，复兴农村，然而救济之声浪愈高，农民之破产者愈多，复兴之高潮愈盛，农村之崩溃愈速，可见非复兴不得其法，必救济之未切实努力。”为此，董时进开出两个药方：其一是救济农民不能压榨农民，“譬如人之不起，并非生病，乃系被人殴打，体无完肤。欲救此人，首须停止殴打，否则扁鹊再生，亦将束手”。在此意义上，不图地方政府救济人民，“能维持治安，自己不去扰民就可以了”。其二，就是在经济或者技术上想方设法增加农民的收入。（董时进《论复兴农村》，《独立评论》，1933年6月25日）
与此相比，国民政府1934年开始在江西展开的乡村建设更像是稳定大局的权宜之计，而非真正以地方自治“奠民国万年有道之基”（刘世长编《地方自治讲话》）。具体到操作，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乡村建设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地区稳定，而非自治。
以“匪区”为例，经历了几次围剿与反围剿，当地民生凋敝自不待言。1927年至1934年间，白舍坪实验区所在的南丰，苏区占全县总面积的94％。由于共产党“遍设列宁小学、民众俱乐部及其他教育机关，每县动辄以百数十所计，对于民众尽麻醉诱惑之能事，驯至一般成人、妇女、与儿童所表现者，皆反常悖理之意识”，国民政府认为当下最迫切的是“实行特种教育，以纠正其思想，健全其人格，发展其生计，扶植其生存，使均成为良好国民”。直至后来江西在全国率先推行保甲制度，并以“管教养卫”代替“自治”，以官治代替民治，孙中山生前倡导的“自治”实已名存实亡。如此扬汤止沸的乡村建设，更像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下的政治动员。而所谓“特种教育”，与其说是为重建乡村，弗如说是为重建意识形态。
原先的十个服务区，自从干事兼了区长，“服务与政治结婚”，其性质也发生了悄悄的变化。以前服务不问政治，可谓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但现在兼负政治任务，就不能不执行一点“伤脑筋”的政令，不得不卷入政治的旋涡。个中难处，就像今日中国的村民自治，本来村长当选后应该全心对农民负责，可上面下派任务，让他们同时负责订报纸、抓计划生育。自从干事兼区长开始做“伤脑筋”的事情以后，农民分不清什么是服务区，什么是行政区，只知道“老师们变了心”。(徐盈《江西农村改进事业的全貌》，《游客话江西》)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变成了新政府组织（New-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其二，乡村建设与农民最迫切的需要脱节。
梁漱溟当年搞乡村建设，时常苦恼于“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可是他们办乡村建设的工作研讨会，农民代表基本没有，“仿佛乡村工作讨论会和乡村没多大关系，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而梁将此归咎于“农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新”（《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乡村建设理论》）。这种“我们—农民”式的分析方法显然没有切中问题要害。如果农民真的偏乎静，偏乎旧，他们就不会义无反顾卷入到“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中去了。
乡村建设者希望农村有一个光鲜的外表，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农民最需要的是有可以耕种的土地，是摆脱贫穷。当然，乡村也的确需要文化建设与文化扶贫，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更货真价实的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政策与行为，这种文化上的帮扶并无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这种素质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潜在的归罪，即把农民生活之所以艰难困苦简单归罪于农民的素质低下。农民将此视为负担，概是因为提高素质对他们而言，是成为模范国民之义务，而非现代国民之权利。当说，农民不应只是被同情的一群，更应是一群有欲望的人。此欲望人皆有之，绝非素质二字所能概括与敷衍。
知识精英送文化下乡，可许多农民正挣扎在死亡线上，日出而作，日落难歇，“没时间读书”是因为这些书不能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其不合时宜，就好比农民急着娶媳妇生儿育女，你却只送他一本书，并告诉他“书中自有颜如玉”。
农民本是农村重建和复兴的基本力量，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只能裹足不前。而对于农民而言，乡村建设的价值，既不在政治精英着眼于社会稳定的政治下乡，也不在于知识精英完成社会理想的文化下乡，而在于他们究竟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否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更不难理解，今天这样急功近利、与民争利、逼农民上楼的新农村建设何以会受到农民激烈的抵制。
经年累月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使农民对来自政府的改造与建设早已“习得无助”，所以往往并不抱以热望。但如果因此断定农民组织不起来，又有失公允。为什么现今许多农民对村级选举无动于衷——“选不选都一样”，对修族谱却愿意出钱出力？究其原因，前者还没有让农民看到可兑换的“政治期权”，而后者直截了当，可以让他们的名字印在族谱上“流芳百世”。
虽然也殚精竭虑，但是因为未能真正走到农民的生活中去，所谓乡村建设，便成了社会精英“自己感动自己”却不能运动农民的事业。而国民党的军队花了几年时间，费了千辛万苦，最后不得不借着通公路、装电话、修筑如来螺发一样密集的碉堡才得以肃清“匪区”，随之而来的乡村建设却没有回答与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当年会有那么多农民甘愿为几亩土地冒死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