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猎人
“过去，这儿有许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抱的千年樟树便有好几棵，但后来都被砍掉了。”阿毛向我抱怨几句，便背着一蛇皮袋猎物夹忙着上山了。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村里到处都是大树，有的树甚至大到可以镂船，只可惜五十年代被一个短见的村长以五毛钱一棵卖了个精光，如今只剩下现在一般穷山恶水。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这个国家，除了空气、阳光和土地，没剩下什么古老的东西了。
近些年来，农村开始使用煤气灶，山林里枝叶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抛荒，无人看管，野生动物又开始猖獗起来。有几年，甚至有专业的捉蛇队跑来抓蛇，在密林里，还能找到小碗口粗的蛇。农民们更是抱怨，现在旱地已经没法种了，刚种下的花生，隔两夜便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拱个精光，再加上长耳兔子来袭，整个经济作物都给祸害了。原先“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向山坡挺进的农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独靠水田撑腰。就在这时，猎人以乡村英雄的姿势降世于田间，只是他们现在既没有小狗，也没猎枪。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整治社会，许多散落民间的枪支被一概收走，包括猎枪也都被收缴个精光。狗也被乡村“打狗队”偷着剥了皮卖到了镇上。苦于没有狩猎工具，最初有些胆大的猎人便把电线牵到了山上。这个行为的确过于冒险，它不仅可以电击路过的野物，同时还会电击过路的人。在发生两起人命案后，这一鲁莽的狩猎方式才算寿终正寝，所有新乡村猎人都只好重新回到冷兵器时代。
阿毛是个谨慎的人，他从来没敢电击野物，自始至终，他像电影《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一样，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他狩猎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勤劳，二是上百个铁夹子。一般都是在农闲的时候，阿毛将那些猎物夹安放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几年下来，野猪、兔子、山鸡、麂、白面狐没少逮着些。阿毛因此每年能够通过这点副业“多收三五斗”。还记得十年前，我准备给他拍点狩猎的照片时，他显得很慌张，他担心自己逮的有些动物违反政府的规定。阿毛认为在是保护自己孩子还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问题上，他和政府还有些分歧。而阿毛自己心里同时很清楚，“要不搞点野物，我家就没法活”。
阿毛是浊姓，在村里力单势孤，一切只能低调行事。他同时是乡里的特困户。之所以成为特困户，主要是因为他的妻子患有精神分裂症，既不能帮着他料理家务，也不能干农活。父亲还健在的时候，还能帮他一些忙，自从老人过世，一切都只能靠阿毛自己忙碌与担当了。
在我记忆中，阿毛的父亲是位和蔼的老人。小时候我曾听他讲过一些与日本鬼子有关的故事。据说有一次被日本人拉了夫，被关了几天粒米未进，只靠过路的人送点水给他喝才得以活命，直到后来异想天开，寻了个法子从屋顶上钻出，终于逃出了魔爪。阿毛的父亲有许多故事，年轻时他参加过当地反共武装熊扬鹰领导的青年救国团湘鄂赣义勇总队廿二支队，该支队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残留部队。熊扬鹰曾任当地国统区保安大队长、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常备大队中队长、县抗日游击队长等职。至1949年，当年的抗日英雄已经沦落为一群“长期压榨人民，实行血腥统治”的特务分子，直至被当作“匪首”击毙。至1950年，当地山区活跃着近千名“反共游击队员”差不多都被当作土匪清剿一空。关于这一时期大陆的历史，台湾方面的说法是“反共游击队员三百万人壮烈成仁”。而阿毛的父亲，毕竟当年只是给青年救国团跑跑龙套，“连枪都没摸过”，待“匪患”既平，他也就带着阿毛在村里“复员”了。回想这一双孤零零父子当年留给我的印象，可谓是“破家失业，相依为命”。
村子里从前的许多事我并不知晓，我最早见到的两位女精神病人皆是在八十年代婚嫁而来。她们的丈夫，因为身体上的某种缺陷，加上家境一般，实在找不到老婆，最后只好退而求其次，先后娶了个精神上有问题的女人传宗接代。阿毛便是在三十岁左右才得以迎娶新娘的，当时他的父亲年事已高，等抱孙子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
虽然妻子的行为举止让他的生活不那么体面，却也不负其所托，没几年便为他生下了两儿一女。而阿毛的父亲随后仙驾，也算是功德圆满，心想事成。如今儿女均已长大成人，只是那做母亲的却不问世事，继续疯着，终日蓬首垢面，胡言乱语。十年前的一个夏天，阿毛送女儿去北京打工。女儿在北京待了不到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便到省城去接她。两天后回到山里，发现一只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不幸的是，不知受何刺激，听村民们说，后来他的女儿精神状态似乎也出了点问题。
两个儿子倒是聪明活泼。一个考上了大学，另一个在家做起了鸭司令。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鸭司令总会和我谈起他的一些宏图远景。比如说，现在山谷间的农田大多已经撂荒，在下面修坝造一个水库，这样就可以搞立体养殖。既可以养鱼养鸭，又可以养猪。如果搞得好，将来还可以发展休闲旅游。
当然，修水库需要各方面的支持，由于没有钱，鸭司令目前还只能是随便想想——鸭司令是个很“随便”的人，但想起问题来，同时也很专注。他继承父辈的聪明才智，满脑子天花乱坠的想法。村里人很佩服阿毛脑子里时常冒出的精灵古怪。据说阿毛年轻时曾经将一张钱洗成两半拿去用。这事很快被发现，他被抓着后挨了批斗。今日回想起这一切，难免让人忍俊不禁。看，我的乡亲们是多么纯朴，想“洗钱”就真的把钱拿去洗了。
村里年轻一代，要么考上大学出去读书，要么早早出去打工或做生意，留在村里的只有几个年轻人，而他们都已经不像父辈一样安心务农。有的像鸭司令一样一人一支队伍，有的搭个棚子养起了野鸡。按说现在务农，较从前足够轻松，问题在于务农实在是无利可图，农产品价格过低，而农药、肥料价格又过高，忙碌一年，只够勉强糊口。为了做生意，有的人家买了电脑，接上了互联网，年轻一代告别了乡村信息闭塞的旧时代。在网上，我时常见到这些养殖专业户挂着QQ，透过他们写在QQ空间的絮语，孤独隐约可见。
说到阿毛一家，最让我关心的还是乡村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在乡下，如果哪个男人娶了位“乱跑乱说”的女精神病人，他的生活将毫无质量可言。当然，种种不体面也与做丈夫的自暴自弃或者没有耐心有关。虽然内心有难以言说的苦楚，但如果他们能够勤快一点，能让妻子穿得干净一些，能够经常帮她们洗洗头，能够不让她们睡在地上，相信这些女人在村民们心目中的印象也会好很多。至少村民不会因为她们蓬头垢面的外表而直接断定她们是个“癫婆哩”。
有一次，我在乡下偶遇残协的一位专职专员，便向他问起村里附近有多少精神病人。谁知得到的答案竟是“现在基本没了”。这年头，人都很脆弱。我理解他的忧虑，却不能认同他的谎话。据我所知，仅在小堡村，一个只有七八十人的小村庄，便有四位精神病人，而且是清一色的女性。其中有两位发了一辈子的病。
除了阿毛的老婆，另一位的情形与其相似，却更悲惨。二十多年前，这个女人嫁到夫家，先后生了两个儿子。不幸的是，几年后她得了一场重病，因为无钱救治，活活病死在床。她刚过世的那年春节，我还看见这家人的门框上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不过，那时候两个孩子年龄还小，尚不知忧伤为何物。如今，两人都在外面打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清贫生活。
我曾经看到过一份官方数据，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一亿以上”，其中有“七成”精神病人未受有效治疗。看到如此之高的数据，对于近年来时常见诸报章的精神病人伤害案，你还会那么惊讶吗？
关心时事的读者也许会说，在这个时代，这个数字应该略低一点，因为有些人是“被精神病”的。当然你是对的，不过那些人属于不正常时代的正常人，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只讨论真正的精神病人。
且不论是何原因诱发疾病，精神病人遇到的现实问题早已有目共睹，比如精神病治疗主要由家庭系统来支持，国家尚未真正担起精神障碍的救治，社会救助严重不足，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并居家治疗等等。而且，许多人关注精神病人，更多是出于社会安全考虑，而非对病人日常生活权利的关注。所以你会看到，当某个地方突发一起连环凶杀案，而凶手恰巧在事后被证明患有精神病时，救治精神病人的呼吁才会又一次引起重视，但很快又被健忘的人忽略了。
在当地，通常谁家有了精神病人，如果家里能凑足钱，大多数人都会带病人去南昌或者九江看一次病。而这一次通常会将家里的钱也花得差不多。回家之后是好是坏，只能听天由命。家属也当自己已经尽力，便不再为治得好治不好这样的事情纠缠了。
说到治病，前几年我在县郊公路两边发现不少收治精神病人的广告。就在人们呼吁阳光政府的时候，县里成立了一家名为“阳光精神病医院”的私立医院。据主事的人说，2006年统计全县虽有1700多精神病患者，但到这里治病的每年只有100人次左右。县残联拨款资助250名额，每个人每年400元，相当于一天救助一块钱。
这无疑只是杯水车薪。
对于当地人来说，庆幸或者侥幸的是，这些寂寞的生灵，大多都安安静静，很少有攻击性的举动。他们生活在一个被我们认为不幸却又不闻不问的世界里，与空气交谈、朝道路微笑，或者不言不语，同他人眼里的盛世繁华井水不犯河水。
而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为了这些精神病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权利，也为了同时代所有人的良心安宁与体面尊严，为了减少更多的社会问题，谁来救助这些被遗忘的精神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