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间，本书作者陆续接受了《新京报》、《南方都市报》、《钱江晚报》、《湖南经济文化》、阳光卫视等媒体的采访，就本书的写作及其他若干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为避免与书中内容重复，整理时略有删节和改写。）
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
问：最近您在思想国网站上开始就农村问题写了一系列“乡村纪事”，并在《南方都市报》同步连载。避开都市热闹的奥运，回到故乡“幽僻荒远的村庄”， 您谈到“谁人故乡不沦陷”，为什么会有这种沦陷感？
答：人们常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但故乡绝不是可有可无、能够轻易割舍的。当你站在童年时的村口，发现老屋不再，古木不再，河流荒芜，第一个感觉肯定是故乡在衰败与沉沦。这样的时候，你的心是很难安的。而我之所以回到家乡，并且想着带回一些文字性的东西，一方面自然是为了尽一个时代观察者的责任，这些年来这种责任一直在烧灼我。另一方面，我也很想对那些在许多人看来近乎卑微的生命作一番见证，中国历史里的宏大场面太多，帝王将相的历史太多，甚至在我发表“放牛班的夏天”一节时，有读者还在问我怎么不多写写朱元璋小时放牛的故事。那不是我愿意做的。我更愿意关注平常人鲜为人知的历史，关注惊涛骇浪背后的细节与命运。正因为此，在奥运与命运之间，我将视线投向命运。
此外，我也想做一点尝试。这些年来，虽然写了许许多多的文章，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写作还没有真正开始。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书写方式，能同时给自己的心灵与理性一个宽阔的出口。还是那句话，对于我来说，找到一种适合我的表达方式是比拓展我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问：看得出来，您愿意将视线投向“卑微的生命”，既体现了您长久以来秉持的价值观，也体现了您做事的风格，即一点一滴促进这个社会的改良。
答：准确说，我关注的是平凡的生命，而不是卑微的生命。没有谁的生命是卑微的。我更愿意关注具体的人与具体的历史。即使是针对意识形态的解构与批评，也是力求做到就事论事。
问：谈到“农民问题”，前几年有学者提出中国存在着“四农”问题，即在“三农”外再加上“农民工问题”。你赞同这个说法吗？
答：对于这些“标签游戏”我是颇不以为然的。“农字头问题”越多，可能离中心议题越远。最想说的是中国“农民没问题”，“农民工也没问题”。所谓“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等更多是“政策问题”，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
有人说农民安土重迁、思想封闭。然而这是农民的问题么？众所周知，近六十年来“城乡分治”，中国城市城门竖起，在某种意义上说，农民不仅被剥夺了用脚投票的权利，而且被隔绝于现代文明之外。这样的时候，你说农民素质低还不如说国家政策的素质低。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说政府首先要着手解决的是城市自我封闭的问题、社会不公正的问题，而非农民没进取心或不开放的问题。事实上，面对城乡隔离，农民不但“没有问题”，而且为冲破城市封闭提供了实践和方法。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之所以有了大发展，首先得益于无数不请自到的闯入者，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工潮席卷天下，农村再次成为大后方。正是那些抛弃了户籍观念、四处漂泊的农民，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波澜壮阔，将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变成一扇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铁门。
同样，中国改革也是得益于农民的尝试。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苏联当年刚起步时，由于资金不足，对大规模工业化有心无力，于是采用了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让农民无条件地为工业化支付巨额成本。但像托夫勒说的一样，轻农重工的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搞得一团糟。”苏为中用、城乡分治，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将苏联体制推行到极端。随之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贫困与混乱使中国政治与社会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分田包干，中国改革才终于浮出水面。这不是说小岗村有多伟大，它只是一种象征。时代到了，一棵小草也能掀翻一块石头。
问：2008年的这场“金融风暴”使全球企业纷纷压缩开支、降低成本以应对难关。沿海江浙一带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为了应对危机，似乎纷纷裁员，以降低企业运作成本。农民工群体因此成为最大利益受损者。对此，您怎么看？
答：中国农民受损，并非始于金融风暴。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许多人原来可以做廉价劳动力，现在连廉价劳动力都做不了了。
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将视线投向农村。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夹带着某些不公平，至少在思路上有问题。比如有人论证说，为了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所以要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我承认，农民需要社保，说服政府多为农民做些事情也没有错，问题在于，将农民纳入社保不能成为扩大内需、增进消费的手段，而应该成为政府执政的目的。否则有心人会问，等经济好转了，作为手段的社保是不是又可以被取消或者打折了呢？
我尤其想说的是，政府不要等到有了危机才想到农民，想到农村。现在国家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及早加大农村建设的投入？中国连通往月球的路都已经修好了，怎么乡村公路还修不到我们村？偏偏差那“最后一公里”。不过，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修路只是方便掠夺资源，把村里的树给卖了，我宁可守着那“最后一公里”不修，只当那是战壕了。
没有土地，农民就没有灵魂
问：土地流转改革被称为自实行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以来乡村财产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对农村经济、乡村治理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土地可被农民换成“看得见”的资产，这算是不小的进步吧？
答：有了土地流转，农民可以互换土地、出租、入股，对土地的使用灵活了，这些无疑是有进步的，但进步得还不够。现在农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保护不了自己的土地。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是，当人们群起呼吁“必须保卫土地”时，究竟谁最有资格奋起保卫具体哪片土地？对于每位公民来说，只有他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才谈得上要誓死保卫什么。从这方面说，确定农民的这种转让权，是对农民有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能够真正保卫自己的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实际上并不真正属于农民。
中国现行土地批租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借鉴于香港，它从客观上解决了土地不能流转的问题和城市改造建设的资金匮乏问题。但是，1993年底分税制改革将土地出让金完全划归地方政府后，这些土地收益顺理成章地沦落为地方政府的“金库”与“提款机”。当地方政府把土地当成生财之道，“守土有责”因此变成了“靠地吃地”。许多农民正是在此背景下“被上楼”与被驱逐。
《大地雄心》（Far and Away）这部影片你也许看过，讲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主人公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爱尔兰的一位农民，他的“爱尔兰梦”就是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的父亲在临终前留给他的唯一遗产是一句充满温情与希望的话：“一个人只有拥有土地才有价值，才有灵魂”。
没有土地，农民就没有灵魂。说得多好！凡事都有个根本。就像我们常讲的，如果一个国家不尊重宪法，这个国家就少了灵魂；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责任与关爱，这个社会也少了灵魂。中国现在的房地产虽然发展得很快，可是由于土地并不属于业主，可以说这个产业其实也是没有灵魂的，所以我在过去的文章里说“铁打的房子也在风雨飘摇”。将土地还给农民本是件很有希望的事情，私有产权不仅可以抵挡权力的入侵，而且提高农民的议价权。这些年大家之所以赞美物权法，正是因为受保护的物权不仅保障了民众根本利益，同时构成了针对权力的防御与分权。如果产权能够得到真正的保护，一个人失去权力也不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因为他其他方面的权利是有保障的。坐在自己的房屋里，他可以像王子一样不受侵犯。
有些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认为土地一旦放开，许多城里人就会到农村去买地，然后呢，农民会不顾一切，为了换酒喝或者给孩子交学费把自己的土地卖掉，最后的结果是农民无家可归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且不说没几个人会因为买酒喝而卖土地，如果一个国家逼到孩子连学费都交不起，应该反思的不是为什么农民要卖土地，而是为什么农民会穷到要卖土地。上述担心与推理同时有悖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即个体才是自己利益的最终判断者。
那些担心城里富人蜂拥到农村买地的人，为什么偏偏想不到城里人都到乡下买地会导致地价上涨，使农民受益？我不怀疑这些人关心农民的诚意，不过我忍不住要说的是，如果你真以为农民是不会代表自己利益的人，你就去乡下和他们打几圈麻将，看看究竟谁输的钱多，看看农民是不是一见到城里人就想着给他点一炮。
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农民
问：逢年过节，许多企事业单位都会给员工发放“过节费”、奖金，相较而言，农民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可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连最基本的福利都没有，这也是不公平吧？
答：农民过得辛苦，时常生活在一种寂静的绝望里，却又不以为意。城里社会分工多，有红领、白领、蓝领、金领、粉领、绿领包括黑领，而农民属于“无领”。他们用一生在为国家做贡献，却经受种种分配上的不公。很多年前，我曾经感慨“农民收割庄稼，国家收割农民”，我一直希望这个现象有所改观。
农民像野草一样生长，自生自灭。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愿望是风调雨顺。如果政策有一点点好转，他们也会感恩。这些年从政府到社会对农民的关注还是很多的，的确也有些变化，农民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些，比如，减免中小学生的学杂费、取消农业税，这是大家不断努力的结果。如梭罗所说，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农民也是这样，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是中国人，是农民。所以我并不认为“尊农”、“惠农”是什么“赐予”，我宁愿看作是一种还债。有些官员将“送温暖”当作政绩，后面还跟着一堆摄像机，这在政治上是不及格的，因为让社会免于饥寒交迫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可有可无、可送可不送的礼物。
自古以来，底层中国人总是盼着两类拯救者：一是上天，二是天子。上天是一种神力，而天子属于“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里的“王师”，是人世间的具体拯救者、护佑者。农民乐天知命，知足常乐，得到一点好处，就会感激不尽。我认识的一位老支书，谈到近年来农村条件改善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还是这一届皇帝好！”你可以说他观念落后，跟不上形势，但是也可以看到在他的潜意识里还是把中央政府比作皇帝与王师，比作拯救者。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感恩，但在政治伦理中，更应该强调的是尽职尽责。
问：如何看待“大学生村官”现象？
答：我的学生里也有去做村官的。就个人而言，只是一种择业。对中国而言，大学生当村官比研究生抢着去卖猪肉有前途。至少从中我看到了人才由城市向农村回流，打破我所说的“鱼笱效应”。
故乡不只是一个村庄
问：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城里过得并不好，有的甚至睡在广场上、桥洞下，可为什么他们还要去呢？农民是心甘情愿被城市绑架吗？
答：不是农民被城市绑架了，而是被贫穷绑架了。绝大多数农民是因为农村收入低才到城市里去，城市只是给他们提供机会的地方，而不是痛苦的源泉。从心理上说，他们背井离乡更不是想在城市里“受虐”。城里的花花绿绿的确足够吸引他们，但我也注意到许多中老年农民更愿意在乡村生活。对于他们（甚至包括一些年轻人）来说，城市只是个开眼界、见世面、多赚点钱的地方，而不是他们生活更不是养老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农民赚了钱就回家盖房子。当然，他们多半也没有能力在城里买房子。
城市里的陌生人社会和乡村的熟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就像《盲井》里说的，城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而乡村不一样，尤其在一些小村落里，大家朝夕相处，更能真切体会什么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村民之间虽然平时也会有些恩恩怨怨，但是一个人死了，其他人都会觉得自己的生命若有所失。这时你不需要听别人讲太多的故事，也不用看死者生前的照片，只要你知道他死了，你自会有很多感慨，会有很多回忆自心头涌起。在乡下，每个人死后都是村葬，其规格有点像我们说的国葬，死得是有尊严的。与此相反，城里人过于冷漠与疏离。乡下人敞着门过日子，而城里人终日关门闭户，像是住在水泥砌成的山洞里，在那里每天都有许多人悄然死去，从医院到火葬场到价格不菲的墓地，死亡像是流水线，骨灰是产品。这样没有温情的世界是不值得留恋的。
问：很多人感慨“回不去故乡”，您也多次著文提到对于故乡沦陷的担忧与伤感。回乡对于您的意义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农村对你又意味着什么？
答：有故乡是件美妙的事情。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意思是说，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其实故乡何尝不是一种恒产。我讲“有故乡者有恒心”、“有故乡者有敬畏”也是相同的道理。利希滕伯格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对于人类来说，天堂也许是最容易的发明了”。 托·富勒也讲过，“不知道该如何度过一生的普通人，总想进入天堂。”两句话合起来就是想去天堂的人跟着发明天堂的人跑。结果是我们把有瑕疵的尘世抛弃了，而完美的天堂也没有得到。中国乃至历史上的很多悲剧，就是为了建设一个个天堂，而毁坏了各自的家乡。
完美的世界并不存在，回到故乡，是承认人的条件与局限，承认自然的法则，承认理想的恒久。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说，有故乡的人不稀罕天堂，也不会跟着别人跑，他只要一点一滴地建设他的故乡，让万物顺着各自的本性生长。有故乡的你不会毁坏他人的故乡，因为你可以毁坏他人的故乡，他人也可以毁坏你的故乡，结果是所有人都失去故乡。
我还想补充的是，故乡对于我而言，更是一个精神家园，呵护它也是呵护精神的后院、灵魂的庙宇。我的乡愁不只是关于过去的，更是关于将来的，有时候也是一种转型期的乡愁。而且故乡对于我来说不只是一个村庄，它是一组变幻的意象：有时候它是天上的一片云，就像费翔唱的故乡的云；有时候它是大地山川中的万物；有时候它又是一个城邦，一个蕞尔小国，你熟识那里的每一个人，你们曾经在一起居住与生活，你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七十年代出生在农村，虽然没有受太多苦，但算亲历并见证了底层社会的诸多不幸，它使我的写作不至于脱离现实。而且我上了大学，趁着年轻，还在巴黎读书、工作与生活。当然，我今天所有的自由状态，更得益于我是一个自立自主、积极生活的人。因为自立自主，所以我看到了“条件即逆境”。那些家境好的人，生活与选择未必有自由；因为积极生活，所以我看到了“逆境即条件”。当许多人把农村当作一种逆境的时候，我却把这种逆境当作我可以利用的条件，于是有了我着手写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会回乡下做农民吗？
问：说到这本书，里面有不少调查。你对数据的运用重视得多吗？
答：原定的书名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途想换，最后又换回来了。就写作本身而言，我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我会花很多时间核实资料，关键性数据我会重视，但我不会拘泥于那些没有实质意义的细枝末节。另外，我看到现在有些书里面有很多数据和表格，可就是没有作者自己的观点，这种写作不是我所追求的。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几乎没有表格，但是他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为此，我甚至开始怀疑office软件是不是毁掉了很多好文章。自从有了各式各样的图表，人们学会并沉溺于这种偷懒，论文是图表生成的，文字让位于图像，阅读开始被观看取代了。
我的调查都是在本乡本土进行的，我不能说自己做到完全客观，但会力求真实。我喜欢有时间跨度和空间感的话题。我平时的思考涉及了历史、政治与社会等各个领域，如何协调这些思考，乡村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口，它调动了我理性与心灵层面的激情。我试图通过这本书，大而言之解读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小而言之记录我的村庄。这不需要什么雄心壮志，因为我至今仍爱故乡那片土地，我想弄清楚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以及将来的路向哪里走。当我问“故乡向何处去”的时候，也在问“中国向何处去”。
问：时代在变，农村一些习俗文化正在慢慢消逝。比如说在南方，以前每到年底家家户户都要打糍粑。打糍粑时，几乎村里所有的人都帮忙，一起协作，热热闹闹年味十足，而现在这种记忆越来越少了。
答：我想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消费主义在农村流行起来了吧。一位台湾学者曾尖锐地指出：美国舰队敲开锁国200余年的日本的大门，日本并不认为是耻辱，反而庆幸由于这个刺激，使日本惊醒。中国则不然：像一个赤身露体而衰老患病的梦游者，被鸦片战争惊醒后，发现了自己所处的窘境，而认为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不过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何博传说这已经是过去的悲剧了，因为今日中国正在滑向另一端：被现代物质文明惊醒的中国人，立即变成了拜金主义者，从对一个“红色”世界的迷信，转向对一个“黄色”世界的迷信。或者说，从对一个精神世界的迷信转向对一个失去人情味的物质世界的迷信。这还是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警告。
农民跟着城里人生活，什么东西都想用钱来买，我觉得这是件十分不幸的事情。比如我老家乡下，不光是打糍粑、做冻米糖这样的手艺看不到了，很多人家平时连菜都不种了，甚至喝起了桶装水。我不是说农民没有消费这些的权利，但我看到的更多是对城里人生活的模仿。农民完全有理由保持自己原汁原味的文化。
诗人兰波曾经说过“生活在别处”。这句话讲出了人内心的自由，但它也道出了人类最真实的困境。有些美好的事物，你每天都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也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我认为农村有其美好的一面，但我并不认为城市就该被抛弃。城市和互联网一样，是人类合作的产物。我甚至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即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继农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它对传播人类文明的贡献，仅次于文字的发明。我只是希望乡村文明作为城市文明的母体、文明的故乡不应被城市文明所吞噬。中国的城市建设，比如北京，现在是只知道一圈圈往外扩，就像蜘蛛精结网一样，结果是人满为患、车满为患。
现在城市到处是水泥，好不容易建了个广场，还没有草地，有草地了又不许人“践踏”。我一直不明白，既然是草地，为什么上面还要立个“芳草萋萋，踏之何忍”的牌子。巴黎有很多草地，那就是人们休闲放松的地方，你坐着、躺着、野餐没有谁会管你。它增进了人与自然的相融，“践踏”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个城市最让我感动的细节是路边到处有可以直接饮用的自来水，就好像你在山间能找到泉水一样。这些细节提高了这座城市的宜居水平，其实就是乡村元素在救济城市。
问：我在您的文章中读到这样一句话：“尽管我深知几十年来中国农村更代表着一种被隔离的生活，一种真实的逆境，但我总还是能从乡村生活中找到一些真实或者美好的事物并且为此心怀感恩。”虽然生于贫寒，您对农村怀着一种脉脉温情，说说您对生活的理解。
答：很多人都记住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叫“灵明无着，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这是一种执着的超脱。相较而言，我更愿意看到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这是我关于人生的一种态度吧。你心中拥有美好的东西越多，你的人生也就越丰富，越美好。当然，过去的生活不会因为我们怀念它而停留。
问：如果现在您做回一个农民，您将如何生活？
答：自从有了互联网，回到乡村居住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做回农民可能性不大了，一来自从我考上大学，放下了锄头，转换了户口，我已经是“失地农民”了‘；二来即使我回村里种几亩地，我也不会是真正的农民。十几年前，我读《冷山》那本小说时注意到有关作者查尔斯·弗雷泽的一些细节：弗雷泽和家人一起生活在乡下，一边喂马，一边写书，那是我想要的生活。我现在着手写有关故乡的一些人和事，感慨的不仅有已然逝去的时光，还有这个时代正在逝去的生活方式。虽然目前我还不会离开城市，但只要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多在乡村生活。更重要的是，在那里我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思考我的人生、我的生活与写作，活得不那么匆忙。一句话，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