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天堂，我们否定家乡。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也忘了自己从哪里来。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说不”的世纪。此时的男男女女，多像是嗑了摇头丸，对本国历史文化抱持着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主张的“温情与敬意”，都变做了“无情与敌意”。中国传承千年之久的宗族文化，即是在此背景下被打得“流水落花春去也”。1949年以后，虽然百废待兴，社会期望休养生息，但是宗族文化及活动因为有“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只能继续遭受灭顶之灾。及至“文革”，更有无数家谱被当作“四旧”抛进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篝火晚会”。可叹家谱曾与方志、正史并称为中国史学之三大支柱，在火光与烟尘之外，是一代代人的宝贵记忆与心血灰飞烟灭。
江山易改，本姓难移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历史开始有了新的转机。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解体，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相对浓厚的江南，如湘、赣、闽、浙等省纷纷出现了续修家谱的风气。过去被全盘否定的传统渐渐复苏，似有卷土重来之势。官方与媒体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转变。
1986年，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转发浙江省一份名为“坚决取缔封建迷信和封建宗法活动”的报告，报告按语即直接指出：“建宗祠、续家谱、联宗祭祖，是封建宗法活动，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允许的。”1991年第二期《江西方志》就《对当前农村兴起修谱、续谱热的思考》一文所加的编者按则只是强调“关于修谱，中央曾明确提出不予提倡”。
从“不允许”到“不予提倡”，其间微妙立现。重要的是，拜改革开放之所赐，此时中国已经开始了重新发现社会之旅。正如种子的信念与力量可以崩裂大地，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已经让任何形式的“编者按”都按不住了。
更别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被知识界认为是意识形态替补品的“公祭轩辕黄帝大典”，几近成为一种“国字号”活动，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一个重要注脚。
时至今日，复兴宗族文化在各地乡村尤其江南已渐成潮流。修族谱、建祠堂，让那些同宗同族的人忙得不亦乐乎。至于哪些人在张罗这些事情，以我的观察和了解，最主要还是一些生活在基层的乡村精英。他们多是当地热心公益事业、较有威望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教师。许多老干部也参与其中，“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修修家谱了”或已成为他们心中的旋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台港澳的同胞以及欧美等地的华侨。当年饱经风霜的“海外特务”，在新时代已经备受欢迎，成为认祖归宗的赤诚游子。
说到续接家谱，自然少不了修谱的工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小堡村不远的南昌周围便活跃着一些谱匠。据懂行的人说，旧时谱匠被尊为“先生”或者“谱师”。通常，谱匠都是携妻将子，一家老少随谱而行，一个大族一做就是一年，慢工出细活。不过，他们的待遇并不高。住祠堂，吃公粮，忙上一年半载，多半只能混个包吃包住。而现在，各姓修谱心切，经济上又有了些积累，谱匠的报酬自然大为改善。一宗家谱少辄五六千元，如果一年能换几个宗祠干活，好歹也能赚上几万元工钱。
生活堡垒
在《乡土中国》里，费孝通谈到家庭在西方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我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你会知道要和他一起来的是哪几个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但在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有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包括哪些人。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
在《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费孝通将此封闭的、小型的感情家庭形容为“生活堡垒”。而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延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外有些学者，常常批评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并且因此担心“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人会为所欲为。不能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然而倘使他们能看到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仍然信奉“家教”，这种担心定会有所减轻。历史也证明，最让人担心的反而是过去那个因为阶级斗争导致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告密时代。在那里，政治代替了一切，信奉“家教”者无家可归，社会没有底线，一切皆有可能。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从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回到了家里，从广场回到了卧室。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家园保卫战”此起彼伏之原因。2009年11月，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为了抵抗野蛮拆迁在屋顶上自焚。我将这场悲剧称之为“屋顶上的矿难”，即是因为我看到了物权的天空在屋顶上坍塌。其间心痛，无以言表。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过去有“卫国战争”，现在有“卫家战争”。
中国人更习惯于在家族中寻找“终极意义”，尽管这种“家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它在构筑中国人的世俗精神与底线伦理方面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说唐福珍是以家为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另一些官员则是以家族利益为出发点了。你可以批评有些“裸官”用爱国主义为自己在中国争现在，用国际主义为孩子在世界争未来。但“裸官”之所以敢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恰恰是因为摆脱了家的束缚与牵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