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仍在大量流逝，一去不返。一些优秀的农家子弟考上大学，毕业后大多数留在了城市；有一点技术和头脑的农民外出务工离开了农村，有的也在城里安家，彻底脱离了农村。远远望去，今日农村似乎只剩下一支“386199部队”留守。当精壮之士陆续离开，你很难分清楚他们究竟是攻入了城市，还是撤进了城市；正如你分不清这些乡村老人、妇女和儿童究竟是留守在后方，还是驻扎在前线。
食利与奉献
而我，因为清楚地看到农民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做出了怎样巨大的牺牲，看到这个时代的真问题以及无数“最可爱的人”如何身体力行，或散兵游勇或组织起来救济乡村，建乡村图书馆，我更愿将乡村看做是时代之前线。尤其当我想到这个时代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想到城中富人腰缠万贯、纸醉金迷，乡下贫民却因为无钱治病而英年早逝时，在我眼里这些乡民更像是在前线阵亡的无名战士，而那些抽尽农村脂血却不反哺农村者则为叛军。
另一方面，乡村也是我以及无数住进城里的农家子弟在心理上的大后方与根据地。我很难像许多城里人一样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业”（如评职称、求升官、慕虚荣）终身忙碌——我更愿把乡村当作安顿我的灵魂的地方。由此，我将乡村概括为“时代之前线，灵魂之后方”。
2010年7月，我读到一则新闻，讲的是在就业压力增大、无数人争着考公务员的今天，浙江义乌市却出现了部分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愿意回村里“当农民”的怪事。据说，义乌市有200多名拥有农村户口的公务员，被市纪检委、市委组织部等部门要求从农村迁出户口、办理“农转非”、退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这个消息并不让我觉得意外。早在十年前，当有的城市开始吸引农民进城，只需几元工本费便可以换取城市户口时，我便提出了警告——“农民兄弟，小心你的地！”理由是，现在拿城市户口、吃商品粮的意义，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已大不相同。对于农民来说，有一块自己的地，终究还能够糊口，可真到了城里，既无积蓄与房屋，工作又无保障，最后恐怕真得流浪街头。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城里的失业者，如果没点家底，他们的生活甚至还不如在乡下一直清贫度日的农民。十年后，我当时的预言也算是应验了。除了推土机在征地时耀武扬威，一些精明的公务员穿西服扎头巾，化妆成农民，去挤占本该属于农民的集体资源。
说到“非转农”，如今诉苦的还真有不少农家子弟。他们上了大学，因为在城里找不到如意的工作，或者有志于建设家乡，最后又回到了农村落户生活。不幸的是，由于读书时已经“农转非”，他们也便失去了本属于自己的那块土地。这可真叫“读书赔本”了。我听到有人抱怨，作为非农业户口的农民，一方面，他们不仅要承担农村艰苦的劳动，承担城镇居民一样的责任与义务，比如计生（只能生一胎）；另一方面，他们又享受不了政策性的好处，既无城镇的医保、失业保障，也没有农村的合作医疗和低保。
与两头受气的大学生相比，义乌的这些公务员却是城乡通吃，尽得方便。根据新闻报料，如果本人户口在农村，旧村改造能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可以盖起四层半的房子，这中间还有其他巨大收益。
人们又该笑话农民的集体产权如何弱不禁风、名不副实了。同样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公务员成群结队，想将户口迁回农村就立即迁回了，而且很多还是保持了“双重户籍”，做到了“城乡利益一体化”。如此情形是否说明了这样一个隐秘的现实：虽然中国存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但对于一些弄权者来说，这种差异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手握权柄，可以赢者通吃。
这样的新闻难免令人沮丧。还是继续回到历史吧。意识到农村的整体性衰败，1930年年底《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文明在哪里？”的社论，以期唤起大众对华北农村困苦情状的关注。社论抨击“中国政治为都会政治”，冀望社会各界能够调查农民的民生状况。转年，总编辑张季鸾在《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除强调《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外，同时明确表示将调查农民疾苦列为首要任务，以期该报能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影：
抑中国地广民众，交通未开，中国人不仅少知世界，且少知中国。而中国现状，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人口为乡农，在今日工业幼稚之时，农为国本，而乡间状况，都会不详，是以中国革命之第一要务，为普遍调查农民疾苦而宣扬之。此固报纸天职，而力亦不逮，故必须望全国读者之努力合作，凡属真确见闻，随时不吝相告，期使本报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俾政治、教育各界随时得到参考研究之资料。
有意思的是，在梳理这段历史时，我读到这样一则史料：为弥补文字描写的不足，《大公报》聘请画家赵望云为特约记者，以写生通信的方式报道农村现状。当年《大公报》曾有数百名通信员散布全国，而像这样委托画家以画笔报道农村实况，却是极为罕见的。
在《大公报》的支持下，赵望云于1933年春节前夕启程下乡。历时三个多月，绕行冀南十余县境，赵望云“终日坐着大车奔波田野，夜宿小店”，为《大公报》读者画了130幅农村风貌。据说这段时间，冯玉祥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读《大公报》的这个专栏。后来，冯玉祥和赵望云还就此合出了一本诗配画的书。
往日不再，遥想《大公报》当年在天津之气度与格局，对比几十年后我在天津做媒体期间之无所事事、一无所成，难免觉得自己辜负了人生的光阴，错过了历史的先声，误入了现实的歧途。
县长就地正法
2009年年初，我到刚刚经受5·12地震的绵竹县遵道镇，参观万科在当地援建的几个项目。其间有幸获得一本书，该书详细记载了解放前绵竹县的教育及文化开支及所占财政支出比例，读来让人颇为感慨。
绵竹县1935～1949年教育及文化经费预算统计表
单位：元
年份 教育及文化费 财政支出支出
数额合计 教育文化费占财政支出合计（％）
民国24年（1935年） 法币39681146336 27
民国25年（1936年） 法币55739201807 27
民国26年（1937年） 法币78278244437 32
民国27年（1938年） 法币84737351821 24
民国28年（1939年） 法币97458327668 29.37
民国29年（1940年） 法币179140593617 30
民国30年（1941年） 法币4736182071199 22.8
民国31年（1942年） 法币10496545007119 20
民国32年（1943年） 法币11113838569187 12.9
民国33年（1944年） 法币302232034483313 8.7
民国34年（1945年） 法币720163364618572 11
民国35年（1946年） 法币38325835384177373 9.9
民国36年（1947年） 法币1177539131519338888 7.7
民国37年（1948年） 金圆券2821346675 0.08
民国38年（1949年） 金圆券1031232629817 3.9
摘自《乡村守护九十年——遵道学校志（1919年～2008年5月12日）第一卷》
上述材料及这次简短的西南之行，让我不禁想起了孙明经（1911～1992）。孙明经曾经被蔡元培称为“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其编制的故事片《农人之春》曾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农村电影国际大赛中获奖。1939年孙明经带着一个学生骑马投入川康科学考察，历时半年，拍了大量珍贵照片。正是在这次考察中，孙明经发现西康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经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的回答是：“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刘主席”指的是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杀气腾腾，但并非蛮不讲理。当时的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由此可以略见一斑。为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难怪有人说，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
感谢孙明经，他留下来的一些照片为后人真实地还原了当年的部分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义敦县县长站在寒酸的县政府前的留影，以及楼顶上与其形成强烈反差的未来的主人翁。而这逝去的一切，对比汶川大地震因校舍倒塌而死去的无数孩子，即使你是铁石心肠，也难免会悲从中来。同样令人悲伤的是，孙明经，这位著名的“影像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他的很多作品被毁于那一场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