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E. Lucas Jr.，“Understanding Business Cycles，” in Stabiliza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ed. Karl Brunner and Allan Meltzer，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vol.5.
在质疑理性预期理论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它对宏观经济有何显著影响。记住，理性经济人会不断更新他们的经济模型。因此，第一堂课告诉我们，计量经济模型是过时的，因为它们是基于过去的数据，而统计模型不能预测一个新的政府政策的效果。例如，如果政府发现棒球比赛和GDP之间存在稳定的、历史性的关系，因此试图通过增加棒球比赛的数量来提高GDP，经济行为人就将把这一政策视为新的信息并以此改进他们的模型。因此，他们的旧有行为就无法为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良好基础。这一含义被称为“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 
事实证明，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理性预期理论导师。1995年10月，当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他获奖时，他前妻的律师透露，她已经预见到他可能获奖。早在7年前，她就在离婚协议中加入了一项条款，如果他赢得诺贝尔奖，她将获得他一半的诺贝尔奖奖金。这一基于她理性预期的条款最后价值50万美元。
Robert E. Hall，“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 （December 1978），pp. 971-987.
遵循卢卡斯批判，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提出，依赖过去收入、财富、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多个变量的主流消费模型其实和只有两个因素——去年消费和一个随机变量——的简单模型并无二致，都无法预测未来。霍尔认为，明年和今年消费水平之间的唯一差异只能用随机惊喜来解释，也就是新信息的出现。
理性预期学派的第二堂课则抨击了政府的稳定政策，其认为：只有出人意料的策略才有效果。假设经济陷入以高失业率为标志的深度衰退，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会敦促政府实施扩张性政策。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更高的总需求将导致更高的产出和更多的就业，从而使经济走出低迷。
但这并非理性预期理论学家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行为人早已认识到，联邦政府总是通过刺激需求来施加迅速干预以治愈衰退。因此，企业不会允许它们的商品价格在经济衰退期间下跌或致力于提高产出，而是会简单地提高它们的商品价格。它们预测政府的政策。由于更高的需求即将到来，他们已经学会了在衰退中不让价格下跌。这就好像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只要失业率达到7%，美联储就会启动货币供给扩张政策。作为支持他们主张的证据，这些理论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衰退导致价格下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衰退在需求侧反应的预期下，反而导致价格更加稳定。1946年的《就业法案》保证了最大限度的就业，其实际上是在告诉企业，“山姆大叔”最后总是会出手相助的。总之，如果“山姆大叔”做了众人预料之中的事情，他最终等于什么也没做。只有出人意料的举措才会影响产出水平。
想象一下这一理论将对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造成何等冲击。这使得后两者的政策建议就像喜剧演员格雷西·艾伦（Gracie Allen）提出的解决加州与佛罗里达州边界争端的荒谬提议一样毫无用处。
还有更令人震惊的呢。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美联储应该会发现降低通货膨胀率其实很容易。此话怎讲呢？根据主流方法论，紧缩政策首先会导致经济衰退，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率下降。然而，在理性预期下，如果一个可信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货币供给将以0%的速度增长，人们会自动期望更低的物价，并降低他们的劳动力价格和工资。他们会基于美联储的政策自动接受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由于他们没有“适应性预期”，他们在经历痛苦的衰退之前就会降低价格预测。
既然理性预期学派已经彻底羞辱了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让我们再简单地看看他们对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又是如何施放毒箭的。詹姆斯·布坎南坚持认为，政客们助长了赤字支出，因此欺骗了我们的后代。另一位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则坚信，民主国家存在政治周期，政客们为了赢得选举而操纵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Robert J. Barro，“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 （December 1974），pp. 1095-1117.
这两种说法都与理性预期理论相冲突。首先，以政治周期理论为例。假如政客们真试图玩弄政策工具，以提高自己的当选机会，根据理性预期，选民在政客第一次如此尝试后就会看穿他们的伎俩。他们会发现，大选年的经济繁荣总是紧跟着高通货膨胀，于是他们会采取措施戳穿这种虚假的繁荣，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道政府会在大选后猛踩刹车。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而且可能解释了为何连续政治周期的存在证据相当薄弱。至于持续的预算赤字，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代表理性预期理论的一方——认为，投资者和储蓄者将未来的负担计算为长期利率。 较高的长期利率肯定会影响当前经济的表现。因此，对未来的渴望和期望实际上已经体现在今天的资本市场上。巴罗的论证实际上源自大卫·李嘉图，被称为“李嘉图等价”（Ricardian equivalence）；后者指出，公共债务和税收相当相似，因为理性的人知道，债务将在某个时刻以更高的税收来偿还。因此，用于为赤字融资的政府债券推高了对未来税收的预期。对此，像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这样的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则会回应说，未来几代人还没有政治发言权，即使他们在债券市场有间接表达意愿的权利。毕竟，布坎南认为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
近年来，日本财务省曾引用李嘉图等价来解释为什么不能通过简单地向公众开支票来刺激经济。由于日本债台高筑（其债务与GDP之比在国际比较图表中高居榜首，约为200%），财务省认为，日本家庭正在囤积额外收入，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将需要偿还惊人的债务。
顺带一提，理性预期的理论学家也可以有证据来证明人们能看穿政治骗子的花招。想想20世纪80年代初的撒切尔夫人，她承诺要减少英国的预算赤字，甚至在经济衰退期间提高税收，以实现自己的承诺。她的两次连任是否表明，英国人已经理解并拒绝了旧工党随心所欲的政策？
Urban B?ckstr?m，“What Lessons Can Be Learned from Recent Financial Crises：The Swedish Experience，” Kansas City Federal Reserve Board Symposium，1997，pp. 1-12. Financial Times，July 5，1994，p.20.
在现实世界中，理性预期学派的教授获得了“债券义勇军”的一臂之力。这个听起来声名狼藉的团体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们并不舞刀弄枪，但却可以让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部长瑟瑟发抖。所谓“债券义勇军”，就是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和前景来买卖政府债券的交易员和投资者。他们可以在约束政府鲁莽行为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债券和外汇交易员看到瑞典经济疲软，贸易逆差巨大，政府部门臃肿，货币坚挺使得瑞典出口商无法在海外参与竞争。在几年内，该国公共债务翻了一番，赤字翻了十倍，形势已是摇摇欲坠。警惕的交易员们预见到，这个国家正在急速陷入一个无力向世界其他国家偿还债务的未来。 瑞典金融巨头斯堪蒂亚（Skandia）宣布“鉴于创纪录的预算赤字和快速增长的债务，其将抵制政府债券”。 瑞典以外的债券和外汇交易员则开始抛售瑞典资产，推高利率，吓得瑞典政府不得不彻底重组其财政。在如此多富有远见的交易员的众目睽睽之下，政府不得不将赤字的GDP占比从1994年惊人的12%削减到1997年的2.6%，然后在1999年实现了实际盈余。自90年代中期以来，瑞典在国际债券市场上一时间竟极具竞争力。也许我们不太情愿，但还是得承认这要归功于债券义勇军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