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争论，提供了另一个利益集团在公共财政问题上相互冲突的生动例子。社会保障始于大萧条时期，是一项旨在帮助老年人在退休后保持尊严的计划。作为对他们的工资征收一项新税种的交换，政府确保老年人在无法工作时不会陷入贫困。由于当时大多数人活不过65岁，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多少退休人员真正领取养老金。但两大发展走势最终颠覆了这一演算。第一，人们的寿命开始延长。通常美国人在60岁退休，而现在他们能活到近80岁。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的人口激增。因此，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将有更多的退休人员，但养活他们的工作人口却相对较少。在20世纪50年代，1名退休人员有大约15名全职员工供养；而到2035年，对应的人数则降到了2.3人。目前，大约有15%的人口领取社会保障退休金。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数字将跃升至20%以上。那么谁来支持婴儿潮一代退休后的悠闲生活呢？我们从哪里筹措估计所需的34万亿美元来兑现承诺的福利？
许多美国人错误地认为，社保税已经被用于投资，并已赚取了支付这些账单的股息。抱歉，但这不是真的。事实上，国会创立的社保体系是一个“现收现付”的系统——也就是说，今天的大部分税收直接用于支付今天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其余的资金将进入联邦预算，用于支付其他项目。的确，有一个“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但它只是美国财政部给社会保障局的一堆欠条而已。随着婴儿潮一代达到退休年龄的顶峰，国会要么削减开支，要么提高税收，要么去寻找谁也不知道在哪儿的金矿，才能补上亏空。医疗保险受益人也面临着同样空空如也的库存。难怪“X世代”会感受到未来大幅增税的威胁，而婴儿潮一代则在想，他们是否应该对自己的子孙辈更友善一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18岁到24岁的年龄段中，相信UFO存在的人比相信社会保障的要多。毕竟，到2100年仍会有不明飞行物，而社会保障就未可知了。
当政客们能够无所顾忌地谈论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时，这个问题还有一线解决希望。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它还被称为“美国政治的禁忌问题”。任何建议制度改革的人都被高达4900万伏特的致命电压烤焦（现在有4900万人领取社会保障退休福利）。当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在佛罗里达州）的总统竞选演讲中触及这个话题时，他的顾问们都已经看到了对手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获得压倒性胜利的结局。尽管在80年代，共和党人曾私下谈论社会保障问题；但他们也担心如果消息泄露出去，民主党人就会对此大做文章。有两股力量解放了政策制定者，让他们可以对改革话题畅所欲言。第一，90年代的预算辩论让政客们相信，抨击赤字也有其“政治市场”。第二，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他们的个人储蓄投入股市并颇有斩获，当然，除了2000—2002年和2008—2009年的大崩盘。他们了解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股票投资表现往往优于债券投资。既然如此，他们缴纳的社保税为什么不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呢？双职工家庭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仅为1%，而股市的平均回报率为9%。如果政府把社会保障薪资税投资到股市，美国人可能会享受更富裕的退休生活，而不必向年轻工人征收那么重的薪资税。
虽然国会还没有解决社保问题，但在1998年，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如参议员帕特里克·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和鲍勃·克里（Bob Kerrey），开始站出来挑战迄今为止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较为保守的势力，并提议工人可以将社保薪资税的一部分投资于股市。莫伊尼汉认为，股市当然存在风险。但相比坐视整个体系崩溃，不如冒一些风险，因为年轻人无论从算术上还是从政治上都不可能承担婴儿潮一代给他们带来的负担。小布什总统曾试图为个人社会保障账户建立广泛支持，但以失败告终。不过他至少可以在不被选民和反对者抨击的情况下讨论这个提议。他的继任者奥巴马和特朗普则对改革保持沉默，即使未来的“期末整付”（balloon payments）金额已经膨胀到了夸张的程度，他们仍选择对此视而不见。
Joseph P. Newhouse，Free for All：Lessons from the RAND Health Insurance Experimen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Matthew J. Eichner，“The Demand for Medical Care：What People Pay Does Mat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May 1988）；Jonathan Skinner and John E. Weinberg，“How Much Is Enough？Efficiency and Medical Spending in the Last Six Months of Lif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 6513 （April 1998）.
医疗保险也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其资金来源甚至比社会保障更不稳定。我们的医疗保险体系没有给退休人员足够大的激励，让他们去关注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拥有一张医保卡的感觉就像你在用别人的信用卡——事实上还是“别人孩子”的信用卡。这就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你在把租来的车还回去之前，有没有考虑过对其清洗一番？在一家高级酒店度假时，你可曾选择不去游泳池里泡着，而是要求礼宾部给你拿一块海绵、一根长软管和一个水桶？当然没有。事实上，人们对待租来的车就是没有对自己的那么上心，他们会在最拥挤的车位平行泊车，并在驶上高速公路匝道时大踩油门。同样，如果医疗保险可以支付你80%的账单，你可能会突发奇想去足病医生的诊所做个足疗。你可能会花300美元去找骨科医生，而不是买一个20美元的暖脚垫。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家医疗保险中。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也会导致同样的浪费。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在别人的保单上“搭便车”时，他们的医疗账单会增加45%。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最终并没有变得更健康！迈阿密的重症患者的花费是明尼阿波里斯的两倍，但并没有因此更健康。 
但要注意的是，当人们自掏腰包进行激光眼科手术，以及肉毒杆菌和牙齿美白等美容治疗时，此类治疗价格就会大幅下降，因为医疗服务供应商会蜂拥而入，令竞争白热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