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斯密开始，我们这趟旅程已经走了很远。这段路程如此漫长，我们走得又如此行色匆匆，以至于就像在卢浮宫里走马观花式地浏览历经数个世纪积累的名作，时间短到只够一瞥蒙娜丽莎那困惑的微笑。这也让我们明白经济学家其实挺可怜的。他要做的就是从如此浮光掠影的历史之旅中拣选出所谓“真相”，然后自信满满地向总统们提出建言。
可真相是，即使是最犀利的头脑也会被经济学搞得晕头转向，而夸夸其谈总是会自遗其咎。如果能把傲慢的经济学家推到普罗米修斯的位置上，让老鹰啄食他们的肝脏直到他们学会谦卑，大概会令其从中获益匪浅。为什么经济学让这么多人头疼不已，还让更多的人望而却步？与生物学家不同，经济学家无法利用受到严密监控的对照组进行科学实验。当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对照组。天文学家就无法给月亮找一个对照样本，就像经济学家也无法操纵家庭主妇的随机样本一样。但至少天文学家不必担心行星的运行轨迹会突然间变得反复无常，可消费者确实会如此。天文学家在预测哈雷彗星何时回归方面，有着相当出色的记录，而经济学家在预测家庭储蓄率方面的记录则是一团糟。
亚当·斯密和他的部分理性主义后继者试图将经济学描绘成一门有着精确规律的科学，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学研究的与其说是精确规律，毋宁说是某种趋势和倾向。更高的产量通常意味着更低的价格，除非进入市场的是“凡勃仑式”的商品；更高的货币供给通常意味着更低的利率，除非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推高了利率；股票价格通常代表着对未来现金流的理性预测，除非“动物精神”驱使投资者陷入恐慌或兴奋等剧烈的情绪波动；投资者通常承担风险，直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除非是熊彼特笔下重视价值更甚于市场的“超人”企业家。这些令科学方法失灵的不精确力量未必是非理性的（或者说，疯狂的）。它们可能是不可捉摸和不可预测的，但并非疯狂的。就像在量子物理中，电子不会“疯狂”地运动，它们只是以违背我们当前所构建原子模型的方式运动而已。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并没有洞察世间一切。但另一方面，故意对“名人堂”经济学家们发现的趋势置若罔闻，也是在自招经济灾难。价格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污染政策会迅速带来高价格、高税收和污浊的空气。尽管经济学家以好辩而闻名，但只要受过正规经济学训练，就不会有人建议实施上述政策。
John Maynard Keynes，“Alfred Marshall，” in Essays in Biography，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1972），vol.10，p.173.
做一名经济学家并不容易。像往常一样，凯恩斯以最华丽的辞藻来形容经济学大师：“他要像艺术家一样超然物外，但有时又要像政客一样与世浮沉。” 
国王的所有人马都无法填补这个职位的空缺。
我们一路审视的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完美地平衡一般与特殊、未来与现在，或是天堂与人间，也没有人能在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这两方面等量齐观。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其中一些人对此也心知肚明。
然而，他们都知道一件事：他们不能忽视政府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亚当·斯密抨击政府，是因为后者支持行业公会的贸易限制。马尔萨斯声称，《济贫法》反而会加剧贫困。李嘉图警告，保护主义可能会使英国陷入新的黑暗时代的深渊。马克思主张，政府只是一种剥削和压迫的工具。凯恩斯则试图将兀自酣睡的政府雇员摇醒。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尽管仍有人大肆散布极端言论，但我们已经认识到，政府未必是非善即恶。他们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撒旦，尽管他们的政策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救赎，也可能是毁灭。
尽管如此，我们在书中介绍过的每一位经济学家，他们虽有许多不同之处，但都曾告诫我们，政府总是面临政治压力，继而采取可能破坏良好经济的措施。即使奉行“良好经济”，也一样会有“受害者”，需要美国国会议员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来加以抚慰。哪些受害者？国际自由贸易会损害部分国内生产商的利益，低通货膨胀率会伤害借款人，利率下降则会伤害债券买家，技术创新会伤害一些工人，污染税则会损害企业利益。
不过，不要就此以为，良好经济的受害者所失恰好抵消了受益者所得。良好经济并不是零和游戏，不是从张三那里收钱然后付给李四。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良好经济”定义为产生积极收益的政策，即使其可能也会产生受害者。
正因为即使是好的经济政策也会产生受害者，所以经济学家很难说服民主政府从善如流。良好经济可能不是受欢迎的经济，尤其是在短期内。低通货膨胀和高投资带来的好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尤其是你还会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农场主落魄和房主抑郁沮丧的画面（他们在通货膨胀率高企的20世纪70年代享受了资产价值的飙升，在80年代因通货膨胀缓和反而经历了更艰难的时期，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又开始搭上通货膨胀的快车）。不幸的是，媒体通常更喜欢宣传那些短时爆发的痛苦，暴力冲突的场面，而不是长期报道一派和平安宁的情景。
良好经济并不会在15秒的采访原声摘要中出彩。在15秒内，任一个说客的如簧巧舌都能辩倒一个公正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真该学学如何用标语口号和宣传檄文来传达自己的思想，而新闻节目需要学的是耐心倾听晦涩难懂的论点。
不过，我们还是说点实在话吧。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只是反映了观众对煽情故事的需求。显然，人们喜欢耸人听闻的新闻故事，就像他们喜欢恐怖电影一样。让如今的新闻节目变得如此愚蠢，部分错误在于我们自己。但我们也不能一边认同市场经济，一边又去抨击迎合大众的媒体网络。
参见 Richard A. Easterlin，“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ed.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pp. 89-125.
作为公众，我们对经济学专业知识至少有三重心理障碍。第一，我们更喜欢简短而酷炫的信息。第二，我们更喜欢马上看到直接后果，并且会很快失去耐心。在这一点上，凯恩斯错了。从长远来看，我们，或者至少我们的后代，并不会死。如果我们屈服于今天的每一个要求，我们的明天将一无所有。如果我们不储蓄，如果我们只会借钱，如果我们只知夜夜笙歌，那明天就将是漫长而艰苦的一天。只有人们从长计议，社会才会繁荣。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由守财奴组成的社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中世纪对天堂来世的痴迷可能就耗尽了当时人们在人世间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力，但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奉行的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不是把事情留待明天或后天。第三，尽管我们关注短期，可我们却很难辨别何时才是“美好时光”，即使我们身在此山中，也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经济上的幸福并不是财富的激增。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事件，可当时的年增长率也只有5%左右。生活水平提高5%并不能让一个靠救济度日的穷光蛋住进富丽堂皇的王宫，也不能把施粥铺里的稀粥全都换成鹅肝酱。但当这名穷光蛋行将就木时，他可能会发现他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4倍。生活几乎不会是无忧无虑的，通常只是得过且过。即使更高的生活水平可以带来幸福，它通常也是姗姗来迟。 而当幸福最终到来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到了唱着怀旧歌曲缅怀旧日时光的年龄。当我们在时间这条道路上行驶时，每当向前看，我们用的是放大镜，紧盯任何可能的风险，而当我们往后看，用的却是戴着玫瑰色的滤镜，看到的都是美好。要是这样开车，这一路恐怕颇为困难，就连经济学家也很难给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
德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的哲学者，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译者注 18世纪意大利刑法学家。——译者注
报纸几乎不报道盛世，只有史书才会这样做。如今回想起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可说是经济学的盛世，持续的经济增长已延续多年，凯恩斯理论仍然强劲有力。然而，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所凸显的却是人们的绝望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好时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似乎经济理所当然经久不衰一样。只有经济衰退才会登上头版头条。正如叔本华（Schopenhauer） 所指出的那样，和平时期在历史书中只是零星散落的短暂插曲，而战争和革命才是主旋律。贝卡里亚（Beccaria） 的表述更简洁精辟：“幸福国度无历史。”
塞缪尔·高德温曾警告我们不要做任何预测，尤其是关于未来的。对这个建议，我们还是当作没听见吧。尽管有人悲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并给全球带来饥饿、绝望和苦难，但我们确实仍有理由乐观。对这种乐观，我们没有保证，没有压倒性的胜算，只是有些许理由。回想一下，国民收入依赖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而这些生产要素的近期发展都指向长期的经济增长。
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劳工似乎比10年或20年前更熟悉管理。得益于日本管理技巧的影响，大型工厂的工人在设计和改进生产流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外，工会也认识到，他们的繁荣发展取决于公司的成功，而非在生产率未见提高的情况下索要高工资。在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工会似乎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不是裁员，这让它们和公司兴衰与共。反过来，公司管理层也终于明白，公司的业绩应该与员工利害大有关系。现在，许多员工已获得股票期权作为薪酬的一部分。劳资双方更趋合作的关系会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市场比20年前更有效率。国际金融资本跨境流动更加顺畅。那些效率低下的政府和企业感到了强烈的压力，他们必须及时自我纠正，以免失去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公司发现，筹集资金建造新工厂和购买新设备变得更加容易了。从前，一家公司会在其可获得融资的地理区域周围画一个圈，作为融资的范围。一个世纪以前，这个圈的半径大概是16千米。如果当地人没有存足够的钱，这家公司就无法从银行借到任何东西。100年来，这个圈的半径一直都在扩大。现在它的半径已与地球的相当。如今，一家匹兹堡公司可以在澳大利亚发行债券，即使它所有的邻居都把钱存到床垫里而不是存到共同基金里，也无所谓。
美籍匈牙利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被后人称为“现代计算机之父”“博弈论之父”。——译者注
技术成为生产函数中最引人入胜和最不可预测的部分。谁知道下一个图灵或冯·诺依曼（von Neumann） 什么时候会出现，又会将我们带往何处？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现代计算机，但即使是计算机的缔造者，也会对互联网将世界编织在一起的速度和力量感到惊讶不已。如今，一名印尼雅加达的女学生只需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体验迪士尼世界的虚拟之旅，或观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关于下一次火星任务的简报。身处刚果的前列腺癌患者可以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网站下载研究报告，并将其展示给他的医生以供参考。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正全力以赴研究超导性，这一技术将几乎消除摩擦给我们带来的任何障碍。超导材料和纳米技术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实现传输，不管对象是实在的身体还是虚拟的信息。生物学家们正努力通过重组DNA来改善营养来源，消除疾病的危害（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步子不要迈得太大）。在机构层面，我们看到大学研究中心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蓬勃发展。这两类机构的精英所建立的风投企业，会让科学如闪电般的步伐进一步加速。
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只要技术发展出新的开采、回收或补充地球资源（以及太空资源）的方法，我们的自然资源就会成倍增长。当然，我们不应该怀揣盲目乐观主义奔向未来。每一种带来积极发展的可能性背后，都伴随着风险和缺陷。再看下我们生产函数中的各项吧，代表劳动力的工会并不总是与资本的管理层同舟共济。工厂的创新可能会取代一些工人的岗位，可能会发生旷日持久的罢工，资本市场可能会因内幕交易和其他骗局而重挫，自然资源可能被缺乏社会责任的公司以自利为目的进行开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Math Arrow to Replace Number Line？，”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https：//www.maa.org/news/math-news/math-arrow-to-replace-number-line/.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塑造我们思想的所有其他政治、心理和制度因素。技术可以蓬勃发展，但族群禁忌会阻碍进步。例如，如果我们认为沙子是神圣的，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制造玻璃或半导体，更不用说在迈阿密海滩的度假屋了。当然，古代和中世纪对贷款的限制在几个世纪前就限制了经济发展。此外，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发现的那样，经济增长需要来自受教育民众的支撑。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敦促经济学家在填补“观念隔阂”上花的时间，要和他们在研究工厂和道路缺陷上花的时间一样多。罗默认为，大多数技术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像普罗米修斯传火那样被神明交予人类之手的。既然如此多的人受益于像晶体管和化学疗法这样的发现，社会应该鼓励科学家和工程师，无论是通过税收减免还是通过让发现者得以暂时垄断利润的专利。有时候，想法确实始于灵光乍现的见解，甚至源自工匠的日常工作。看看如今任何一个机场的候机楼，你都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轻松地推着他们的行李箱来往穿梭。尽管一架新的波音737从外观上看与1967年制造的第一架原型机非常相似，但乘客们看起来却不一样了。当最初的一架波音737从装配线下线时，乘客们还是用手拖着或提着他们的行李。“行李”（luggage）的词源“lug”是一个动词，意为辛苦地拖拽，这可是个苦差事。轮式行李箱直到1972年才获得专利。自那时起，行李箱上的轮子和隐蔽式把手省去了人们无数次因腰酸背痛而前去按摩房和药店求救的次数。几年前，我曾灵感迸发，想出了让算术对孩子们更简便易懂的方法。我把1到100的数字排列在一个特殊的之字形矩阵里，称为“数学箭头”（Math Arrow）。结果发现，以前还没有人用这种方式展示数字，当它确实提高了一年级学生的考试成绩时，数学家们很想知道它是否可以取代教室里的数轴教具。 尽管如此，要说服学校官员接受一个新想法并不容易。而且，许多最重要的发现并非灵光乍现，而可能来自多年全天候运转的实验室研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在实验室埋首苦干了7年，直到1955年才研制出救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言（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除了创新、洞见和灵感，经济增长还需要一种企业家精神的驱动。谁知道心灵和精神的力量是会推动我们前进，还是让我们原地转圈，甚至回归野蛮呢？在某种全方位监视下，企业家们会感觉有多自由呢？
Joseph A.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6），p.61.保罗·罗默关于“观念隔阂”的讨论见于他的 “Idea Gaps and Object Gap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no. 3 （1993），pp. 543-573.
熊彼特在他的大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中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进行了推测。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利润下降等经济因素，而是来自政治因素。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成功恰恰会摧毁资本主义。通过创造一个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高学历阶层，资本主义将使新一代人开始质疑其道德框架。他们会开始对收入不平等、社会公正，以及污染等问题提出质问。最后，他们的这些尖酸问题将侵蚀资本主义脆弱的道德基础，他们将把国家转型为社会主义，并承诺为地球上那些渴望正义的人们提供物质福利和精神支持。在他如今已众所周知的质疑中，熊彼特自问自答道：“资本主义还能生存吗？不。我认为它不能。”
这些都是当时“嬉皮士”文化运动的典型代表符号。——译者注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披肩长发、邦戈鼓、迷幻色彩绘画和吸毒等现象的泛滥 ，熊彼特的预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刚从欧洲殖民中解放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转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到70年代初，博士学位的获得者们一边开着出租车，一边抨击社会上层建筑。
John Tagliabue，“Yugoslavia’s Capitalist Tilt Becomes a Headlong Plunge，” New York Times，August 14，1988，p.E2；James Brooke，“Adam Smith Crowds Marx in Angola，”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9，1987，p.A6；Larry Rohter，“A Radical Diagnosis of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Malais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7，1987，p.E3.
但是80年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雅皮士、短发和条纹衬衫。欠发达国家也不再阅读《资本论》，而是捧起了《穿出成功》（Dress for Success）这样的职场指南。就连苏联也在努力重振其僵化的经济，没有人再提倡集中计划了。以下是当时《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题报道的几个标题：“南斯拉夫一头扎进资本主义”“亚当·斯密在安哥拉挤走了马克思” “拉丁美洲经济萎靡的根本诊断：一本促进企业家精神的书席卷该地区”。 最后，我们来读读《纽约时报》的文章《全球迈向自由市场：随着世界经济变得更具竞争力，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都在转向亚当·斯密》中的几段话：
Steven Greenhouse，“The Global March to Free Markets，” New York Times，July 19，1987，sec. 3，p.1.
在莫斯科，有企业家精神的同志们经营着自己的美容院和汽车修理店，无论你看向哪里，政府似乎都在转向以市场机制——亚当·斯密那只巧妙的“看不见的手”——来刺激经济。经济学家们表示，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在给予市场更自由的重要性上达成了不同寻常的共识：这种主导机制有助于明确消费者欲望，鼓励发明创新，并惩戒低效的生产者。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些动向已成大势所趋，尽管俄罗斯和远东地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赢得民主选举时，他们承诺要实行资本主义准则。罗马尼亚曾经奉行比苏联更为严格的制度，却也在1998年与土耳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桑地诺阵线的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抛弃了他原先的马克思主义宗旨，打着支持资本主义的旗帜参加了尼加拉瓜总统竞选，只是结果受到了大赦国际的谴责。当英国和加拿大的工党政府取代保守党政府时，他们在紧缩预算和将国家工业私有化方面迈的步子比前任政府更大。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上任后的“头把火”之一就是将英格兰银行从政治支配中解放出来，以令其自行决定货币政策，而无须顾及神经质政客的压力。难怪撒切尔夫人对他夸赞有加。
虽说回归市场机制并不能立即化腐朽为神奇，化贫穷为富有，但至少各国政府已经抛弃了对市场经济体制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上的憎恶。最重要的是，通信技术奇迹般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互联网，也使得当代暴君几乎不可能让他们的人民继续懵然未知或保持沉默。
当然，物质繁荣并不能解决熊彼特所提出的那些会困扰高学历阶层的问题。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可能仍然存在。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缓和这些问题？那些不致打击发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税收和再分配将对此有所助益。许多经济学家主张用消费税最终取代所得税。
不过，有一个问题可能无法靠市场或精明的政府来解决。新发明将使传统工作和职位日渐过时，人类能跟得上这步伐吗？人类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进行自我教育，以应对计算机和后计算机时代吗？绝大多数人应该能做到。但是，随着社会变得日益错综复杂，越来越多的人会被社会保障机制所遗漏，那些有心理、身体和智力障碍者的生存将举步维艰。与200年前相比，今天的世界更容易获取物质，但在心理上却更难以满足。20世纪的城市生活对人类精神的煎熬，就像过去的农村物质贫乏一样难熬。在现代社会，人们很容易失去立足之地，他们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运转不休，等到无用了便被弃如敝履，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就像《摩登时代》（Modern Times）里的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一样。
我们的生物钟可能也不再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步。200年前，妇女在20岁生育子女。在那个年龄，她们已知道这个世界能提供什么，她们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她们能期待什么样的未来。他们可以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生存。今天有多少20岁出头的年轻人知道他们25岁时能做什么或将要做什么？现代世界给我们提供了如此目不暇接的机会，以至于我们无法很好地预测自己的生活，更不用说我们孩子的生活了。我们的孩子不再是由了解这个世界的人抚养长大的了，不是因为父母变得愚蠢或懒惰，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大到我们无法掌控。父母最终必须学会的是，教导他们的孩子如何应对不确定性，而不是教他们如何确保稳定。
在列举那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时，我们还忽略了许多其他的可能性，包括自然灾害。加利福尼亚州可能会从美洲大陆分离，飘进太平洋。瘟疫可能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而干旱可能让更多人挨饿。战争可能使许多国家的青年失去生命。要想给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描绘一幅黑暗的未来画像，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所有这些事件。它们全都会扑面而来，砸在他的画架上，将他那副精心绘制的，想要展示给全世界的优雅画作溅得污迹斑斑，面目全非。
对这世上的大部分人而言，两条腿的生活未必就比四条腿的更好。因此，当经济学家在努力解释和描摹这些短暂而光辉的差异时刻时，给他一点赞美之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