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继承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一是高度的个人主义，二是强烈的群体和共同体取向。第二种传统弱化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宪法体制，而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促进了美国民主的整体成功。但是，这两种传统也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这两种倾向获得更好的平衡。
没有人会否认个人主义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且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虽然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竞争时，美国经济产生过自我怀疑情绪，但到了90年代，在一系列重要的高附加值领域，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如计算机、半导体、航空、软件、电信和网络、金融服务、资本货物和生物技术。 [1] 从此以往，科技和组织的重大变化都源于美国，而非欧洲或者日本。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出口得益于美元疲软而出现飞速增长，尤其将非商品贸易也纳入进来。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按照通常的商品贸易量计算方法，只计算美属母公司的贸易量，而不考虑它们具体位于哪个国家，那么巨额逆差就会转变成等额的全球顺差。 [2]
美国的这种极具竞争实力的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公司卓越的创新和创业能量，而这一切则得益于美国人对于传统权威不服从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多元化是益处多多的。虽然一些人强烈反对美国持续的移民潮高峰，认为移民对美国就业和文化构成威胁，但这些移民却是美国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来源。 [3] 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执行总裁名单：英特尔（Intel）的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生于匈牙利，3COM公司（网络公司的领军者）的埃里克·本哈穆（Eric A. Benhamou）生于阿尔及利亚，宝蓝公司（Borland）的菲利浦·卡恩（Philip Kahn）是生于法国、之后非法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在美国都找到了母国所缺的发挥创业能量和才华的土壤。
然而，美国人太热衷于为自己的个人主义和多元化唱赞歌，以致常忘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美国的民主和商业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它们同时吸收了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之长。那些出身他国的企业家除了他们的科技天分外，若只是单有挑战权威的能力，是绝无可能获得成功的。他们同时还必须是优秀的组织者和能够建立和激活大型企业的公司人。但是很容易出现过度多元化的局面，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除了司法系统外没有任何共同点——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因此没有信任的基础，甚至没有可供交流的共同语言。
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的平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20世纪中期构成美国公民社会的道德共同体，无论是家庭、邻里、教会，还是工厂，都遭受了冲击，而许多指标显示，美国的总体社会性在下降。
共同体生活中，最引人注意的恶化体现在家庭的解体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离婚和单亲家庭的比例呈稳步增长。这种趋势带来了一个极为明显的经济后果：陷入贫困的单身妈妈数量急速上涨。严格来说，家庭不同于共同体。我们已经看到，过强的家庭主义会削弱无血缘关联的人之间的纽带，阻碍亲戚关系之外的社团生活的出现。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家庭一直都比华人和意大利人的家庭薄弱，当然从许多方面看这也是一个经济优势，而非劣势。但美国家庭生活的恶化并不是因为其他形式的社团生活变得更加强势。实际上，家庭与社团生活都发生了衰退，因此家庭的重要性随着其他社会性的恶化也变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它成了道德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唯一希望。
罗伯特·帕特南汇编的各种数据显示出美国社会性的大滑坡。 [4]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发社团的成员数已然下降。虽然美国比起其他工业化国家显得更加宗教化，但参加教会组织的净人数下降了大约六分之一；工会成员比例从32.5%下跌至15.8%；参加家长—教师协会的人数也从1964年的1 200万人骤跌至今天的700万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狮子会”（Lions）、“麋鹿会”（Elks）、共济会（Masons）、青年商会（Jaycees）等兄弟会组织的流失人数从八分之一到半数不等。另外，类似的人数下滑记录也见于童子军、美国红十字会等多种组织。 [5]
另一方面，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各种利益集团却稳步持续蔓延：游说组织、职业协会、贸易组织等等，谋求在政治商业领域中保护特殊的经济利益。虽然许多这样的组织都有数量庞大的会员，譬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等等，但是除了缴纳会费和接收新闻传单以外，这些会员之间少有互动。 [6] 美国人彼此间仍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构建联系，并在契约、法律或官方权威的基础上建立组织。但那些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其成员愿意为了共同目标而牺牲私利的共同体却越来越少见了。而正是这样的道德共同体，才会产生对提高组织效率至关重要的社会信任。
比美国人参加社团人数锐减更让人吃惊的，或许是美国人在对待彼此的普遍态度上的转变。根据一份长期调查研究，受访人被问到他们是否觉得“大部分人”可以信任，在1960年回答肯定的比例为58%，而到了1993年则跌至37%。另一份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他们与邻居晚上串门的频率，回答“一年不止一次”的比例在1974年为74%，在1993年降至61%。 [7]
除了民意调查外，社会信任的下降还可以从两项与法律有关的指标上看出来，那就是犯罪率和公民诉讼率的上升。这两项指标都反映出一些美国人的信任度在下降，而且牵连到那些对他人信任且自身也值得信任的人，就连他们也添了几分可疑。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美国的犯罪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在过去的几代间稳步上升。 [8] 美国的犯罪事件相对集中在贫穷的城市中心地带，而富人大部分或移至郊区，或修筑围墙以求自保。但是犯罪对共同体感觉的间接破坏可能大于直接冲击。美国城市已经被分成市中心黑人区和市郊的白人区；那种在欧洲尚存的充满文化气息且成熟的都市生活，在美国已然销声匿迹了，因为下班后市中心就变为空城。在郊区，门廊延伸到街道的住宅已然让位给围墙高耸、保卫看门的安全社区，后者成了目前普遍流行的新住宅风格。为求自我保护，父母教育孩子不要信任陌生人，即便是在人迹罕至的农村社区。
1992年路易斯安那州发生一起事件，来自日本的交换生服部刚丈（Yoshihiro Hattori）被鲁德尼·皮尔斯（Rodney Peairs）枪杀，因为服部在去往一个聚会的路上误闯了皮尔斯的前院。这件事在美国和日本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许多日本人（也有不少美国人）都为美国不存在枪械管制而感到震惊。 [9] 但真正的问题是恐惧：户主端着私家枪械严防，他对于外部世界是如此不信任，以至于任意射杀误闯他家门厅的邻家小孩，这一切便是社会割裂的景象。
美国不断增多的诉讼与美国的犯罪一样被经常评论。美国一直是“律师的国度”，但人们动不动就提起诉讼的习惯，则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的。很难说美国人彼此欺诈的概率是否比以前高，但是看上去确实如此。诉讼的增加意味着，各种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第三方仲裁等非正式渠道来解决的越来越少。若要协商成功，双方必须相信对方的诚意，且不会不顾一切站在己方立场考虑问题。他们最起码必须相信，制造商会努力生产安全的产品，医生或医院在治疗时会选择最佳方案，商业伙伴不会蓄意欺骗或诈骗。诉讼的增加，反映了人们愈发不愿意接受社会结构里的既有权威，也不愿意在这些权威提供的环境中解决问题。
除了律师费这样的直接成本外，信任度的下降还使社会承担了高昂的间接成本。例如，近年来，许多美国企业已经停止为想要去他处谋职的员工写推荐信。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有过员工因对推荐信质量不满而成功起诉雇主的案例。既然为离职员工写推荐信对雇主没有直接收益，因此大多数人觉得干脆不写反倒安全得多。先前机制的效力完全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即员工相信雇主会给出客观的评估，而倘若推荐信对求职不利，员工也愿意承当后果。当然也不排除有雇主蓄意且恶意破坏跳槽员工前程的案例，但终究是个别现象，而且一个公正的评估机构所带来的益处要远大于偶然的破坏。然而，这一基于信任的非正式的体制被拖进了法律诉讼，最后终于坍塌了。主观的个人判断被官僚机构制定的客观法规取代，这些法规效率低下，而实施成本却更高昂。
美国的个人主义在以牺牲共同体精神为代价的基础上不断膨胀，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本身。 [10] 如熊彼特所述，现代资本主义是反复的“创造性破坏”过程。随着技术的向前推进，市场扩张，新的组织形式诞生。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社会团结形式被无情地踏碎。最初的工业革命破坏了行会、村社、大家庭、家庭手工业和农民社群。今天，随着就业机会流向海外或其他任何资本能够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瓦解了本地社群：家庭被连根拔起移居他地，忠实的员工在裁员的名义下被解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间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也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许多如IBM、柯达等实行公司家长制、具有慷慨福利和工作保障的美国公司也被迫裁员。（当然，这种现象不只限于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期间，日本和德国的家长式劳雇关系也面临了严重的压力。）过去十年间，美国不断上演着一个熟悉的故事，内部纽带牢固的小型家族企业被大公司收购。新来的不苟言笑的、以冷酷无情著称的经理人被请到公司，而工作很长时间的老雇员被解雇或为自己的饭碗担忧，以往的信任气氛亦被猜疑所取代。在过去一代间，由于长期的失业，人们纷纷向西部或南部迁移寻找工作，中西部钢铁制造区域强大的传统共同体就此瓦解。制造业和肉类加工业等低技术性工作曾经是战后城市黑人居民的出路，随着这些工作的消失，很大程度上迫使黑人沦落到如今充斥着毒品、暴力和贫穷的底层地狱。
然而，资本主义对共同体生活带来的负面后果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从许多方面来说它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资本主义一直使美国人脱离他们的国家历史；从许多方面说，1850到1895年间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比1950年以来产生的社会变革伟大。 [11] 本书暗含的一个结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的自由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诚然，无论什么时候，技术都限定了工业社会的广泛特征。没有人可以逆转铁路、电话或微型处理器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然而在这些大致的限制中，对效率的需求并不严格限定使用某一特定的工业组织形式。我们已经讨论的这些社会，它们在发展和技术上的差异，远不及它们在总体工业结构以及劳雇关系上的不同。
资本主义能摧毁多少共同体，就能够创造多少新的共同体，战后日本的财团就是证明，从许多方面说，它所构建的社会团结之源，甚至是比家庭更强大，也比它所取代的战前模式更强大。在20世纪80年代，即所谓“贪婪年代”，一些美国公司无情地解雇工人从而对共同体形成破坏时，许多其他美国公司同时又引入精益生产方式、工作小组、基于小组表现的激励制度、质量小组等等一系列工厂的革新理念。这些创新旨在打破泰勒制大规模生产车间和工会主义工作控制制度所构建的社会孤立的藩篱。顺从这些改革趋势的企业不但提高了生产力，也变得更为共同体取向。
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个人主义以牺牲共同体为代价不断增长，这背后除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期间，一些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贫民区大清理将贫困街区已有的许多社会网络连根拔起、铲除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越来越危险的高层公寓单元。所谓的“好政府”（good government）运动将原先治理大部分美国都市的政治机器全部清除。这些建立在种族基础的旧政治机器往往极度腐败，但对于它们的依附者来说，它们毕竟是本地权威和共同体的来源。之后几年中，大多数重要的政治举措不是出自地方共同体，而是趋向于由更高级别的州甚至联邦政府主导。
第二个因素与自新政（New Deal）以来的福利国家体制的扩张有关，这一体制使联邦、州及地方政府接管先前隶属公民社会的许多福利工作。政府之所以将社会保障、福利、失业保险、培训等一揽子全包，是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大家庭变成小家庭等新趋势的冲击下，先前提供这些服务的前工业社会的有机共同体不再具备承担这些职责的能力。但是事实证明，福利国家的本意是补充民间共同体机构，结果却加速了后者的衰亡。美国的福利依赖性最突出的例子是“失依儿童家庭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这原本是大萧条时期的法案，旨在帮助寡妇和单身母亲度过困难时期，重建家庭或开始新生活，而现在却成为全国大城市中心贫民区抚养孩子的出路，而无需父亲出抚养费。
当然，福利国家的崛起不过是共同体衰落的部分原因。许多欧洲社会的福利国家政策比美国更全面、更广泛，虽然那里的小家庭也岌岌可危，但是却没有如此深重的社会病态。对共同体造成了更严重威胁的，其实是美国人所坚信自己理应享有的权利数量和范围的不断膨胀，以及因此产生的所谓“权利文化”（right culture）。
基于权利的个人主义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政治理论和宪法。实际上，可以这样认为，美国制度的基本倾向鼓励日益增加的个人主义。我们多次看到，与内部凝聚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同体对于外人的排斥，因为将成员绑在一起的原则性力量，同时也排斥了没有共同信念的人。20世纪中期，美国许多大型的共同体组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视：作为企业主联络点的乡间俱乐部不允许犹太人、黑人和妇女参加；持有强烈道德价值观的教会学校不允许其他宗派教徒的子女入学；慈善组织只对特定人群提供服务，并试图向其救济对象强加行为法则。这些共同体的排他性与权利平等原则相冲突，而政府愈发站在被排斥者一边，反对这些共同体组织。
种族歧视的不公正导致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自由主义最伟大也是最有必要的胜利之一便是司法歧视的终结，这是由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1965年通过的《选举法》和法院强力执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实现的。民权运动成功地利用法院来开放公共机构，让私人组织服务公众，而这亦成为后来成为受排斥族群的战略选择，包括被控违法者、妇女、残疾人、同性恋者以及近来拉美裔之类的新移民群体。20世纪后半叶的这场运动导致人们对宪法所规定的个人权利有了愈发宽泛的解读。虽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可以通过最基本的平等原则而合法化，但它们积累起来所造成的意外后果则是使政府成为许多共同体机构的敌人。几乎所有共同体组织都感到它们的权威被削弱：城镇对于控制色情传播愈发无力；公共住房当局不能拒绝向有犯罪或吸毒记录者提供住房；公共部门甚至被禁止采取如设立禁酒检查站等无伤大雅的措施。
共同体机构面临的困境可以童子军（Boy Scout）为例说明，这一组织由基督教团体创建，旨在向男孩灌输“男子汉”品质，如勇敢、自立和刚毅。后来，它因排斥非基督徒而被犹太人起诉，又因只允许男孩参加而被妇女起诉，还因排斥同性恋童子军导师而被同性恋权利团体起诉。结果，该组织变得更加公平，排他性减低，但是在变得多元化的过程中，它失去了以往使其成为强大道德共同体的诸多特点。
在诸多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唯独美国人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权利“文化”。宪法学者玛丽·安·格兰顿（Mary Ann Glendon）指出，虽然自二战后，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采用了美国式的权利法案，但是美国人的“权利语言”依旧保留了独特的个性。 [12] 对于美国人来说，权利是绝对的，不会被宪法所罗列的对共同体或他人的责任制衡或者弱化。除了列举的权力外，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还包含与《人权宣言》类似的观点，即“每个人都赋有对共同体的义务”。 [13] 美国的法律中则从未有任何此类条款，明示公民有救助遭逢危难的他人或善待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的义务。在美国，好心行善更有可能因助人形式不当而反遭起诉，而非因此受到褒奖。 [14]
正如格兰顿所指出的，美国人的权利语言使美国的政治语境充斥着绝对和不妥协的特质，而这一特质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特质从美国左派和右派中皆可见到。自由派极端反对限制色情，认为这有违《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条款。保守派对枪械控制的反应也异常激烈，所依据的则是《宪法第二修正案》中佩带武器的权利。事实上，这些权利都没有被肆无忌惮地滥用；电视台在黄金时段里播放露骨的色情片的可能性，和公民私人拥有肩背式防空导弹的可能性一样微乎其微。然而，这些权利的拥护者声称这些特定的自由无需为其他目的服务，并无视对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影响，他们强烈地抵制任何缩减，担心一旦让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迅速地转向暴政，丧失所有权利。
美国人权利语言的不妥协性有其信念基础，即相信政府的目的是保护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自给自足的个体可以享受他们的自然权利，没有压迫，没有限制，对周围的人也没有责任可言。几十年来，这个自治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隐私权原本为保护社会名流和重要人物免遭摄影师和猎奇者的偷窥而制定，后来则演变成对个人行为的广义保护，从而使得例如禁止堕胎等言论都变得违宪。 [15] 美国的权利文化尤其险恶的部分，是其用堂而皇之的道德目的来粉饰低级的私利或私欲。以对色情作品的争论为例，倘若不以抽象的“言论自由”为基调，而是拿色情业者的“利益”与地方社群的利益相比较的话，这场辩论则会完全不一样。同样，如果把枪械控制的冲突解读为是与满足枪支所有者“利益”的冲突，而非佩带武器者的“权利”，那么枪支控制将更容易实现。权利，本应该是富有自由和公益精神的公民的高贵品质，如今却沦为自私个体不顾周围社群的利益而追求私欲的幌子。
最后，以共同体为代价的个人主义的扩张还与电子技术有关。虽然因特网的鼓吹者认为计算机为建立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虚拟共同体”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二战以后的许多技术创新都让社会生活变得越发私人化。从前人们的娱乐都是交互的，譬如集市、同好联谊会，乃至单纯的交谈；自从有了电影和电视，娱乐变成了单向交流，人们没有了直接互动的机会。此外，这类节目通过无线电波、录像带、电缆线放送，人们在家即可欣赏，无须前往影院之类特定的公共场所。尽管从新兴网络技术中可以看到一些相反的趋势，但是虚拟共同体是否会取代面对面的共同体，这一切都有待观望。 [16]
美国文化朝着越来越纯粹基于权利的个人主义发展，这一趋势对于美国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中的政策制定者、企业主管以及工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论到个别公司的政策，管理者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实验工作关系和劳工政策上，他们有比自己所认定的多得多的自由。精益生产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以前，汽车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泰勒制工厂更被认定是组织现代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唯一模式。它们强烈地反对将管理职权下放到车间，而同时工会也希望保持严格但称手的工作分类制度。只有当精益生产的效益显著到无法视而不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照搬和传播。十几年来，工作小组、与生产效率挂钩的奖金制度、粗线条的工作分工（将多种工作类别缩减到一个到几个）、质量小组等已经风行于美国的工业界，而且很明显地帮助缩短了美国人与日本人生产力之间的差距。
尽管有这些创新，但对于作为精益生产和公社化取向的工厂的核心所在的道德安排，美国管理者仍然无法完全理解。当他们观察日本时，仅看到这是一个工会组织薄弱、工人驯服、管理自治权较大的国家。但他们往往忽视了另一面：家长式的公司制度保证了员工工作饭碗、培训以及较高水平的福利，以换取员工的忠诚、卖力以及最重要的灵活性。在更偏向法律形式的德国也存在这种安排：倘若工人愿意学习新技术和新岗位，雇主会提供高水准的生活和培训条件，使那些剩余的工人转移到更能发挥其作用的不同岗位上。责任和义务是双向的，管理者若只希望工人忠诚、灵活、合作，却不给予任何形式的回报，无论是工作保障、福利还是培训，那么这样的态度则是剥削。
值得注意的是，自发社会性不必永久地固定于一种组织形式，如质量小组或精益生产。事实上，结社的技艺之所以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优势，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灵活性：人们如果相互信任，善于合作，那么他们可以轻松地适应新的环境，创造出合适的新组织形式。网络和其他现代通信技术使大型企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不再需要中间管理层。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创建了新的营销和生产模式，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组织要求。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新型组织形式，都将最先从具有深厚的社会合作传统的社会产生。相反，在适应新的组织形式过程中，那些被源自阶级、种族、亲戚关系的不信任或其他因素分割的社会，则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所有跟文化有关的问题都会碰到一样的限制，那就是即便动用政府政策，习惯和风俗的改变程度也是有限的。虽然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改变货币总量，国会可以削减政府开销，但是政府部门若是想要人们更愿意去冒险，或更乐于社交，或更愿意彼此信任，难度则要大得多。因此，首要的商业指令应该让政府政策力求无害，尤其是在追求抽象的多元化或开放性时，不能破坏既有的共同体性质的结构。
另一个需要美国政府少添乱的问题是新移民的同化。移民对美国至关重要，但他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所带来的多样性被成功地嫁接到美国的核心制度上。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越熟悉不同文化，就越懂得它们绝不是天生平等的。一名诚实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应该意识到，某些文化特性对健康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无益的。这个观点并非是要排斥某些人群，只因他们的文化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而是主张通过教育向移民传递美国文化积极的方面，譬如工作伦理、社会性和公民意识等。
鉴于美国历史上的宗教和共同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人应该以更加宽容的姿态看待宗教，并意识到宗教潜在的社会价值。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都厌恶某种形式的宗教教条，特别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并相信自己居于这样的教条之上。但他们要看到宗教对于提高结社技艺的社会作用。 [17] 借用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话来说：
近来，轻蔑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不耐烦的自由主义者将旧式的宗教视作[一个弱点]。当出问题的是社会制度和财产权的时候，为什么要依靠个体和私人的道德改革？但是在20世纪，人们努力转变社会制度、取消或修改财产权，以保证所有人有一个良好生活的物质基础，而这一切最后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很明显的是，负责分配和再分配的官僚制度或者无力避免或者导致了尖锐的社会弊病。这给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改革计划画上了相当大的问号。因此，或许循序渐进的、个体化的、自下而上宗教改革的方法才是更好的选择。或许，一群信仰者组成道德共同体是社会福祉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只有当这种道德共同体与市场行为的强势达成妥协，人类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充分收获分工和提高生产力带来的好处，而这些正是经济学家振振有词地视作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 [18]
这一观点并不是想要在公共生活中推广宗教；回顾美国的宗教历史，其信仰一直较为强盛，正是因为没有国教。这一观点是呼吁对宗教作为文化之源应保有宽容的态度。
了解真正的文化差异非常重要，但对美国人来说却着实不易。多年来，美国经济大体能够自给自足，因而它从未因生存问题被迫去了解他国文化。至今许多美国人有一种自负的想法，其中包括大量有思想的社会科学家，即认为美国文化是普世的文化，随着他国的现代化进程，它最终将为所有社会所共享。在这种假想中，美国人错把制度当作文化。事实也确实如此，今天许多国家效仿了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取向的经济。但是，美国文化 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叠加。虽然这些制度中的民主特性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深远，但它们同时也受到文化的支持，而这一文化则有多重源头，譬如宗教和种族。倘若对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了解，那么想要理解自己与别人文化的不同之处，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近年来出现的多元文化研究呼声，不但没有促进美国人了解其他文化的本质，反而带来了负面影响。今天美国课堂开设多元文化课程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平实地面对和了解文化差异。倘若真是如此，也就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文化视野拓展。美国教育系统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问题在于，它的基本目标不是鼓励学生深入了解美国各少数人种、少数民族的非西方文化，而是要证实这些文化的正确性。对这些文化进行正面评价，似乎远比验证它们的正确性更重要。在有些情形中，它还暗含一种错误的大一统信息，认为所有文化最终像这些多元文化课程的制定者一样，支持同样合宜的、自由的价值观；在另一些情形下，他国文化被认为是优于美国文化的。这种信条阻碍而非增进了我们对他国文化的了解。
美国人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文化不是单纯的个人主义传统，很久以来，美国人就联合起来，相互合作，并服从各式各样的共同体权威。虽然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可能不是这种共同体概念的中心所在，但是服从共同体权威的能力是社会成功的关键所在。 [19] 这一点对左派和右派都有启示作用。美国的自由派应该意识到，当他们试图通过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权利平等以及对其的认可的时候，他们不能将美国社会的有机凝聚力视为理所当然。而美国的保守派则必须知道，在他们削弱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之前，要先想好如何重建公民社会，并找到照顾弱势成员的其他途径。
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前景的确非常好。经过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后，在若干重要领域，美国又诞生了一批高生产能力的、占据技术领先地位的公司。信息技术相关领域的美国公司正在书写一段全新的后工业史。虽然预算赤字和人口老化仍然是未来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几十年来，美国经济前景从未有今天这般光明。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社会资本衰竭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此刻要是拉响警钟，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管这警告多么委婉。与其他经济病征不同，社会资本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是间接的、微弱的。如果储蓄利率突然下调或货币供应大幅增加，利率或者通胀的后果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内就能感受到，而社会资本的消耗则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缓慢进行的，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社会资本储备便悄然枯竭了。生来就有合作习惯的人群不会轻易失去它，即使信任的基础开始消亡。就这点看来，今日美国结社的技艺看起来仍然健康，新的团体、协会和共同体随时都在涌现。但就其对伦理习俗的影响来看，政治领域的利益集团或网络空间的“虚拟”共同体无法取代早期价值共享的道德共同体。正如先前讨论的低信任社会所示，社会资本一旦耗尽，则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复原，倘若还有复原的可能的话。
[1] 企业网络的例子可以参见“High-Tech Edge Gives US Firms Global Lead in Computer Networks,” Wall Street Journal , September 9, 1994, pp. A1, A10.
[2] 参见Dennis Encarnation, Rivals Beyond Trade: America Versus Japan in Global Compet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90-197; also DeAnne Julius, Global Compan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Growing Challeng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0).
[3] 参见Jagdish Bhagwati and Milind Rao, “Foreign Students Spur US Brain Gain,” Wall Street Journal , August 31, 1994, p. Al2.
[4]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5] Putnam (1995), pp. 69-70.
[6]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在1993年成员数为3 300万，是排在天主教之后的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组织。Putnam (1995), p. 71.
[7] Putnam (1995), p. 73.
[8] 在某些情况下，某些观察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增长放缓，城区暴力犯罪下降，这些证据表明，问题并不像美国公众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这些趋势并没有影响美国犯罪的总体规模。
[9] 关于这一反应的叙述，参见New York Times , May 28, 1993, p. B7.
[10] 这种批判在左派颇受欢迎，很多人会认为里根和布什时代的一些政策加剧了这一问题。对于这个论点的例子，参见Barry Schwartz, The Costs of Living: How Market Freedom Erodes the Best Things of Life (New York: Norton, 1994).
[11] 在19世纪中叶，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农场；到20世纪末，大部分人已迁徙到城市，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工业化经济。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种族和宗教的融合，甚至于服饰风格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尽管世人普遍的印象是这些变化在20世纪稳步加速，一百多年后发生的这些变化远不及早年那般激烈。
[12] Mary Ann Glendon, Right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13] Glendon (1991), p. 13.
[14] Glendon (1991), pp. 76-89.
[15] Glendon (1991), pp. 48-61.
[16] 帕特南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Putnam (1995), p. 75.
[17] 美国以外的国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拉丁美洲。不过，基于所有可用的时政数据，似乎北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正在构建所缺失的民主资本主义中心的社会基础，马克斯·韦伯指出，他们在16、17世纪的欧洲也曾有过这样的举措。虽然左翼政府的政策能够在一夜之间逆转且有先例可言，拉丁美洲缓慢且大规模转信新教有望带来长期的社会变革，这类变革的程度远比任何政治革命来得更加深刻。
[18] William H. McNeill,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ld of the 1990s,”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Reclaiming the Sciences,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568.
[19] 为了某些目的，这显然如此，换言之就是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