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状态进行设想，并不是为了描述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自然状态，而只是将其视作理论建构时的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人们已经具有了理性，那么，在无政府的条件下，人们愿意构建何种社会，设立何种法律呢？如果所有理性的人都愿意构建一个公共权威；如果存在公共利益，并且人们愿意缔结契约，愿意将自己的生活与自由托付给公共权威，而公共权威也能保障人们的利益。如果以上所言皆属实，那么，你是否愿意完全服从公共权威的命令？答案显然并不明朗。
首先，即便满足了以上所有假定，或许人们对公共权威的看法也仍然无法达成共识。其次，即便人们对公共权威的看法达成了共识，那该如何确保大家曾经同意过的社会契约如今依然能得到有效实施呢？毕竟，现在活着的人都不曾生活在自然状态中，也很少有人对现在的政府感到满意。答案或许是，现在的政府得到了人们的默许。如果人们愿意继续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像洛克说的那样愿意漫步在国王大道上，愿意参加民主竞选，那就说明，人们默许了这个政府的权威。
但这个“默许”的观点很容易被推翻，休谟就很好地驳斥了它。为了驳斥这一观点，休谟讲了一个故事：在狂风骤雨的天气里，海洋中有一艘小船，难道因为船员待在船上，就说明他们默许或同意了船长的指挥吗？显然并非如此。“待在船上”是否能说明“同意船长的指挥”，取决于其他的选择是否可行。
在这个故事里，船员们所拥有的其他选择只有在恐怖的海洋里溺水身亡，也就是说，其他选择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待在船上”也就无法说明“同意船长的指挥”。可这种观点其实也存在问题。例如，如果选择移民，我们需要护照、金钱，需要放弃工作、远离朋友，还需要其他国家愿意接受我们，也就是说，这种选择是可行的。因此，在一个社会里继续生活，就足以说明我们默许或同意了自己的政府；而如果我们默许或同意了政府，就足以说明政府权威的合法性；那么，所有的政府和统治就都能很好地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这个结论实在不能令人满意，甚至无法让那些试图以社会契约寻求政府合法性的人满意。当然，其实只有很少的政府迫切地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理由，就是那些宣称只考虑公共利益的政府。
由此可见，我们不该以这种方式寻求政府的合法性，或许政府的合法性有一个简单的理由，那就是每个人都能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苏格拉底被宣判死刑之后，并没有选择逃跑，而他拒绝逃跑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曾从政府那里获得好处。所以，如果政府控告他，他就拒绝承认政府，这似乎是缺乏教养和不正义的。毋庸置疑，我们很多人都从社会共同体中得到了好处：正是由于法律带来的社会稳定性，正是由于政府提供的服务和保护，人们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虽然“获得好处”的论证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对于在政府那里只得到坏处，以及在其他政府那里能得到更大好处的人来说，这个论证就失效了。这也就是说，“获得好处”论证并非普遍有效的。除此之外，“获得好处”论证还有一些缺乏说服力的地方，例如，人们并没有要求政府给予好处，那为何要因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呢？假如有人赠送给你一瓶饮料，即使你喝了它，显然也并非一定要回馈他。在这个例子里，或许你本应该拒绝这瓶饮料，但政府所提供的许多服务却是人很难拒绝的，比如你家门外的街边上的路灯，除非你把眼蒙起来，否则就难以拒绝。
我们再重新讨论一下之前的“同意”论证。人们到底同意了什么内容？面对自然状态的各种混乱和动荡，在制定契约时，人们是理性的吗，是处在罗尔斯所说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之中吗？如果人们在当时为了换得生命安全和其他好处而放弃了部分自由，那么，今后就必须对提供这些好处的政府言听计从吗？答案通常是“不”。因为这个论证方法忽视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个所谓的契约只是一个幻想的契约，并不是白纸黑字的真实契约。就像幻想中彩票，并不是真的中彩票。很显然，一个社会契约得到所有人的同意，这本来就只是一种幻想；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幻想中的“得到所有人同意”却在现实道德生活里有着实实在在的强制力。
设想一位女士被一辆车撞倒了，她受了很严重的伤，但意识仍然清醒。这时，有人问她是否需要叫救护车，她马上同意了。再设想一个相似的情景，其他情况相同，只不过她失去了意识。这时，呼叫救护车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行为，因为假设她还清醒着，她肯定会同意。的确，这也只是一个幻想的“同意”，但非常合理。除此之外，幻想的同意还会引起一个认识论的难题，即我们是否知道自己同意了吗？即便有人告知我们所有的信息，这个难题依然成立，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否完全理解了这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