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乐主义契约
既然神经元机器存在，那么就得有内容，机器不能凭空运转。大脑是工具，是方式，但绝不是目的本身。如果神经元突起按照神经系统的规律运作，就必须赋予一种目的论：什么事物会触发神经元？为了什么？依据什么样的标准？任何教学都必须有一套规划。没有明确定义的目标，伦理就没有意义。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值得为之努力和全身心参与？是什么触动了我们？
答案是：一种和平、愉悦、幸福的主体间性；一种灵魂与精神上的平和；一种存在的宁静；与他人轻松的关系；两性之间的舒适和谐；人为经营所有的联系，并将其置于文化的最高层面；高雅、礼貌、谦恭、诚实、信守诺言；言行一致。换句话说就是：终结纷争，规避霸权和奴役思想，拒绝不管是实际的还是象征意义上的领土争端，清除我们身上的动物性的残留。更简要地说：极力压制每个人体内的动物性，从而唤醒人性。
这当然是理想状态……然而众所周知，实际上，伦理主体并非都具备了“我”，也并非都具备了结构精良、清晰明确、积极健康的“自我”。很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缺乏身份认同。没有完成的自我，脆弱且空虚，有裂缝和断痕，有黑暗之处和危险地带，压抑着死亡冲动、施虐冲动和受虐倾向，整个无意识被毁灭或自我毁灭占领着，如此种种都让人认为这世上并没有完美，人们只能带着这些普遍的消极性一直往前走。
确实，现在没有人会认为，正常与病态、理智与疯狂、精神健康与行为失常之间有明确清晰的界线。精神病院会收容一批人，但他们并非所有人都该进入这一监狱式的体系，然而有另一批人，数量不少，他们本该进精神病院的，却在日常社会中身居要职。甚至，一些了不起的病人会在参与各种体面的社会活动的同时，控制自己的自大、癫狂和偏执。理性权威之人、职业政客、社会银幕上的跳梁小丑、世界文化舞台上的癔病患者，他们会获得某种升华，从而避免让自己沉浸于封闭的喜悦……
然而，将自己内心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冲动引向社会所承认和推崇的价值，这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的、伦理的伤害仍在继续，且常常突如其来……我用“人际关系罪人”来描述这一类人，他们缺乏责任感，但也不至于有罪，他们是一系列的存在装置的一部分，这一系列的存在装置将他们变得无能，让他们不能订立和维持任何一种伦理关系。
因为伦理关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契约之上的。我们是人类，作为人，就应具有交流能力。首先，是语言交流，这是自然的，但还有其他数千种符号可以行使传递信息、解码信息、接收信息和让第三人领会信息的职能。还有非言语的肢体沟通，如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声调、音调的变化，语流节奏和微笑，这一切都是人际关系本质的具体表现。伦理的零度是情境。
伦理的第一度：预判他人的所求。他要什么？他在对我说什么？他的意愿是什么？这都是必要的考虑。获悉了我所处情境中第三方的意图，接下来再回过头来阐明自己的意图。但自始至终都是通过符号交流，也就是语言。这个游戏在相关双方之间不断往复，一来一回也成了契约。若没有这种双务逻辑，就没有伦理。只有以信息交换为基础，伦理关系才能产生。
对于人际关系罪人，一旦接受了信息，其存在之宁静就受到了威胁，解决的方法便是一种相应的反应措施：回避。从积极方面来讲，享乐主义就是寻找欢愉，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从消极方面来讲，它是对一切不快的回避。任何不健全的心理都会妨害所触及的一切。除了自残欲望——这也是具有契约性质的伦理……——回避可以修复精神和平以及生理和谐。
在某些情况下，敬而远之并不可行。因为总有一些人，出于各种缘由，我们不得不与之保持联系。那就保持联系吧，至于伦理上的解决办法，就是维持一个恰当的距离，我曾在《雕塑自我》里称之为“最优距离”。既不过于亲近，也不过于疏远。既不用拒之于极端明确的界线之外，也不必将自己置于危险的边缘。不用自我暴露，不用主动上门，也不用放任自己，为自己保守秘密，经营这段距离，珍惜这种审慎，保持不透明，善用谦恭和礼貌，这便是维持畅通却超脱的人际关系的技巧。目的是什么？为了避免自我的内核陷入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