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尔文与华莱士的配偶选择问题之争，有一种有趣的理解方式就是把美的价值比作钱的价值。在旧的金本位制度下，一美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每一美元都可以兑换一小块黄金。一美元的价值是外在的；美元有价值，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即黄金。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和政府意识到钱的价值只是一种“社会发明”。今天，一美元的价值是内在的；美元有价值，是因为人们普遍认同美元有价值，和黄金无关。
适应主义者对美的看法和金本位制度类似。也就是说，美本身没有价值；美有价值，是因为它代表了其他的外在价值，要么是优良基因，要么是直接好处。相比之下，达尔文/费希尔对美的看法就像现代货币制度。美有价值，是因为动物已经进化到认同美有价值的程度。美的价值是内在的，而且可以为了美本身而进化。就像钱一样，美也是一种“社会发明”，兰德–柯克帕特里克的零模型就是对这一过程的数学描述。
坚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人被称为“金甲虫”，他们始终认为放弃金本位制度是一种鲁莽、不道德和非理性的行为。新华莱士主义者就像进化论方面的“金甲虫”，他们确信每一种性装饰器官背后都一定有一罐进化论的“金子”值，要么是优良基因，要么是直接好处，而且他们捍卫这个观点只是为了理性和逻辑。与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度的“金甲虫”一样，新华莱士主义者很快就给其他观点贴上了“邪恶”的标签。
我们也可以通过类比来解释，为什么“总有美会发生”机制是性选择推动进化的一个零模型。想象一下，下一次当你看到美丽的彩虹时，会突然出现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小精灵，他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在彩虹的尽头有一罐金子。问问你自己，“零假设是什么”？显然，零假设就是彩虹的价值是内在的，而且彩虹的尽头没有金子。除非你在彩虹的尽头找到了金子，才能推翻这个零假设，否则你就必须坚持这个零假设。同样地，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认为每一种性装饰器官都会带来一罐进化的金子，即优良基因和直接好处。那么，零假设是什么呢？显然，零假设就是没有优良基因或直接好处，除非你能证明确实有。举证责任由那些相信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的人来承担。一些装饰器官确实可以反映个体素质，但我认为其他大多数都没有这种作用。我们既不应该相信小精灵，也不应该相信那些新华莱士主义者！
配偶选择科学与被称为“沉闷科学”的经济学之间，还有其他相似之处，这两个学科都对“市场泡沫”的本质和重要性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了一种新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其特征是日益复杂的投资和风险管理数学模型，以及限制金融机构的高风险行为的监管机制被逐步废除。其结果本应是让全球经济迎来前所未有的增长与繁荣的新时代，相反地，却导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显然，初衷是阻止这种不稳定局面的经济模型却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经济学家怎么会错得如此离谱儿呢？
这次失败的核心是，先入为主地对宣扬理性的有效市场假说深信不疑。这个假说宣称，在能够充分获取准确信息的情况下，自由市场始终会使资产的价值处于真实、准确的状态。根据有效市场假说，经济泡沫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吧？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说：“对有效市场假说的信赖，让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视而不见。”
我认为，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同样对随意配偶选择的事实视而不见。
有一天，为了探讨配偶选择科学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似之处，我和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邻居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进午餐。席勒是一位著名的研究住房市场的专家，也是行为经济学的倡导者之一。由于在2005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预测房地产价格在下一代可能会下降40%，他被称为“泡沫先生”。事实上，他的预言只用了三年就成真了。
席勒于2000年出版的经典著作《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探究了人类心理在很多经济市场的波动中扮演的角色。他写道，如果价格上涨不断提升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对未来获利的预期不断攀升，就会产生投机性金融市场泡沫。由此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资产价格的上涨带来更大的信心、更高的期望、更多的投资，以及更高的价格。这些经济反馈循环和“总有美会发生”的机制都需要一些相同的基本动力。性炫耀行为和资产价格都可以脱离外在价值来源，而只由受欢迎程度来驱动。
我问席勒，对宏观经济学与进化生物学的知识框架之间可能存在相似之处的观点，他的看法如何。他答道，支持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学家和支持适应主义的进化生物学家提出的论点非常相似，这让他备感震惊。他说的一番话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一定价格资产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它的价格一定能准确反映它的价值。类似地，在某种环境中一棵树或一只鸟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它已经完美地解决了生存问题，因为它还没有被其他生态竞争者取代。这两种观点都在用一种能加强自身的方式来解读这个世界。
这种逻辑会导致知识学科陷入实证研究的窠臼，即更专注于证实自己的世界观，而不是构建对于世界的准确认知。
2009年，席勒和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合著了一本行为经济学的书籍，书名是“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它本来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创造的一个词，用来指影响人们经济决策的心理动机。在这本书中他们指出，对“动物精神”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遭遇重重阻碍，恰恰是因为这些非理性的影响因素本就被视为不科学的，而且不属于定量科学学科的研究范畴。讽刺的是，我认为进化生物学领域也在进行一场旨在消除动物的“动物精神”的思想运动！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提出，性欲始终受到找到外形更佳的配偶这一终极理性需求的严格控制。在一个奇怪的拟人化的自然界中，动物的激情看上去比我们人类更理性。
在我和席勒共进午餐的几个星期后，几个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网络知名度动态的一项随机对照实验的结果。研究人员通过在一家主要新闻网站上的故事评论区随机引入“赞成”或“反对”的评价机制，证明知名度可以只由知名度本身来驱动（研究人员称之为积极的羊群效应），从而完全独立于实际的内容质量。换句话说，在网络上疯狂传播往往只是一件总会发生的事情。当我再次遇到席勒时，我提到了这项新研究，还说它通过实验生动地展示了反馈循环在驱动随意的知名度泡沫中扮演的角色。“你打算把它写进你的书里吗？”他问道，“因为我也在考虑把这项研究写进我的书里！”谁会想到一位鸟类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会争相提及同一项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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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会在这本书中见到的大眼斑雉和其他很多鸟，都从极致审美的角度对传统的适应性进化理论发起了挑战。尽管新华莱士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在目前可能更受欢迎，但如果没有达尔文广泛的审美视角，我们就无法解释自然界中两性之美的所有复杂性、多样性和进化辐射。只有“总有美会发生”的假说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性装饰器官会有如此丰富的多样性。
然而，我并不怀疑真实、有效地反映配偶素质的信号也会进化。的确存在择偶偏好受自然选择左右的情况。此外，还有可能出现信号的诚实度在进化过程中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无法被审美欲望的非理性表达侵蚀的情况。但如果我们始终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自然界的多样性。我们必须利用一种非适应性的零模型来保持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的可证伪性。否则，它就不再是科学了。
虽然我对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持怀疑态度，但我并不觉得这个观点一无是处，而是具有一定的作用。换句话说，我认为绝大多数的两性间信号只能被解释为“总有美会发生”机制产生的随意进化结果，而适应性配偶选择理论也许只能解释一小部分两性间的信号，就好像只能遮住部分身体的衣服一样。我们怎么知道我的这个看法是否准确呢？进化生物学家想要继续前进的唯一方式，就是将“总有美会发生”看法的机制作为配偶选择推动进化的零模型，看看科学会将我们引向何处。
[1] 1码 ≈ 0.9米。——编者注
[2] 1英尺 ≈ 0.3米。——编者注
[3] 1英寸 ≈ 2.54厘米。——编者注
[4] 1英里 ≈ 1.609千米。——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