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达尔文是19世纪英国的一位乡绅，属于不断进行全球扩张的帝国里的精英阶层，过着舒适优越的生活。但达尔文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游手好闲之人。他做事认真，性格沉稳、勤勉，还利用自己的特权（和大量的独立收入）坚持不懈地寻求真理和智慧。在兴趣的引领下，他最终发现了现代进化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并给了维多利亚时代等级森严的世界观致命一击，因为那个时候人类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物种，与动物界的其他物种完全不同。查尔斯·达尔文不由自主地成为一个激进分子。即使在今天，不管对科学还是对文化而言，他的知识激进主义的创造性影响力都没有得到认可。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年轻的达尔文是一个表现平平、自由散漫的学生，他很喜欢在外面闲逛，去收集甲虫。他放弃了最初选择的医学专业，漫无目的地在各种兴趣之间摇摆，对所有事情都浅尝辄止，直到他有机会登上“贝格尔号”，开始那次著名的环球航行。据说这次旅行改变了达尔文，让他成为我们今天心目中的革命性科学家。
我认为可能性更大的一种情况是，年轻的达尔文是一个对知识如饥似渴，虽不善言语但很坚持自己想法的人，这与他后来的人生表现是一样的，这种思维能力让他对好的科学有一种本能的感觉。就在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前，达尔文把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的长篇神创论杰作《分类论》（Essay on Classification）贬斥为“完全不切实际的垃圾”。我想，作为医科学生的达尔文可能对他学过的大部分生物学知识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而且他说的没错。19世纪20年代的大多数医学知识的确是不切实际的垃圾，对人体的运行没有核心的机械理解，对疾病的成因也没有更广泛的科学观念。所谓的医学治疗，不过是各种毫无意义的安慰剂、强力毒品和危险的江湖医术。在那个时候，很难辨别出直到现在仍被认为可能对病人有好处的专业医疗方法。事实上，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讲述了他在爱丁堡参加皇家医学会讲座的经历，“很多内容都是垃圾”。我猜测直到达尔文不远万里去往南半球的未知地带，他才找到了足以让他摆脱那个时代的死板教条的自由智力空间，允许他充分运用起他的深谋远虑、才华横溢和永远好奇的大脑。
在达尔文有了第一手资料后，他完成了《物种起源》中记述的两项伟大的生物学发现：自然选择主导的进化机制；所有生物体在历史上都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在一棵“伟大的生命之树”上相互关联的概念。关于是否应该在公立学校讲授这些观点的争论，在一些地方持续了很长时间，从中我们能感受到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这些观点对于达尔文的读者来说是多么大的挑战。
达尔文在面对《物种起源》出版后遭受的猛烈攻击时，遇到了三个棘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缺乏可行的遗传理论。由于不了解孟德尔的工作，达尔文虽历经艰难却未能建立起对于自然选择机制来说非常重要的遗传理论。第二个问题是，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的多样性。在《物种起源》中谈及人类进化的时候，达尔文避重就轻，只得出了一个含糊的结论：“光终将投射到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上。”
第三个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美从何而来。如果自然选择是由可遗传变异的差别生存引起的，那令达尔文烦恼不已的雄孔雀尾屏为什么会如此华丽呢？这显然不利于雄孔雀的生存，甚至有可能成为阻碍，导致它们行动缓慢，更容易受到掠食者的攻击。达尔文特别喜欢雄孔雀尾屏上的眼状斑点图案。他认为人眼的完美可以通过随时间逐步改善的进化过程来解释。每一次进化都会在眼睛的感光、辨别光影、聚焦、成像和区分颜色等能力方面发生细微的改善，这些都有助于动物的生存。但是，雄孔雀尾屏上的眼状斑点图案的进化过程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或者说，今天雄孔雀尾屏上“完美”的眼状斑点图案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解释人眼的进化过程是一次学术挑战，那么解释眼状斑点图案的问题是一场学术噩梦。达尔文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所以，1860年达尔文在给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的信中，写下了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每当我看到雄孔雀的尾屏时，就觉得难受！”
1871，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大胆阐述了人类起源和美的进化问题。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第二种独立的进化机制——性选择，来解释攻击器官和装饰器官、争斗和美的问题。如果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由可遗传变异的差别生存决定的，性选择的结果就是由性成功的差异决定的，即由那些有助于求偶成功的遗传特征来决定。
在性选择方面，达尔文设想有两种截然不同且相互对抗的进化机制共同起作用。他把第一种机制称为争斗法则，指同性（通常是雄性）个体之间争夺对异性个体的性控制权。达尔文认为，对性控制权的争夺会促使雄性的体型朝着变大的方向进化，同时出现像牛羊角、鹿角和雉类跗跖上的距这样有攻击性的器官和身体控制机制。他把第二种机制称为美的品位，指的是某个性别的个体（通常是雌性）根据自己的先天偏好选择配偶的过程。达尔文认为，配偶选择促使自然界中产生了许多讨人喜欢、赏心悦目的特征。这些装饰性特征包括鸟类的鸣啭、鲜艳的羽色和炫耀行为，以及山魈的颜色鲜艳的面部、后腿及臀部等。在对蛛形纲动物、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的习性进行详细调查的过程中，达尔文对许多不同物种身上的性选择证据进行了讨论，利用争斗法则和美的品位来解释自然界中攻击器官和装饰器官的进化过程。
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达尔文终于明确地提出他在《物种起源》中避而不谈的有关人类进化起源的理论。《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的开篇对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连续性进行了深入讨论，循序渐进地瓦解了人类唯一论和例外论。由于这个主题有明显的文化敏感性，所以达尔文对这种进化连续性的论证以非常缓慢的节奏推进。直到最后一章“概述与结论”，他才提出了那个爆炸性结论：“因此我们了解到，人类是一种多毛的四足动物的后代。”
在讨论了性选择在动物世界中的作用之后，达尔文接下来分析了它对人类进化的影响。从毛发减少的身体，到人类外貌背后的巨大的地理、种族和部落多样性，到高度的社会属性，到语言和音乐，达尔文用充分的论据证明，性选择在人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勇气、好斗、毅力、力量和体型，各种武器、音乐器官（发声器官和乐器），鲜艳的颜色、条纹和标记、装饰性的附属物，都是间接获得的……在爱和嫉妒的影响下，通过美的品位……和对选择权的运用来完成。
虽然在一本书里解决美的进化和人类起源这两个复杂且富有争议性的问题，是一次考验智慧的壮举，但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是一部艰深甚至是有缺陷的著作。达尔文以枯燥无味的行文方式，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他的论点，还引用了很多学术权威的话支持他的观点，他可能认为自己能让任何一位理性的读者接受这本书的激进结论。但他的修辞策略失败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既遭到反对进化论的神创论者的批评，也受到了接受自然选择但坚决反对性选择的同行科学家的指责。直到今天，《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对学术界的影响也未达到像《物种起源》那样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