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救亡——孙中山与兴中会。
洋务运动时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建议和努力下，清朝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派遣了第一批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佛德学院。其后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七年（1872—1881年），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被分为四批派往美国留学。同时，主政福州船政学堂的左宗棠、丁宝桢等人也开始派遣学生赴法国、英国留学，这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公派留学生。公派留学生之外，沿海地区人民由于出洋谋生，也将子弟带到国外求学，形成了民间留学的群体。咸丰四年（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首位留学生容闳，以及留学美国并在香港学习的孙中山，都是通过这些途径出国留学的。随着各种需求的增加，各省当局以及民间机构都开始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到19世纪末期，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达到万人以上。光绪十八年（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的西医书院毕业。他积极活动于广州和海外之间，联络华侨、留学生和当地秘密社团，为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奔走努力。在西方社会的生活以及对美国、日本等国的政治观察，使得孙中山产生了强烈的改良祖国的愿望。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孙中山逐步形成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政府的思想。但是，国内的民众尚未觉醒，具有远见的士绅阶层还寄希望于通过改革来实现自强的目标。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天，孙中山偕同陆皓东北上北京观察政治局势，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了一封书，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个方面阐述自己的强国方案。这封上书没有受到李鸿章的重视，孙中山也未能获得接见。这使得他断绝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筹划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拯救危亡中的中国。这年秋天，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寻求海外华人的支持。十一月，他组织了兴中会，会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积极开展募集资金和操练士兵的活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返回香港创立兴中会总部。甲午战争暴露出的清朝的腐败无能，使得人心激愤，兴中会遂计划在广州起义，作为革命的初次实践，但由于准备不周而中断。因这次起义而牺牲的陆皓东等人，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早的一批先烈。
1896年，在美国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
近代民族国家的扩张过程，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以及西方宗教与近代化文明体系的支撑。中国人对这种挑战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尽管清朝政府屡次丧权辱国，但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很少对失败背后的真正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李鸿章等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也很肤浅，所以他只是对军事和外交进行改革。在近代的士大夫中，咸丰十一年（1861年）身居上海的冯桂芬写出《校邠庐抗议》一书，系统地对列强各国与中国的差异做了阐述，指出西方并不仅仅胜在武器和技术之上。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只是空谷足音。曾国藩看到此书后，认为“多难见之施行”。这反映了大多数高层官僚的认识水平。出身淮军将领，曾经出任两广总督以及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于1884年中法战争中去世。他在《遗折》中提到：“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果足恃欤？统筹全局……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这位在与西方列强对垒中成长起来的官员对他的对手的认识远比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深刻而真切。但是社会上层的总体认识水平还局限在较低的技术模仿层面，只是到了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以后，政治上的改革才被广大士绅阶层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几十年的开放，影响王朝的因素不再局限于国内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社会变革思想。此后清朝的国运，就取决于是否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切实地实行改革，登上现代政治体制这班列车，在维新与革命浪潮的激荡中挽救中国的命运，也挽救清朝自己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