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进取，实现“大一统”。
与康熙、雍正二帝被动应对准噶尔部首领叛乱不同，乾隆帝则采取了主动进取的策略。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凌病逝，准噶尔部因继承权而发生激烈争斗。在争斗中，达瓦齐胜出，成为准部首领，但杜尔伯特、和硕特部的许多贵族则归附了清廷。
乾隆帝敏锐地把握住准部动荡、达瓦齐统治不得人心的有利时机，于二十年（1755年）二月，果断地派两路大军出兵伊犁，征讨达瓦齐。六月，自立为汗的达瓦齐被清军俘获，平准之役大获成功。
但不久，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和硕特部的阿睦尔撒纳，因请求当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大为恼火，于八月举兵叛清。
乾隆帝再次出兵征讨。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清军在库陇癸之战中大捷。六月，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而死。
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七十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平定，纳入国家版图。
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刚刚被平定，曾支持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小和卓木霍集占，又煽动威胁其兄大和卓木布拉尼敦，在天山南路叛清。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至二十四年（1759年）秋，清廷派大军进剿，将大小和卓木擒杀，从而平定了天山南路。
平定天山南北两路后，为稳固西北边疆、加强对新疆的治理，清廷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伊犁将军之下，分设都统和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管理各地军政事务。并根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原则，在天山北部汉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实行扎萨克制；伊犁地区和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维持伯克制，但将伯克的任免权收归朝廷，而且严格实行政教分离。
经过长期努力，北部和西北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这个过程实在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所以，魏源在《圣武记》中曾这样总结：“西北周数万里之版章，圣祖菑之，世宗畲之，高宗获之。”
清人绘《弘历洗象图》，描绘乾隆皇帝行乐的场面。
除了经营北部和西北地区外，乾隆朝还对西南等地区多次用兵，平定动乱，反击外国势力入侵。如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年）、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年），先后两次出兵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动乱；三十一年（1766年），出兵反击缅甸对中国边境的入侵；五十三年（1788年）、五十六年（1791年），两次出兵反击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等。
尽管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等，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乾隆帝曾说：“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
向往和平与稳定，厌恶动乱与战火，是人们的共同愿望。但事情往往并不如人愿。面对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或威胁，如果不能果断地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解决，国家就不能获得安宁和发展。边疆稳固、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多民族和谐共处，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
尽管乾隆帝的话难免有为自己连年用武开脱之嫌，却也有一定的道理。
正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开拓和经营下，清王朝的疆域达到了鼎盛状态。
当时的版图，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接中亚细亚；东到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库页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北抵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南达喜马拉雅山脉，包括拉达克。陆地总面积达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而此时的人口，也已达到三亿多。
“图大鸿谋远，宅中燕翼垂。即今大一统，前烈万年知。”乾隆帝的这一感叹，虽然不无虚誉，但在客观上确也体现了清朝前期所达到的新高度。
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清时期全图（18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