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外输入的白银连接着全球市场的生产和交换。
大额的商品交换、广袤的市场，加剧了整个社会对白银的需求。然而，从宋到明，中国银矿的产额略呈减小的趋势。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的银产量很低，那么遍及中国大地的白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海外贸易。晚明社会的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和南美洲。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称作“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其中有一幅名为《倭国造银钱图》的插图，讲琉球诸国制造银币的工艺。然而，实际上，在宋应星所处的时代，人们接触到的外国银钱，除来自日本、琉球的白银外，更多的是源自秘鲁和墨西哥的白银。明代小说家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苏州府长洲县的商人文若虚去海外经商，到了一个名叫吉零国的地方。当地人使用印有龙凤纹、人物纹、禽兽纹、树木纹、水草纹等各种纹饰的银钱。文若虚便大量收购水草纹饰的银钱。故事反映了明代一个很客观的事实：白银从海外的输入。亚洲、欧洲、南美洲，彼此间因为海外贸易联结到了一起，而白银就像人体流通的血液一样，润滑着全球市场的生产和交换。
《天工开物》中的《倭国造银钱图》
白银的来源有国内生产与国外流入两条途径。在15世纪50年代，云南的银矿得到了开采，使原本缺银的局面略有改观。宋应星《天工开物》里称：“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然而，另一方面，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却还在增加。因此，明代中国不得不寻求国外的白银。海外白银的来源，主要是欧洲、美洲和日本。晚明由海外输入的白银总量，大概是国内产银总量的十倍。美国学者艾维四认为，1530年到1570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是日本；1570年以后，美洲白银成为最重要的来源。
十五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欧的白银产量急剧增加。在1460年到1530年间，在今天德国东部的萨克森（Freistaat Sachsen）、捷克中西部的波希米亚、匈牙利、奥地利的提洛尔等地，白银的产出上升了大约百分之五百，每年约九十吨。日本的白银开采量在16世纪后期迅速增长。据估计，从1560年到1600年间，日本每年出口的白银约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公斤到四万八千七百五十公斤。由于可以获得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大量的中国和日本商人以及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和长崎之间的航道，把日本的白银带到了中国。美洲的白银是在16世纪40年代发现的。1545年，西班牙人在上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多西（Potosi）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银矿；1548年，西班牙人又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了银矿。1570年代以后，这些新大陆开采的白银，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流通领域。
亚当?斯密说：“砂石矿产物的市场，很少扩到周围数里以外，……而银矿产物的市场，却可以扩展到全世界。”这便是白银的优越性。据说，第一艘满载白银用以交换中国丝绸和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是在1573年来到马尼拉的。除了生丝和瓷器以外，出售到马尼拉的中国商品各色各样，包括面粉、水果、腌制的猪肉、活禽、坚果、家具以及价格低廉的小饰品。中国的生丝、瓷器等商品，经由澳门、菲律宾的马尼拉等中转港，运往欧洲，而欧洲殖民者从美洲掠夺到的大量白银，由马尼拉大帆船源源不断地运到马尼拉，陆续流入中国。由今天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尔普尔科，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再到中国的澳门，构成了16、17世纪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太平洋丝绸之路，给中国输入了大量的白银。然而，在进入中国后，白银便在这里沉淀下来。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谈道：“白银在全世界游荡，直至流入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对这一说法的一种解释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中国，需要大量的货币；另一种解释是，中国人把白银用于置田买地，或者储藏起来。美国学者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17、18世纪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大量的白银流转的数字表明，15—18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让16世纪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亚洲、欧洲、美洲之间，开始实现密切的往来：交往的主要通道是海洋，而交流的主要媒介则是白银。16世纪始，世界各地的商人们，都在使用源自美洲的西班牙银币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和印度，都用大量白银来支撑他们各自的通货体系。从此，原本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深深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然而，在同时期的非洲，仍然是以贝壳作为货币，而俄国一直到彼得大帝时代，仍然以毛皮作为货币。但是，富庶不代表先进。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先生评价彭慕兰《大分流》时说：“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是，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中国在科技和制度，尤其法律与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