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蒙古互市，北境转守。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开始在北边修筑边墙。景泰二年（1451年），邹来学受命“督修关堡，自山海关至天寿山，东西千里，屹然相望，咸雄壮坚固”。此后，从弘治年间余子俊修榆林长城，嘉靖年间翁万达修大同长城，到万历年间戚继光修筑蓟州长城，历朝驻守各边的将领都在修筑边墙上下功夫。
然而，边墙的修建，最多不过增加了蒙古骑兵入侵的困难程度，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蒙古人的入侵。清初学者万斯同在《明史乐府》中感叹道：“岂知明人防北狄，专藉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
达延汗像
15世纪末16世纪初，成吉思汗的后裔巴图蒙克（一译“把秃猛可”）开始崛起。他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继承汗位的时候，年龄还很小，故称“小王子”，又称“达延汗”。蒙古人引以为荣的，第一是成吉思汗，第二是忽必烈，第三就是达延汗。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金伯谦的复命书中曾说：“小王子为人贤智卓越。”他在正德五年（1510年）征服了山西以西的河套地区。到嘉靖三年（1524年）去世前，他得到了帕米尔高原以东的所有蒙古人的效忠。
俺答汗（阿勒坦汗）像
达延汗死后，他的子孙之间爆发了权力争夺。最终，他的孙子俺答汗逐渐控制了蒙古南部，以及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由于有水，可以进行农耕，河套在草原世界有非常特殊的战略作用，控制这样的地区为控制整个草原奠定了基础。而且，以河套地区为基地，游牧民族容易进入内地。在16世纪的中后期，“套虏”成了明朝北部边防的最大威胁。
俺答汗统治漠西和漠南蒙古近半个世纪。在他统治期间，十六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段持续而普遍的干旱时期，整个华北和蒙古南部经常处于干旱和饥荒的威胁之下，天花、瘟疫也在蒙古肆虐，蒙古人对于汉地社会的茶和粮食的需求更加迫切。从经济上的实惠以及政治目标的推进两方面考虑，俺答汗都希望与明朝通贡或者互市。
嘉靖皇帝朱厚熜像
此外，丝绸等商品，是蒙古人参与到以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为中心的中亚贸易圈的主要商品，这也需要从汉地社会获得。一些学者认为，蒙古人通贡开市的需求，可能不是来源于简单地满足草原上的资源匮乏，更可能是因为蒙古人想重新开通欧亚内陆贸易，从而营造一个由蒙古控制的内陆商业网络。
在明朝方面，尽管大部分边境将领力主和平，希望皇帝考虑蒙古人的互市要求，但固执的嘉靖皇帝对于蒙古人请求互市的要求一概拒绝。他甚至要求所有公文中的“虏”字必须小写，以表达他对蒙古人的轻蔑。除了军事途径以外，嘉靖帝拒绝任何其他形式的接触。
然而，此刻明朝北部的边防力量已不足以应对蒙古骑兵的进攻。在嘉靖朝中期，俺答汗的兵马东边从辽东、蓟镇边外起，西边直到甘肃、青海以西，并且经常深入宣府、大同，连年侵寇，构成明朝的最大威胁。明朝孱弱的军事防线，也不时被蒙古骑兵撕开。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月，蒙古骑兵深入山西太原以南的各州县。一月之内，蒙古骑兵侵扰了十个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抢劫牛、马、羊、猪二百多万只以及大量的布匹、金钱，京师为之戒严。
嘉靖年间，明朝的军事卫所制度衰败已极。曾在正德五年到十年（1510—1515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王琼说，在他那个时候，卫所军士“逃亡十之七八”。到嘉靖年间，有些内地卫所，军士数量甚至还不到额定人数的百分之三。例如，江西的南昌左卫额定人数是四千七百五十三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只剩一百四十一人，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三。浙江金华千户所额定人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五人，到16世纪，营中仅剩三十四人，同样不到百分之三。边镇卫所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不理想。以大同为例，嘉靖十六年（1537年），四万蒙古骑兵入侵时，大同镇能整合的士兵人数仅有一万四千人。军屯制度的败坏以及由此带来的后勤供应不足、边镇士兵因劳累和拖欠军饷而频繁发动兵变，也是边境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嘉靖皇帝不顾形势而一味拒绝通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蒙古骑兵频繁入境劫掠，对双方而言都是灾难。
《驯马图》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曾铣向皇帝提议，发动一场对俺答汗的战争，夺取河套地区。尽管皇帝对这个计划颇为心动，但实际上计划不可能得到实现，因为以明朝政府当时的军事和财政实力，不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远征。曾铣的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因为政治斗争，曾铣被杀，支持他的首辅大学士夏言也丢了脑袋。严嵩取代夏言成了首辅大学士。明朝对待蒙古的政策，改为防守为主。就在蒙古骑兵不断骚扰明朝北境时，南方沿海也频繁遭受倭寇的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