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宋代的尚意书法。
《黄州寒食诗》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那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穷愁潦倒，偃蹇寂寞。其书法苍劲沉郁，恣肆跌宕，笔酣墨饱，神完气足，诗情、画意、书境融为一体，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苏轼写诗谤讪新政，换上其他任何朝代，大约都难逃一死。李定、舒亶等辈也是深文周纳，无限上纲，必欲置苏轼于死地。然而苏轼竟幸存了下来。且不说宋朝祖宗有“不杀士大夫及言事之臣”的诫誓，且不说宋神宗夙怀爱才之心，即以王安石对朋友兼政敌苏轼的竭力营救，亦足以垂范后世。
苏轼《寒食帖》
王安石、苏轼“政见之争，宛如寇仇”，当“诗案”发生、苏轼遭难时，已经罢相闲居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对最终免除苏轼的死罪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安石去世时，旧党得势，苏轼在为朝廷拟写的制词中秉承良知，对王安石做出了公允而崇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仅此一例，足以体现宋代士大夫精英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这种精神气度也昭示着一个文化艺术辉煌时代的到来。
人们在谈及中国书法时常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意者，意境、意趣也。崇尚意境、意趣是怎样成为宋代书法乃至绘画的主要特征的呢？
宋代很多文人倾心禅宗，喜欢说禅谈玄，借以深化思辨力和清虚感，力求将禅机化入诗词、书画的意境之中。他们优游山林，与禅僧交游唱和。其诗文、书论和传世书迹中，往往浸润着佛教的思辨和禅宗的机锋。苏轼、黄庭坚等人与禅宗因缘甚深，禅宗的机辩和境界，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书法理念和书法风格。
苏、黄和米芾都主张“意在笔先”，“任运随意”，代表了有宋一代的书风，也影响到禅林高僧的墨迹。道潜、圆悟克勤、石桥可宣等学过苏字，大慧宗杲、密庵咸杰学过米字，拙庵德光、天童如净、无准师范、虚堂智愚、兀庵普宁、无学祖元等学过黄字。当时入宋学禅的日本僧人荣西、道元、大智的墨迹中有黄字的痕迹，后来的大德寺派禅僧宗峰、一休等也推崇山谷笔法，由此影响了日本的书坛和禅林。
苏轼在《石苍舒醉墨堂》诗中说：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消百忧。
乃知柳子语不虚，病嗜土炭如珍馐。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尽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
所谓“我书意造本无法”，并不是主张轻视法度，而是在完成有法之后的无法。只有达到“无法”的高度，才有“意造”和“点画信手”的表现力。
《金刚经》说：“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佛说的法义如同渡河的舟筏，只是工具，坐船也不是最终目的，所以上了岸即可舍去。凡夫拘泥于法，智者超越于法，二者判若云泥。
《六祖坛经》记载，五祖弘忍欲传衣钵与弟子，命彼等各作一偈，以示悟道的心迹和意境。上座神秀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行者慧能识字不多，请人读了此偈后，即口占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见此二偈，认为神秀只是“知法”，而慧能已直入堂奥，明了无法之法，便将衣钵传给了慧能。
由此可知，法的修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被法障碍，成为法的奴婢。有法而无法，方能领悟真谛，达到从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境界。
“我尝好之每自笑”，早年的苏轼很崇尚古法，对古法有过执著的追求。他在《题二王书》中写道：“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可见也曾“疯劲儿”十足。
苏轼《新岁展庆帖》
后来，他从禅宗教义中明白，倘若一味求法，不能超脱，便如病嗜土炭，自食苦果。禅林中人常说：“起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事实的境）；入了悟处，则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分解的境）；出了悟境后，见山依旧是山，见水依旧是水（真实的境）。”苏轼所说的“意”，即是法上之意，是对法否定之否定的“无法之法”，是“得意”后“忘法”的禅境。有诗为证：“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正使匆匆不少暇，倏忽千百初为难。稽首般若多心经，请观何处非般若？”
苏轼曾经自负地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这表明，他已经找到了“翻身做主”、进入自由王国的通途。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修禅学艺的悟性绝不逊于苏轼。他曾跟随临济宗黄龙派的晦堂禅师参禅，对黄龙禅旨有很深的领悟。这在其诗文、书迹和题跋中可见端倪。他在评五代杨凝式书法时题诗道：“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下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意思是世人只迷恋于《兰亭》的表层，对其笔意并无领会，终究难脱凡胎俗骨，而杨凝式深通右军笔意，故能直达精髓。
黄庭坚的书法充满了禅意。在他的传世墨迹中，草书最为出彩，在宋朝书家中堪居首座，在中国书史上堪与颠、醉比肩。他曾回忆为友人李时雍（字致尧）书写行草时的感悟：“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罢，连饮数杯，为成都李致尧作行草。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笔。学书四十年，今夕所谓鳌山悟道书也。”
黄庭坚《诸上座帖》
黄庭坚是一位笃实忠厚、严于律己、不尚虚妄的君子，却对自己晚年的草书极为珍爱，每多自矜之语。他用雪峰禅师“鳌山悟道”的公案来比喻自己在草法上的顿悟，其用力之勤，用心之深，可以想见。
黄庭坚一生从事过大规模的草书创作，在历代书家中也属罕见。他晚年的草书无论在笔法、结构还是章法、气韵上，都与前人大异其趣，开一代新风。同门李之仪评论说：“鲁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处自谓优于怀素。此字则曰：‘独宿僧房，夜半鬼出，来助人意，故加奇特。’虽未必然，要是其甚得意者尔。”
黄庭坚学书如学禅。他虽不像苏轼那样处处涉及禅理，但善于将禅宗悟境运用到书法的笔法、笔意之中，可谓独具匠心。他在《论书》里说：“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在他的书迹和题跋中也有不少涉及佛禅的内容，如《题苏轼黄州寒食二首跋》云：“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正因为黄庭坚对禅宗思想有极为深刻的领悟，他的书法才能达到“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境地，他才能成为开创宋代“尚意”书风的重要人物。
米芾受禅宗的影响不太明显，但在他的书论里还是能找到禅宗思想的影子。如《海岳名言》中记载：“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此处“他好俱忘”之“忘”与苏轼“心忘其手手忘笔”之“忘”是相通的，俱指“忘心”。能“忘心”，方能“入妙”。“入妙”者，妙得玄机之谓也。
米芾《苕溪诗》
《书史》中有米芾论书一诗，大有禅宗三昧。诗云：“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与《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何其相似乃尔！
在这里，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导被落实到笔墨的操守之中。这种源自禅林悟境的笔墨情怀，已经渗透到中国视觉文化的方方面面。笔墨的艺术成为精神逍遥、心灵栖居的家园，不拘于物、不泥于古、不循于法，成为文人士大夫特立独行、超越尘俗的不舍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