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制度创新——中央与地方官制的变革。
开皇初年，一位叫梁彦光的官员被任命为相州刺史。如果在以前，临近赴任的这段时间将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自己挑选和任命僚属，帮助他处理各方面事务。但从开皇三年（583年）之后，他再也不必这样做了。因为隋文帝废除了地方长官就地自聘僚属的制度，他的下属以后只能一律由中央吏部任免。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官主要都是由当时地方长官自己来任命的，这样就造成一个弊病，形成了一个一个地方小集团，这对中央集权、对中央的统一领导是非常不利的。杨坚看到了这种弊病，所以他当皇帝以后，实行了改革，把所有官员的任命权都收归中央。
全国两千多个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官员，不论由何种方式选拔出来，最后都由中央直接任命，任命、罢免、考核的文书都归吏部处理。这样，吏部不仅责任重大，而且事务繁多，以至吏部的官员抱怨说“年纪稍大的官员，会被需要处理的文书活活累死”。因此，在吏部官员忙碌的时候，地方官的上任反而显得轻松很多。
在相州，梁彦光只能工作三年。三年后，朝廷会根据他的工作情况将他调往外地。从隋初开始，文帝就规定，州县长官三年一换，下属官员四年一换，且不得连任。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很容易被地方豪强拉拢结交，进而互相勾结影响中央政令的推行。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牢牢控制了地方官任用之权，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撤郡五百多个，裁减了大批的官员。
另外，由于王朝更迭频繁，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官职和称谓。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想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对制度做出了重大革新，完成了从秦汉三公九卿制向隋唐三省六部制的转型，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
“三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尚书令通常空缺，而以左、右仆射总其权。尚书省内设有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合称“六部”，其长官称为尚书。在六部之下，各有四司，负责各项具体的行政事务。
门下、内史两省最初设置于内廷，是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到了隋代，它们正式成为国家的政权机构，这是三省制形成的重要环节。
内史省主要负责皇帝诏令的起草，而门下省不仅要签发内史省起草的皇帝诏令，还要对尚书省呈交的奏案进行审核，因此成为政务运行的枢纽。
隋朝最终摆脱了秦汉“家国一体”的体制。在外朝，形成了与皇家事务彻底分离的政权机关。三省成为国家政务运行的不同环节，而皇帝自己则成为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与此同时，三省六部中的所有官员，无论职务高低，都已不再是三省长官的僚属，他们虽然在工作上受到宰相的监临，但其关系却是比肩的同僚性质。
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而且地方豪强直接控制着当地的人口，这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征发的对象，也给国家稳定造成了隐患。再加上当时的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不合理，很多农民隐瞒户口。这些都导致了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减少。
通过大索貌阅以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一百六十四万，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含嘉仓遗址
1969年在洛阳发掘出了隋朝粮仓——含嘉仓。今天在一些粮窖里还能找到大量已经炭化的谷子。含嘉仓面积四十五万多平方米，有粮窖约四百个，每个粮窖可以存放多达五十万斤的粮食。而这只是隋朝储存粮食的一小部分。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隋朝的农业获得长足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开皇九年（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七百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仁寿四年（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八百九十万户，短短十五年时间内，增加了近二百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