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汉代经学。
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董仲舒是位关键人物。
董仲舒像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关于他的籍贯，司马迁《史记》说他是“广川人也”。自古以来，由于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对董仲舒的籍贯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清代《畿辅通志》中就有德州、枣强、景州三种说法。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其核心思想“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汉武帝时，董仲舒先后任江都易王刘非、胶西王刘端国相，后辞去官职，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事，都会派遣使者或廷尉，到他家里问询。
《春秋繁露》书影
董仲舒的学说以诠释《公羊春秋》为基础，将先秦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杂糅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学理论的体系，使其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它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与历史问题，都给予了比较系统的回应。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院长杜维明
董仲舒在修《公羊春秋》时，着重体现了微言大义，他的目的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秩序。
经学脱胎于儒学，与儒学就有了差异。《说文解字》等古代字典与文献，把“经”解释为织布的纵线，后转义为法度、常规、常典，这样就可以“以经邦国”了。
经既然是常典，就不是一般人留下的东西。《博物志》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制作曰传。”为什么“圣人制作曰经”呢？“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所以，在汉代，经专指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一般称作六经、六艺。
汉初，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由于《乐》缺佚，无人传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易》《书》《诗》《礼》《乐》《春秋》是经学的基本经典，这些都是先秦儒者口耳相传，陆续抄录的。根据汉代人的说法，抄录这些经的木牍竹简，长二尺四寸。后来作为启蒙用书的《孝经》《论语》也被确认为“初经”或“小经”。《孝经》规制为一尺二寸，《论语》为八寸。
上个世纪，朝鲜曾经发掘原汉代乐浪郡汉墓，其中出土一部《论语》，这应该是现存已知最早版本的《论语》，其规制是否符合汉代人所说的定制，由于我们无法看到实物，也就无法知晓了。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也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这些都被立博士，列入官学系统，各派的传承脉络十分清晰。
一般来讲，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白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
在西汉，经师一般不是来自贵胄之家，而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缙绅贵族，经学为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社会道德思想上的话语权。在地方，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专制皇权。汉代民谣形象地记述了这种情况：“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