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多怪兽袭击是受到丹麦人所做的事的触动，火龙的袭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个巨兽沉睡了三百年，盘绕在一处古坟中的宝藏上，直到一个奴隶或仆人偶然间在偷走一个杯子时惊扰了它。贝奥武夫和他的人并没有侵犯火龙，他们甚至不知道火龙在那儿。然而，这个怪兽却烧了贝奥武夫的大殿，破坏他的土地还杀了他的人民。如果哥伦多和它的母亲代表了自取灭亡，那么火龙则表明，恶行未必有缘由，毁灭未必是咎由自取。人类文明的本质就是，它可以被人类自身的瑕疵或者被意料之外的外部力量毁于一旦，在《贝奥武夫》中这两点都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诗歌通过使用英雄和怪兽来描述这些情境，极大地感染了我们，让我们得以使用直觉及逻辑体会两种邪恶的含义。在读一个故事时，我们可以参照另一个故事（或者我们自己的生活），辨别出其共同的模式。
这就是高水平的自由技艺思维。与科学的推理对比起来，这似乎具有强烈的印象主义色彩。《贝奥武夫》当然可以有以上的意义，但没有一条证据能证明确实如此，这种情况就好比许多人们需要努力解决的真实世界的问题。对于许多变量，我们缺乏确定性，所以必须依靠估计与修正。在试图理解《贝奥武夫》这个具体的案例中，我们要看一看上文中的解读是否有助于解释诗歌中一些原本难以理解的特征。如果可以，那么这一解读是正确的可能性就要高得多。如果找到了相互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把矛盾的因素考虑进来，对以上解读进行修改。
《贝奥武夫》中一处难以理解的地方，是在诗歌尾声时故事发展的节奏。在贝奥武夫与火龙决斗中最精彩的几个地方，诗人却突然笔锋一转，转而讲述耶阿特人的历史背景和他们与邻国瑞典人的战争。我的学生们常常很沮丧，因为他们发现在贝奥武夫死去后和他的葬礼之间还必须翻译许多关于那些战争的诗行。如果这首诗是关于这位伟大英雄的生平，那么这一叙事结构似乎出了问题。然而，如果贝奥武夫的事迹被用在更加广阔的历史叙事的情景之中，而不是出于他个人的原因讲给人们的，那么这一非同寻常的结构就说得通。如果我们把可获得的所有文学、历史和考古学知识归纳综合起来，我们会发现，也许关于贝奥武夫的人民— —耶阿特人，诗人和读者唯一确定的是，在写作这首诗时，耶阿特人已经不存在了。虽然耶阿特人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但由于战争和不幸，到公元8世纪时（这很可能是创作《贝奥武夫》的时间 ），他们已经不在了。耶阿特人的不复存在正好符合我们的解读— —《贝奥武夫》把一个王国衰亡的原因进行了戏剧化，要么因为它内部有缺陷，要么因为动机不明的外部力量摧毁了它。出现在诗歌中的耶阿特人的国王，唯一在其他文学资料或历史资料中提都没提过的一位就是贝奥武夫本人，他是诗人根据想象创造出来的，却被放置在历史背景之下，一开始皇族内部关系的失败就注定了王国的灭亡，他的统治是王国灭亡前，耶阿特人盛世的最后一道余晖。因此，诗人把他凭想象创造出来的人物坚定地设置在历史之中，所以他必须为读者做一个历史情境的简介，才能讲述在贝奥武夫的葬礼时结束这首诗。
虽然这一解读与诗歌中的任何一处都不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解读得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诗歌外部的信息对于我们理解《贝奥武夫》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诗歌创作的时间能够质疑任何一种解读。诗人似乎在假设，读者知道谁是丹麦人，谁是耶阿特人，以及他们是如何与包括瑞典人、弗里西亚人和法兰克人在内的其他民族互动往来的。虽然这样的读者在公元800年前在英格兰是不可能找到的，但《贝奥武夫》的抄本是在大约公元1000年时誊写的。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这首诗是在被誊写的许多年前就已经被创作出来了这一推断，是否合理。
这是《贝奥武夫》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说明了学科发展出权衡和评估证据的方法有多么重要。对于《贝奥武夫》的创作时间，学者们各持己见，争论不休，这是因为他们对不同种类证据的重视程度不同。那些专注于抄本研究的学者想要强调那本独一无二的抄本的价值（London， British Library， Cotton Vitellius A.xv.）。对于抄本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他们不太感兴趣，所以他们想要把诗歌的创作时间定在接近于公元1000年。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的早期，幸存于公元900年的历史资料要多得多，所以那些想要从政治和文化角度解读《贝奥武夫》的学者更喜欢这部作品来自于他们熟知的时代。与此同时，因为《贝奥武夫》在开篇就颂扬丹麦人，所以就不大可能创作于公元800年后的英格兰，因为当时北欧海盗，也就是诗歌中丹麦人的后裔，把英国乡间变成一片废墟。历史学家多萝西·怀特洛克提出， 在丹麦军队蹂躏掠夺后，没有英国观众能够忍受开篇即颂扬丹麦人的诗歌，但是这一想法毕竟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它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所有人都同仇敌忾，所以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一位生活在距离现在10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认为，因为美国和德国在20世纪进行了两次残酷的战争，那么以积极的态度描绘德国人的美国诗歌一定来自其他时代，这一推断是可靠的。然而，我们认为以上假设过于简单，因为在20世纪的数十年间美国和德国都是关系紧密的盟友。同样，我们不能确定地推断，在公元800年后就一定没有那么几年时间，英国诗人不能以积极的方式描述丹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