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手术和医疗的干预是由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卫生保健系统提供的。毫无疑问，生物医学干预为许多患者带来了益处，其中一部分是通过修正他人反馈形成了自我评价（关于身体外貌的事实）。重要的是，治疗的成功并不仅是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主要目标，通常也是患者的目标。当现代卫生保健基础的普遍理念还是“解决”时，生物医学干预也许是可用的和提供给个体的唯一选择，他们也许不会意识到还存在其他选择。但是，这些干预并不是通用治疗，生物医学取向还存在一些局限。许多患者报告说他们术后自尊水平提高了、对外貌评定更加积极了、社会自信也增强了，但是这些结果并不明确，手术益处不能得到保证（Hughes，1998）。
主要的问题是生物医学模式的表面病理学取向，假定严重性和残疾之间存有正向关系（见Clarke，1999）。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可见差异可能对个体产生影响，但他们认为对个体产生的是消极影响而不是积极影响，并且对缺陷程度较严重或缺陷面积较大的个体的消极影响更强。将这些观点转化到医疗中，意味着缺陷更明显或面积更大的个体会被给予治疗优先权，而那些可见差异面积较小的患者则没有优先权，也被认为不值得进行治疗。但是，如以前章节所表明的，研究证据不一定支持这一假定的简单关系，并且还会重复表明心理社会因素在调适中的重要性。而且，生物医学模式不但假定缺陷严重性和心理社会抑郁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还假定这一关系是单向的。相反，生物——心理——社会取向是双向的，在某些病例中，意识到心理痛苦也可能会影响身体特征（如皮肤病）。
采用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治疗的不足，充分体现在对有外貌相关病情个体的服务中。如前所述，对他们的治疗通常采用手术或医疗干预。事实上，干预的焦点仍然是强调病人在身体上的需求，即“治愈”外貌，使之符合病人觉察到的正常标准（外貌与别人没有明显差异）。它会潜在地假设，任何生物医学干预，只要能产生哪怕是微弱或部分的美容效果，都是令人渴望且值得的。这就助长了消极的刻板印象和对不符合社会苛刻标准的外貌感知，并强化了可见差异者应该渴望无缺陷的外貌标准的理念。同时，随着所有个体（不管有无可见差异）可以选择的手术干预日益增多，“美丽的神话”也更为普及，有关“外貌是重要的”“美丽的就是好的”等刻板印象更为盛行。正如本书所述，个体在认知过程中将自身与文化理想进行比较，由此强化了我们关于“应该寻求任何可能的治疗或手术以改善外貌”的期望。这对那些想等待奇迹改变的人会进一步产生压力，尤其是当他们相信“治愈”外貌缺陷能补救生活中的其他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有确实的轶事证据表明，当个体意识到令人痛苦的、昂贵的、花费时间很长的手术不一定能让自己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时，会体验到打击感和失望感。帕特里奇、布拉德伯里和米德尔顿分别讨论了区分进一步治疗在什么程度上会导致更大的代价而不是受益的重要性（Partridge，1990；Bradbury和Middleton，1997）。当外科医生想继续追求一种理想的美容效果时，许多有可见缺陷的人却只想拥有普通的外貌而不是“完美”，也许他们需要停止手术的破坏性及产生的急剧变化的情绪（Bradbury和Middleton，1997；Pruzinsky，2002）。
生物医学治疗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会越来越多地按方针和协议施行手术干预，这与个性化、以人为本的取向相悖。为了“矫正”外貌，盲目地遵循严格的手术协议（如期望唇腭裂病人在其青春早期做下颌手术）可能是无益的，施行按部就班的手术干预会给患者带来不适当压力，会使当事人难以决定，也会给其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大的破坏。治疗不是要施行不灵活的医疗方案，而是要根据个体的生理（如成长）和社会心理需要进行计划。
同时，虽然改变身体外貌的选择越来越多，但医疗人员却较少注意到满足个体的心理社会需要，有关施行治疗和护理的更广泛的背景。以下事例可以证明，维持一个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专家的缺陷支持单元只需一小笔费用，而对生物医学干预却要有大笔投入，这反映出在健康问题上卫生保健组织对生物医学治疗比心理社会治疗普遍更为重视。
然而，尽管生物医学干预得到了大笔投入，却不能保证消除患者的身体不满意或使患者的外貌恢复到病前状态。媒体信息以及日益增多的美容和整形技术促成了这样的观念，即外科医生无所不能。这样的例子包括伤疤和皮肤斑点，人们通常认为它们可以被移除。但是治疗后带伤疤生活的人数是很多的：在发达国家，每年有1亿人身体上会留下伤疤（Sund，2000；Bayat等，2003），其中大约有8 000万人是因为手术，有1 100万人的伤疤是早已形成的瘢痕疙瘩（凸起和变色）。事实上伤疤通常可以得到改善（让观察者不至于太注意），这一领域医学和外科手术的进展受到了广泛欢迎（Partridge和Rumsey，2003）。腹腔镜外科技术的发展潜在地减少了手术大切口，从而降低了疤痕的发生率。但是，这种技术仍然不可能完全移除身体上的疤痕，而且病患心理上的伤痕（包括对导致这些伤疤的可能的创伤性情境的记忆）通常还会继续存在。
重要的是，患者与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对任何生物医学治疗目的和潜在结果的理解也许有冲突。外科医生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认为“更好”意味着伤疤或斑点的面积缩小或减少或凸起，患者却可能认为“更好”就是指治愈或伤疤完全消除。当患者对治疗的期望和理解同医师的观念不一致时，斯托利对患者的潜在失望做了一个生动的个人解释：
从技术上讲，外科医生做的工作已经很完美了，我可以通过鼻孔呼吸了。但是，我对美容效果仍有点儿失望——我有了一个鼻梁，但我的鼻子仍然是平的。我认为，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应找出原因并推荐一系列的手术来解决它。之后，我很快认识到我的假设是幼稚的。如果我想让鼻子更好看，就不得不让外科医生为我做进一步的手术。（Lansdown等，1997）
处理患者对结果的期望已成为这一领域健康专家的主要挑战，健康心理医生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采取更全面的治疗取向时，医生会意识到确定心理问题的必要性，并且提供适当的医疗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除提高心理幸福感外，德罗普金建议应该用直接的医疗和经济优惠帮助患者调节因治疗导致的外貌改变的消极心理，否则就会导致患者对治疗依赖的减少，从而增加疾病的发生率（Dropkin，1999）。同样，许多手术结果依赖于对治疗体制的持续坚持。例如，做过唇腭裂手术的儿童被要求在术后佩戴畸齿矫正牙套，烧伤病人为了提高伤疤的美容效果需要穿抗压衣。无可见差异个体对治疗不是很依赖，因为他们认为治疗对外貌会造成影响，如开的处方药物会引起体重增加。
总之，尽管在治疗上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清楚这种进展只是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治疗，不能充分满足患者的需要。确实，对有可见差异门诊病人的研究发现，在临床情境下他们的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Rumsey等，2004；Rumsey，2003b），而且，卫生保健人员也认识到这些担忧没有得到解决。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也反映了这一领域中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Price，1990），包括缺乏时间、培训、资源、专门技术、知识、信心以及对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指导。好消息是干预和改变所需的诸如专门技术和培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并且健康心理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