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过程在适应中的作用
在缺乏相关研究证据的当下，许多身体意象和外貌研究者都假设，外貌担忧的脆弱性和复原力中包含了大量的认知过程。例如，廖西在对青年人定性访谈时发现，大量的认知策略可以维持或加剧人们对外貌的关注。这些认知策略包括对他人行为高度警惕的倾向；进行社会比较，导致受影响个体感觉到自卑和不够好；对事件进行消极归因分析。例如，一个被试曾描述道“……人们故意盯着我看，让我感到尴尬。他们说：‘看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肌肉，太瘦了，连小姑娘都不如！’”。
廖西提供了其他认知歪曲的例子，包括过度概括化：“长相好看的人什么都有…女人、钱…整个世界都在他们脚下。”这些人习惯采用选择性的消极关注点且喜欢小题大做；那些身体满意度高的人则会接受和重视自己的外貌，既认可外貌差异也认可外貌优点。喜欢美貌的社会偏见受到了积极挑战：
这很不幸，在当今社会，人们已经忘记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而非外表。如果我们学会爱自己和接受自己，那么我们就能开始爱我们的身体，无论我们的身材、体形或肤色是什么样的……
女性需要勇敢地站出来，停止按照社会设定给我们的标准生活……节食根本没用，减肥也不会带给你真正的幸福。
不可否认，我们渴望澄清认知过程的作用及认知过程间的关系，因为这方面了解的增加有助于提高以认知过程为目的的干预效果。
自尊
自尊被定义为“与他人进行比较时，对自己重要性、价值、胜任力和成功的自我评定”（Coopersmith，1967）。廖西指出对自尊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作为一种增加或降低个体自尊的过程的结果；第二，作为一种自我动机（个体倾向于维持或增加对自我积极评价的行为方式）；第三，作为一种缓冲器（提供对伤害性体验的保护）。所有三个方面都与外貌研究潜在地相关。研究发现自尊水平与身体不满意高度相关，特别是对女性而言（Ben-Tovim和Walker，1995）。对男性来说，证据并不清晰，尽管明茨（Mintz）和贝茨（Betz）发现在男性和女性中都存在这种相关性（Mintz和Betz，1986），正如廖西的研究结果一样。外貌满意/不满意与自尊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更多的研究。那些对自己外貌不满意的人可能会将这种不满意表现到自我的其他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评定更消极，并会体验较低的整体自尊。另一种情况是，个体的积极自尊也可能导致他对外貌更满意，或者他会认为自我的其他方面对自尊有更重要的作用。据哈特报告，那些相信外貌决定其自我价值的青少年比那些相信自我价值决定外貌的青少年拥有更低的自尊水平和更高的抑郁水平（Harter，1999）。
至于自尊作为缓冲器的作用，一些研究者主张，自尊通过自我服务的方式影响反馈过程以保持积极的自我观（Baumeister，1997）。具有高自尊的人相对于低自尊的个体，更可能将外貌相关（以及其他）的反馈感知为与积极的自我观一致，从而怀疑消极反馈的来源以及获取自我的其他重要方面来抵消消极观点。其他研究者认为，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人有更稳定的自我感、较少的情绪变化（Liossi，2003）。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保持情绪稳定以经受人生挑战。也有研究表明，高自尊个体有更强的自由支配的适应性“认知资源”，这能够使他们更有效地处理困境以及外在压力。格罗根认为有利的身体意象与对自我的积极情绪相关，同样有关联的还有在社会情境中的自尊和力量感（Grogan，1999）。廖西的研究中，几个被试谈论到个人应对处理外貌信息的方式负责任：“大众对于苗条的迷恋不能完全归咎于节食和时尚业。我们自己才是让它们商业化的人，我们购买这类的杂志、饮食书籍和健身器材”（2003：105）。
对外貌的评价水平
一些研究者认为，了解自我感知中与外貌相关的成分，是澄清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产生外貌抑郁的关键。现在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外貌在自我概念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个体对自己的外貌进行积极或消极评价的程度。人们对外貌的评价还受到其接近或是远离内化的文化理想标准的影响（Altabe和Thompson，1996）。在任何时候，与外貌相关的自我表征都可能起一定的作用，从而在工作自我概念中扮演一定的角色（Higgins和Brendl，1995）。因此，个人的外貌感知在参与和评价社会活动的卷入程度时会很不相同，对社会交往后的记忆解释也不同（Moss和Carr，2004）。专家推测，通常一个人认为外貌越重要、评价越消极、与理想标准差距越大，他的适应性就越差。以下重要方式会使外貌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易于被消极评价，即在社会交往中的积极或消极体验、对他人觉察到可见差异的严重性和可见性的主观感知以及社会比较过程（Green和Sedikides，2001）。
为了进一步解释在身体满意或不满意方面的个体差异，一些研究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卡什在1996年的研究和他与同事在2004年的研究），将重要性和效价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提出存在一种与外貌相关的认知图式，它会导致人们对外貌评论注意的敏感性以及对他人反馈的加工的解释偏差。马库斯（Markus）将自我图式描述为“对自我的认知概括，来自过去的体验，组织和指导个体的社会经验中与自我相关信息的加工”（Markus，1977）。图式由结构（联想网络）和内容（理念或原则）两部分组成。如果说某人在某一维度上存在图式，该维度会被认为是他的自我概念中的非常关键和重要的特征，而非图式化的人则没有这样的特征。因此，如果一个儿童的外貌是其消极评论的焦点，那么他会发展起一个以该消极方面为特征的图式。通过不断地重复，他就会更快地、更有效地把自己看成不被接受的人，这种想法会成为对各种情境反应的自动化思维。通过图式包含的信息类型（例如功能不良的态度和消极的自动化思维）、图式的组织方式（例如信息结点之间的关联强度）和图式中对信息的加工方式（例如使用过度概括、选择性提取等）发展出了病态倾向并得到保持。
在卡什的身体不满意认知行为模型中，他提出个体的身体外貌图式来源于过去经验，并受到人格特质和身体特征的影响。来自各个方面的关于外貌的环境刺激会激活与外貌相关的或身体意象图式，既而又反过来影响情感和行为（Cash，1996）。卡什和拉巴奇（Labarge）认为在拥有这种图式的个体间，他们的自尊与对身体外貌的情感紧密相关（Cash和Labarge，1996）。研究结果也大大支持了卡什模型中的各种因素，尽管对整个过程进行全面检验仍然面临着挑战。在考察关注体重的女性和无症状的一般女性对外貌和健康相关的句子进行解释的研究中，杰克曼（Jackman）等人发现，关注体重的女性表现出与自我消极身体观一致的信息加工偏向（Jackman等，1995）。在其他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如库珀对模棱两可的人际情境进行解释的研究（Cooper，1997），坦特勒夫·邓恩（Tantleff-Dunn）和汤普森对信息的选择性注意和回忆的研究（Tantleff-Dunn和Thompson，1998），伍德（Wood）等人与阿尔塔贝和汤普森对模棱两可的外貌和非外貌相关语句进行补全的研究（Wood等，1998；Thompson，1996）。廖西发现，对自己外貌担忧的个体相对于那些对自己外貌不太关注的个体，有较高水平的外貌图式和心理抑郁，以及较低水平的自尊和社会支持。她在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发现，外貌图式是外貌不满意最显著的预测因子。结果表明在认知上对外貌赋予更大重要性的青年（他们的外貌图式水平较高）更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自尊水平较低，体验到更多的心理抑郁和对外貌有更多的不满意。她的研究结果与认知理论家们（例如库珀）的发现一致，即坚持适应不良的外貌相关态度包含外貌决定个体价值的观念。
与他人比较
对适应、外貌和可见差异感兴趣的作者们倍加关注的另一过程是社会比较。社会比较理论主张，我们一直在将我们的特点、长处和缺点与他人比较，以此来确定我们在社会环境中的相对地位（Festinger，1954）。这一过程是自发的、省力的、无意的、普遍的。想要知道与他人相比自己做得如何，会显著增加压力的不确定性，这是令人不舒服的。下行（有利）比较是同比自己糟糕的人进行比较（“由于癌症我失去了一部分面部组织，但比我在诊所里见到的其他人要好得多”）。上行（不利）比较是同那些自己感知较好的人进行比较，其适应性更小。例如，有令人信服的研究表明，媒体形象对女性如何感觉自己的身体起到重要作用（Grogan，1999），如果人们选择模特或是影视中偶像的理想化外貌作为比较的相对参照点，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对自身外貌的更不满意。
研究者发现，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程度和喜欢进行上行比较或下行比较的倾向均存在个体差异。在吉本斯（Gibbons）的一个研究中，被试反映的进行下行比较的程度与他们展现的积极情绪或健康有正相关。斯托默（Stormer）和汤普森对162名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潜在预测因素（如受人嘲笑的历史和对与吸引力相关的社会文化压力内化的水平）而言，进行外貌比较的频率能够解释身体满意水平的较多变异，并且控制了自尊和体形指数后，比较频率能够解释32%的变异（Stormer和Thompson，1996）。毕比（Beebe）等人发现，当让那些对自身外貌非常担忧的女性对他人进行评价时，她们认为别人也有相似的问题并且对外貌也非常重视。她们会比那些对外貌较不关注的对照组进行更多的社会比较，并且认为社会比较的重要性同自我评定一样（Beebe等，1996）。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不同方式可以解释一些对外貌满意或不满意的变异。汤普森认为这方面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特别是频繁的上行比较对适应的影响方面的研究（Thompson，2004）。
乐观
在健康心理学中，目前人们达成的共识是，面对逆境时，保持乐观有利于人们适应周遭。例如，乐观的人在遇到重大事件时较少为此生病或感到抑郁（Carr，2004）。尽管目前学界还缺乏针对与外貌相关的乐观研究，但来自评论者的有关缺陷后适应的轶事性报告表明，对生活持有乐观态度的个体能够较好处理可见的差异带来的后果。对本领域研究有促进作用的另一个诱人之处是，一些研究者认为乐观主义是可以教授的。例如，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制订了一套计划，帮助成人和儿童将其悲观的人生观改变为乐观的人生观（Seligman，1998）。因此，尽管有关乐观和外貌相关适应之间特定关系的研究较少，来自相关领域的足够证据却似乎表明，该结构应该在不多的有助于复原力和部分解释适应的个体差异的影响因素之列。
应对风格
研究者考察了适应和不适应的应对方式与身体意象担忧、有缺陷个体的适应之间的关系，虽然大部分研究证据是轶事性的（Moss，1997）。直到最近，研究者才认为使用否定或逃避的应对方式在缺陷情境中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些策略被认为进一步加剧了特定情境下人们的恐惧，并限制了更有效的策略的发展。然而，皮勒莫（Pillemer）和库克认为，对一些有面部异常的儿童来说，否认策略可以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来保护他们的自尊（Pillemer和Cook，1989）。罗宾逊和其他研究者还发现，回避行为（例如，在可能会引起尴尬的情境下），就更广义的应当策略而言，也可看作一种有益的应对策略。他们建议，干预并不是排除那些被认为适应不良的特定应对策略，而应该集中于个体能够自由支配的多种应对技巧，以增加受影响个体灵活应对自己的情绪变化，以及多变的且通常无法预测的社会情境的要求（Robinson等，1996）。
尽管使用特定应对方式的适应情况还值得怀疑，但我们能从应对文献中不断发现一些有用的见解。福琼等人对95名牛皮癣患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研究，他们使用“COPE”中四个条目的亚量表测量“积极的重新解释和成长”，探讨“对抗性成长”，其定义是分析消极事件的益处的能力。在6个月后的跟踪调查中他们发现，18%的被试被确定表现出这种结构的标志。作者报告说这一被试群体的特点是，牛皮癣发作的时期都是他们相对年轻的时候，并且他们对自己病情都抱有现实态度（特别是承认这是一种慢性病，极易复发并难以治愈）。与最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疾病的临床严重性不是有效的预测指标，焦虑和抑郁的测量，以及性别或社会经济地位也都不是有效的预测指标。研究证据再一次证明了认知过程在复原力和抑郁中的关键作用。
社会交往技巧的作用
有可见差异者所体验到的许多困难都集中在受影响者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的复杂性方面，因此这两个方面是许多研究的焦点。害怕他人的消极评价和回避社会情境，与他人的实际行为相比，似乎在威胁身体意象的社会困难中有更重要作用（Newell，2000a），并且有效的社会技巧应包括对他人的行为和反应负责。
帕特里奇解释道，“你会被仔细审视，公众的脑海里会自动化地对你的长相和性格特征做出假设。这样的联系很少是讨人喜欢的，并且它会持续很久，除非你对它们进行挑战”（Partridge，1990：123）。
有人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意见，认为良好的社交技巧会使可见差异者产生更积极的社交体验和更好的适应（Rumsey等，1986；第4章）。帕特里奇（在私下交流中）描述了他自己是如何从烧伤后的自觉和恐惧中变得更自信的：
“我发现如果我有一个强烈而积极的态度……一个非常大的‘如果’……我就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行为来改变别人对我的反应，特别是在会面的最初重要时刻。我尝试了各种不同水平的目光接触、握手、语言力量和肢体语言，最终我能够掌控与他人的相遇。”
研究者还证明，社交技巧训练对可见差异者是非常有益的（Kapp-Simon等，1992；Robinson等，1996；Rumsey等，1986）。类似的干预措施对其他的外貌担忧的潜在作用还有待探讨。然而，克罗泽（Crozier）报告了令人充满希望的结果，他使用类似的方法解决了深受害羞之苦者的社会逃避和消极自我感知的问题（Crozier，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