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期自我概念的发展
外貌异常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影响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已经很多年了。早期结果表明影响主要是消极的，一些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可见差异儿童和正常儿童的自我概念相似。在有关颅面异常（CFA）文献的综述中，恩德里加和卡普–西蒙将出现混杂结果的原因归为可见异常的定义及相关测量问题（Endriga和Kapp-Simon，1999）。但是，一些作者认为积极的自我概念与较高的自尊存在重要的相关性（Pope和Ward，1997），外貌异常会使儿童面临形成较为消极的自我概念和自尊的危险。
童年期的社会交往和行为困境
有证据表明，一些面部异常的儿童能够比他们的同伴经历更多的社会困境。一些研究认为可见异常可能会影响儿童交友的发展。卡普–西蒙和麦圭尔（McGuire）报告说，具有面部异常的儿童比其他正常儿童发起和接受的社会交往要少。一些有可见异常的儿童认为自己的朋友群体较小，他们渴望拥有更多的朋友（Kapp-Simon和McGuire，1997）。恩德里加和卡普–西蒙认为，为了将遭受同伴拒绝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有缺陷儿童会采取社交退缩策略，减少社会联系是他们应对社会交往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Endriga和Kapp-Simon，1999）。波普和沃德指出，对外貌的不满意与青少年前期的许多消极症状有关，如更孤独、较少的亲密朋友、社会退缩以及同伴关系问题等（Pope和Ward，1997）。
克吕克贝格（Krueckeberg）等人报告，6~9岁的儿童样本中有31%的儿童被老师或父母评价为行为困难（Krueckeberg等，1993）。斯佩尔茨等人发现，5~7岁的儿童具有相似水平的行为困难，18%的被试达到临床显著水平（Speltz等，1993）。卡普–西蒙和道森（Dawson）对300多名4~18岁的青少年儿童进行了横向研究，发现有20%的儿童其行为问题达到临床水平，在没有颅面异形如裂口的对照组中仅有10%的儿童其行为问题达到临床水平（Kapp-Simon和Dawson，1998）。米勒德（Millard）进行了本领域中非常稀少的纵向研究，他对40多名有唇腭裂的儿童每年进行一次评估，发现这些儿童在内化问题（如害羞和抑郁）及外化问题（如反社会或破坏性行为）上存在性别差异，男生在4~12岁时内化问题较多；另外，与无唇腭裂儿童相比，男生在6~7岁时外化问题较多，但在他们11~12岁时，正常儿童的外化问题较多。女孩的内化问题出现得较晚（7~12岁），并且与正常同伴相比，只有在12岁时外化问题才比较多（Millard，1997）。
他人的反应
有可见异常的儿童被他人嘲笑、戏弄，以及受到与外貌相关的欺凌是极其常见的。足利（Adachi）等人发现，在20个具有颅面异常的妇女中，90%的人在学校里受到过他人的嘲笑；而在无面部异常的匹配对照组中，只有10%的女性在学校里受到过他人嘲笑（Adachi等，2003）。
一些研究者探究了对异常视觉或声音特点的评价。布拉德（Blood）和海曼（Hyman）发现，儿童对重鼻音讲话者的评价比较消极（某些裂口修复儿童通常鼻音较重）（Endriga和Kapp-Simon，1999）。托拜厄森（Tobiasen）和希伯特（Hiebert）也指出，被试对唇腭裂儿童照片的评价较为消极（Tibiasen和Hiebert，1993）。也有研究显示，与吸引力较差的同伴相比，大家更偏好具有外表吸引力的儿童的照片。但是这些研究的生态效度值得怀疑，并且外貌的影响明显受其他变量的调节，包括有吸引力儿童的背景和社会能力水平。这些研究及其他一些研究都指出，异常外貌与其他因素一起出现，会导致儿童的社会孤立现象。
治疗问题
在整个孩童时期，治疗问题会让其家庭成员持续感到可见异常造成的压力。对那些有先天性异常的个体来讲，治疗会被提前规划好。常规检查会提醒儿童及家长存在的可见异常，并且治疗的阴影会从其孩童时期一直延续到青少年期。治疗问题通常包括住院和手术压力。人们对治疗结果的预期可能会过度乐观。一些儿童和青少年会做出不切实际的预测，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术后见到一张完全“正常”的脸，因此不可避免地对手术结果产生失望感；或者，因为已经习惯了原先的面貌，家长和孩子更担心容貌改变后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