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研究者重拾前人的指挥棒，进一步考察美貌和吸引力的构成因素，以及个体对这些构成判断的认可程度。艾利夫（Iliffee）在英国的研究和尤德里在美国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女性面部的漂亮等级排列表现出较高的判断一致性。被试的性别和所处地理位置对结果影响较小。在美国，被试的社会等级没有任何影响；而在英国，社会阶层较低的被试的判断比社会阶层较高被试的判断表现出更强的一致性。年龄几乎没有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除了年龄超过55岁的被试外，他们对更加成熟的面孔的积极评定更高（Iliffee和Udry，1965）。最近的研究证明，人们对他人正面照片进行吸引力判断时会有显著的高判断一致性（Langlois等，2000），但是，仍然存在吸引力构成的共同标准的问题。
布尔和拉姆齐在1988年的综述表明，人们对正面照片吸引力的评定相关性最强的依次是：嘴、眼睛、头发和鼻子。他们还报告说，人们对拥有婴儿般的特征（如大眼睛、小鼻子、大嘴巴和小下巴）的女性做出的积极判断更多。研究还（极为有限地）考察了眼睛颜色、瞳孔大小、眼镜、胡须、头发和牙齿状况的影响。肖和其他研究者发现照片中的牙齿状况（龅牙、四环牙、缺牙）会对他人造成显著影响：首先，这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劣势；其次，父母大都渴望子女矫正牙齿异型（Shaw，1981）。即使人们认为牙齿在现实生活中非常重要，但是很少有研究考证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已有的研究则指出（Rutzen，1973）牙齿对人的影响较小。其他因素也有明显的作用。肖根据研究不同面部吸引力的背景发现，牙齿对评定结果有重大影响。说到戴眼镜，阿盖尔（Argyle）和麦克亨利（McHenry）发现，佩戴眼镜对他人反应的最初影响随着交往过程中对个体其他信息的获得而消除（Argyle和McHenry，1971）。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研究者迎难而上，尝试了解他人对个体外貌的反应与由此产生的对自我认知的影响，以及这两者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有关社会印象的形成、社会交互的互惠特性和自我预言实现的研究的流行，使得一些研究者（Hatfield和Sprecher，1986；Mctrthur，1982）认为，刻板期待（如“漂亮的人拥有更多优秀的特质”）导致了人们对有吸引力的人和无吸引力的人有不同的行为，最终导致我们期待的行为和现实的差异出现。一旦产生这样的行为，我们就会被内化为受刻板印象影响的个体的自我概念，从而对相应情境的行为做自我归因。尽管这一过程十分复杂，而且包含其他因素，但该理论框架已被证明对探讨外貌、社会行为和自我认知之间的关系很有启发。
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了两本划时代的元分析著作，两本书都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人际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伊格利等人发现了外表吸引力与各种积极特质相关的证据，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貌就是好的”这一效应的平均量处于中等水平……显然不是特别强，并且效应的作用在不同研究中有相对应的变化。他们还强调，效应大小主要取决于要求被试做出推论的类型，以及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范戈尔德在文献综述中总结道，外貌具有吸引力的个体被认为有更积极的人格和社会特质，但是，在个人吸引力及其能力之间只存在“微不足道的联系”。
整个20世纪90年代，后来兴起的外貌研究得到了继续发展和繁荣。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之间依然在争论外表吸引力的普遍性和影响力的问题。朗格卢瓦（Langlois）和同事为了澄清这种观念，发表了包含11项元分析的系列研究。他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被试一般都认同哪些人有吸引力、哪些人没有吸引力的判断，并且这些判断的跨文化一致性水平较高。第二，在陌生人的判断中，有吸引力的儿童比无吸引力的对照组儿童的社会吸引力更大、适应性更好，其人际胜任力水平也较高。同样，有吸引力的成年人被认为比无吸引力的同事有更好的适应性以及更好的社会和职业胜任力。第三，有吸引力的儿童和成年人会受到他人更积极的对待。最后，外貌有吸引力的个体确实比吸引力水平较低的儿童和成年人展现出了较积极的特质和行为（Langlois等，200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先前的研究者布尔和拉姆齐（1988）、伊格利（1991）相比，朗格卢瓦等人对其元分析中涉及的研究方法批评更少。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外貌心理学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社会心理学。最近，这一分支学科的心理学家开始将焦点转向人们如何运用可见性作为其表现和展示同一性的方法（Frith和Gleeson）。该领域的研究指出，人们的自我展现是在一系列由文化决定的等级序列中进行的，这使得人们因其外貌的特定方面（如身材、体形和皮肤质地等）与社会赞许的标准相匹配的程度被排列成强弱顺序。个体在等级中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健康状况对其外貌有影响，健康状况的变化会导致个体所处位置突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然而，个体所处的等级位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进行协商——个体会积极地参与到改变的过程中，以获得更多自信，并运用大量生理干预（手术）、行为控制（控制饮食、参加锻炼）和心理活动，以改变所处的等级位置。格利森和弗里思指出了这种社会经济的矛盾性：当我们不断享受被他人看见和认出的快乐时，我们也会深刻地意识到来自他人的详细审查、评价和判断。综观身体意象领域的研究，人们对某些人的评价比另一些人更高，这样的社会影响已经得到了非常彻底的探讨。
有关身体意象的研究
在20世纪，研究者对身体意象的研究结果比关注外显身体外貌影响的研究证据更为显著。在20世纪初期，临床医师表达了想要了解诸如幻肢疼痛这类现象的渴望（Cash，2004）。最初的研究非常零散，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席尔德（Schilder）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了大量研究。1935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类身体的外貌与意象》的著作。在书中，他先于同时代的人提到，身体意象不只是一个认知结构，还受他人态度和与他人的交互作用的影响（Grogan，1999）。费希尔（Fisher）和克利夫兰（Cleveland）在1968年出版了《身体意象与人格》，以投射技术为基础对“普通人”和“精神病人”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在各种事件中，人们如何对身体各部分赋予意义，以及对身体知觉产生扭曲的偏见。他们的研究取向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心理动力学倾向（Pruzinsky和Cash，2002）。
尽管这些年一直有些小型研究，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规模才扩大起来。在这之前，多数研究主要被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家的兴趣左右，他们尤其强调对年轻女性饮食紊乱的研究。然而，大规模调查研究突出强调了身体意象研究更普遍的应用性，比如卡什在美国进行了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发现只有7%的女性表示自己对外貌较少担忧。罗丁（Rodin）等人创造了“常规性不满”这一短语，来描述女性普遍对自己外貌不满的状况（Rodin等，1985）。此外，基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认知行为取向日益增长的优势，以及男女平等观念日益增长的影响，相关研究数量得以大大增加。这些数据都收录在卡什和普鲁津斯基于1991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身体意象：发展、异常和改变》中。
自此，学术研究和临床医学对身体意象的兴趣持续增长（Grogan，1999），其中大多数研究将重点集中于女性对体形和身材的担忧上，反映了大众最主要的担忧。之后，随着男性形象在流行文化中取得一席之地，研究者对男性身体意象担忧的兴趣有所增加（Lee和Owens，2002）。卡什和普鲁津斯基二人在其2002年的著作中简要介绍了身体意象在该领域研究的状况，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主题：第一，来自儿童早期的证据，强调身体意象对于理解人类经验的许多方面起着整合的作用；第二，身体意象是一个多维结构，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定义，如汤普森（Thompson）列出了16种关于身体的定义，将“身体表象”称为“海绵式短语”，吸收了许多不同的内涵和意义；第三，不同学科之间和学科内研究整合的缺乏（Thompson，1999）。
现在，大多数的研究者将身体意象结构定义为一个连续体，认为其失调水平从没有达到极端。较高水平的失调常常与其他现象有关，例如焦虑、抑郁和社会功能损害（Rumsey等，2004），低水平的不满与积极适应和健康相关。从健康心理学的观点看，汤普森认为，低到中等水平的身体意象不满和失调可能会引发有关健康的锻炼和饮食习惯（Thompson，2002）。
尽管社会和临床心理学家在身体意象领域的研究增加了，但早期那种大多数心理学家不愿意对外貌和身体表象的心理本质进行研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尽管多年以来，人们对谈论吸引力的潜在优势已经更加开放，但直接谈论缺乏吸引力的外貌或是长相丑陋的劣势仍然不太合适。然而，第三个研究领域已经逐渐积聚了动力，且一些健康和临床心理学家已经在从事理解与可见差异者生活在一起而产生的心理社会效应方面的研究了。
有关外貌缺陷的心理研究
与那些进行身体意象和外貌研究的先驱一样，只有极少数研究暗示，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外貌缺陷这个因素。埃布尔（Abel，1952）注意到，她的整个样本——74名到医院接受修正性手术的被试认为，他们的面部缺陷在某种意义上是其拥有美好生活的障碍，很多被试都向她抱怨他们在工作中和社会上因此受到歧视。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外科整形手术界逐渐认识到他们的病人大多数都存在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的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告中说，尽管外科技术越来越先进，但它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可见差异个体的心理调适问题，他们对于观察结果的解释也是采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动力学观点。
医学社会学家F. C. 麦格雷戈（F. C. MacGregor）指出，在对身体残疾和康复领域的研究中，她最大的担忧是，大量有缺陷个体似乎是“边缘人”或“被遗忘的人”（MacGregor，1974）。20世纪80年代，随着整形技术的提高，大量专业群体（包括外科医生和牙医）开始寻找外貌改变对如下问题的潜在影响的证据，如“为了打造出令人满意的切咬效果和更美丽的侧脸，折断某人的下巴是否可行？”。一些研究者建议通过设计面部测量工具来尝试量化“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身体外貌之间的界线。借助使用X光对面部扫描得出的数据，勒克（Lucker）和格雷伯（Graber）尝试评估下颚及下牙相对于头骨其他部分的可接受性或者是突出性、上颚及上牙相对于头骨其他部分的突出性，以及女性从正上方看上半部脸的大小和脸的宽度（Lucker和Graber，1981）。波斯切特指出，研究的进一步推动力来自诉求的日益增多，促使律师们询问外貌缺陷伤害影响的证据问题（例如儿童由于穿着易燃睡衣而导致烧伤，被流浪狗咬伤等）。外表缺陷是否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自尊心，以及将来的婚姻与就业前景？
少数英国和美国的研究者对于可见差异的心理后遗症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早期的研究存在样本偏差（其样本主要是那些为了自己的外貌积极寻求治疗的患者以及能够负担得起整形手术费用的个体）。而且，研究过度集中于个案和有特殊病情（例如，有关“口腔外貌”和“葡萄酒色斑”的小型研究）的小样本被试。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期间，有一大批在美国工作的临床心理学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布罗德（Broder）、里奇曼（Richman）和卡普–西蒙（Kapp-Simon）。他们深入裂唇、裂颚和颅面异常等领域，并且开创了令人瞩目的研究以探讨受影响儿童的适应情况，其研究动机是为了证明有必要将心理服务作为综合取向关怀的一部分。
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存在的少数小型研究探讨了有缺陷个体经历的具体困境。雷·布尔的研究团队集中于探讨有缺陷个体的人际交往机制，希望找到减少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他们的工作也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界对非语言交流和利他主义的研究潮流。他们证明了人们利用个人空间增大自己和面部差异个体之间的距离（Bull和Stevens，1981；Rumsey，1982），且大多数人都尽可能避免与受影响个体的社会交互。然而，利他主义的情形更为复杂。交互作用一旦开始，对同一个人而言，人们更倾向于在他有缺陷时而不是无缺陷时向他提供帮助（Bull和Rumsey，1988）。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拉姆齐、斯蒂芬斯和其他研究者分别扮演了具有或没有面部缺陷者的同伴。这种体验非常强烈，使他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了他人反应和行为的影响，以及自己的行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作用。
拉姆齐还注意到了麦格雷戈的观点，他在1974年提出，为了回应他人，那些受缺陷影响的个体倾向于采取以下三种应对策略之一：第一，他们倾向于从社会交往中撤离（“鸵鸟战术”）；第二，他们倾向于表现出明显的敌意；第三，他们倾向于表现出过分的吸引力和活跃程度，从而控制整个交互过程。斯特伦塔（Strenta）和克莱克（Kleck）创立了一个情境，在此情境中，被试相信自己是带着面部疤痕出现在他人面前的，而这疤痕是画上的。所有那些相信自己脸上有“疤痕”（在某些情况下，疤痕已被移除而被试不知道）的人开始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外貌，他们感觉疤痕影响到了他们的社交活动，并且相信他们可以感受到别人对自己面部缺陷的强烈反应（Strenta和Kleck，1985）。拉姆齐进一步设计了一个研究，设定被试的面部缺陷有时出现有时没有，并且社交技巧水平是变化的。结果表明，在个体有可见差异和社交技巧时，被试与其相互交流最积极且形成的印象最好；当同一个被试处于有可见差异但缺乏社交技巧的情况下，被试的反应最差。尽管这是一个实验室实验，但他得到的结果却非常有价值。至此，缺陷研究中的所有信息都是消极的，主要集中于外貌问题和带来的困惑。扭转社会上对那些有生理缺陷的人的偏见，代之以对身体外貌的多样性更加包容和开放的“美丽神话”——这个任务就像一座山，太高且不能被快速攀登。关于受影响个体的行为可能会强烈影响社会交往效果的这一发现，导致了后继的一系列研究，即考察社交技能训练作为受影响者的一种干预的可能性。
之后，1990年在英国前后发生的两个事件，导致了后续的研究转向缺陷：第一件事是两位心理学家理查德·兰斯当、尼古拉·拉姆齐和整形医师戴维·哈里斯在剑桥大学一个外科会议上的偶遇。三个人遗憾地讨论到，目前缺乏对那些有可见缺陷者的关注、研究经费和社会护理。他们计划在这个领域召集更多有共同看法的人，于是缺陷兴趣小组成立了。目前，这个组织已成立八年，成员会定期聚在一起交换意见，互相介绍最新研究成果，并写成书出版，旨在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就可见缺陷领域中的问题和论点，以及如何调整卫生保健使之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要等方面，提供现有知识的权威解释（Lansdown，1997）。
在国王大道地铁站发生大火灾以及随后的烧伤报告发表之后，詹姆斯·帕特里奇（James Partridge）出版了一本名为《面目改变》的书（Partridge，1990），书中讲述了他从十年前的严重烧伤中恢复的经历——火灾那年他才18岁。尼古拉·拉姆齐和詹姆斯·帕特里奇（他当时是一个奶牛场主，住在根西海峡岛上）在新书发布会上见面，并交换了彼此的见解与发现。帕特里奇发现已有研究者开始研究有缺陷个体面临的生活磨难以及考验，之后他阅读了布尔和拉姆齐的著作《外貌社会心理学》（1988）。尼古拉也阅读了帕特里奇的《面目改变》，他发现对方的雄辩超过了那些从事研究的学者。公众对帕特里奇著作的反应使他确信，尽管从帕特里奇发生意外后的十年内，对烧伤的外科治疗已经取得了进步，但心理社会治疗仍然很缺乏。他决定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非常明显的需要，于是他成立了一个慈善组织，以促进有缺陷个体的事业发展。帕特里奇同意在他的筹款计划中包括一些用于研究的核心经费，并于1992年成立了慈善组织——“改变面部”和“改变面部研究联合会”。这个研究小组主要集中于社交技巧干预的发展和评估，以及慈善组织能够提供的其他服务，并担当缺陷兴趣小组各种活动的催化剂。研究明确集中于识别用户需要，设计和评估满足这些需要的干预措施，并将研究明确导向新出现的学科——健康心理学。从建立之日起，慈善组织和研究联合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改变面部”现在提供了大量有关支持和干预的直接和间接的方法，对卫生保健提供与政策的发展完善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和英国，研究者努力描述和理解与可见差异相关的问题，并且考察在不同病情下可见差异者体验的异同。社会学和护理学方面的研究者对迅速增加的文献做出了杰出贡献。社会工作者迈克尔·休斯（Michael Hughes）基于对由于癌症或外伤导致缺陷的个体的研究，出版了一本名为《面部缺陷的社会结果》（1998）的著作。罗布·纽厄尔（Rob Newell）在2000年出版了《身体意象与缺陷护理》一书。本书的目标读者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内容基于纽厄尔对患有头部和颈部癌症以及其他缺陷的患者的研究。纽厄尔向读者提供了关于之前研究的优势和不足的全面评价，并考察了使用恐惧——回避应对模型这一框架了解受影响个体的困境。两位研究者都强调目前流行的生物医学护理模式在满足那些缺陷个体表达的心理社会需要方面的不足。虽然已将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相关的社会学和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中，但护理提供仍然集中在医学和手术干预方面。这隐含的关注点旨在改善外貌，而其他社会和心理因素调适作用的效果被最小化了。对那些寻求治疗的人而言，提供医学或外科手术的“解决”方案给他们提供了问题的答案。这样有局限的卫生保健体系对强化现存的“喜欢身体有吸引力者，病态看待可见差异者”的社会偏见也有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系列连续的研究强调个体不同的适应程度，证实了缺陷程度和严重性与痛苦水平之间没有关系（Lansdown，1997）。其病情类型、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的影响比预期的小，并且开始出现大量对心理因素的研究，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多因素调适过程中，心理因素是最有影响力的变量。
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到在他们努力澄清问题和困境时，他们也错误地将缺陷病理化而非正常化了。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美国和英国都掀起了一场运动，将研究的焦点拓展到那些应对良好的个体身上——既从积极方面也从消极方面学习。他们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促进缺陷复原力的因素，反映了其他心理学领域的发展。正如马丁·塞利格曼和其他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倡导者所强调的，“只有半桶水”的消极取向占据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时间太长了。
最近缺陷研究的第二种趋向是，突出人们对有/无客观缺陷者的外貌担忧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先前的假设是有缺陷个体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然而，最近日益增多的、研究一般大众对外貌和身体意象的担忧，以及对有缺陷人群中不同适应程度的评价，都强调各种人群的担忧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1997年，英国整形医师古斯·麦格鲁特评论说，立法中有针对种族、残疾和年龄的偏见和歧视。她悲哀地注意到，外貌缺陷已经成为“在英国歧视的最后堡垒”。通过立法来降低外貌歧视的机会似乎遥不可及。那些致力于理解和满足受外貌担忧影响者需要的研究进展良好，但是，外貌相关研究仍然只有少数人在进行，且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指导也很少。由于大众对外貌担忧有普遍性，目前健康心理学家应解决相关难题，并让人们知晓这类问题对健康的影响。
本章摘要
◆ 人类对面孔有一种痴迷。自从有记录开始就有例子说明人类对于外貌的高水平的兴趣和投资；
◆ 在西方国家，人们目前对于身体外貌的投资水平（包括行为的和财政的）较高，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美貌和吸引力与幸福指数相关；
◆ 我们基于个体的外貌做出关于其特质（如性格和职业）的刻板评价；
◆可见差异者认为他们的外貌会引起别人的消极反应；
◆ 对外貌心理的研究最初存留的很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此类研究得到了推动，研究者将外貌与广泛的利益联系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发现早期研究结果呈现给我们的图景显然太过简单；
◆ 身体意象研究主要集中于体重和体形担忧。人们普遍承认身体意象是多维度结构，在广泛的人类经验中都有作用；
◆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对外貌缺陷后果的研究澄清了现存问题，以及明显缺乏相应服务以满足受影响个体的需求；
◆ 研究者在试图解释对缺陷适应的个体差异时，开始关注对可见差异积极调适的影响因素；
◆ 受外貌困扰的个体，不管其外貌是否“异常”，其痛苦体验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讨论
◆现代社会对于外貌的困惑是否比以前严重？
◆ 为什么人们会根据外貌做出刻板评价？这些刻板印象的来源是什么？
◆ 是否有吸引力的个体比那些较无吸引力的个体社交能力更强？如果是这样，为什么？
◆ 当你遇到有严重面部缺陷（如烧伤）的个体时，你会做何反应？为什么你会以这种方式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