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1年，佩林（Perrin）就在《实验心理学杂志》中指出，“为什么个体的生理特征会对其各种关系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有趣的课题”。霍姆斯（Holmes）和哈奇（Hatch）在一项评定学生面部美丽的程度的研究中说，大部分“漂亮”女性（34%）相对于“好看”（28%）、“普通”（16%）和被巧妙地称为“外貌平平”（11%）的女生而言，结婚会更晚。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出现了一些有关外貌的自我感知的小型研究。西科德（Secord）和朱拉德（Jourard）于1953年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主观外貌的自评量表。然而，这些孤立的尝试只是特例，并未形成体系。佩林可能很失望，因为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才开始进行相关研究。
有些研究者认为只有回避对外貌的研究，心理学家才可能会克制自己不支持此观点，这也就说明了在评价一个人时外貌真的很重要（Kleinke，1974）。亚当斯（Adams）和克罗斯曼（Crossman）认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对美丽的心理学重要性我们还知之甚少”（1978：84），而波斯切特（Berscheid）在1981年谈到一种对了解生理外貌真正影响的群体性拒绝。卡什（Cash）和普鲁津斯基（Pruzinsky）在评论西方社会在化妆品上的消费水平时指出：“就其普遍性和弹性来看，使用化妆品似乎是人类行为中令人着迷的方面，但社会行为学家却对这种眼前的普遍行为视而不见。”（2002：8）
哈特菲尔德的评论也同样有趣。1966年她在一项对752名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在由电脑随机安排舞伴的新生舞会上，大学生喜欢并渴望与潜在舞伴继续约会的唯一预测指标就是外貌吸引力。然而，她的同事并不鼓励她发表这一研究结果。之后，她发现几乎在全世界，外貌都被认为是一种肤浅和轻佻的特质。有趣的是，尽管现在是整形手术繁荣时期，她却注意到，在20世纪60年代要求做整形手术会被认为是神经质的症状，而那些要求进行整形手术的人常常被认为有患精神病的危险。同样，进行牙齿治疗或畸齿矫正的唯一合理判断是为了促进其功能，而不是美容效果。然而，她回想到，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整体环境发生了改变，律师、法官和陪审团开始对相关的立法工作产生兴趣，关于身体损伤对社会和经济机会以及自尊带来了有害影响。他们急切地寻找支持他们提案的证据，早期的研究结果也极大地支持了他们的观点。此外，布尔和拉姆齐提出，随着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他们与陌生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外表在个体印象形成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Bull和Rumsey，1988）。
由于公众和心理学家对于外貌的兴趣越来越浓厚，1970年到1980年之间涌现出了大量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两个主题：第一，探讨基于身体外貌做出的评价类型；第二，外貌的不同方面对这些评价的相对影响。早期研究大多都倾向于过度简化外貌相关印象的形成和它与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尤德里（Udry）和韦克兰（Weckland）对这一时期做了总结：
每个人都知道漂亮比丑陋好。虽然有些人宁愿当坏人而不是好人，有些人甚至宁愿受穷而不愿富裕。但单凭信仰来讲，没人愿意长得不好看。之所以这样，一定是因为，人们期望美丽能够带来好运。在民间传说中，美丽的女子总是嫁给英俊的王子，并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人们认为，英雄都是英俊的，而坏人都是丑陋的。
与此同时，第三种与身体意象相关的文献开始出现（被广泛定义为外貌的自我感知），这类研究的焦点主要受到盛行的与肥胖有关的身体意象担忧以及越来越多饮食失调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的多数研究都宣称，面部吸引力在被他人喜欢、约会和长期关系中起到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但大多数研究都存在方法学上的不足和理论太过简单的问题。许多研究只是让大学生对一些人的头部和双肩的照片进行评定，几乎所有此类研究都缺乏生态效度（即实验结果的普遍代表性和适用性）。1981年，波斯切特宣布，大量研究显示一个人的外表吸引力水平是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变量”，并且以其强有力的作用产生了巨大而优先的社会效果。在布尔和拉姆齐的文献综述中，他们感觉到波斯切特的观点被过度夸大了，认为研究者在假设情境中使用照片得到的简单结论是容易令人误解的（Bull和Rumsey，1988）。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者有了后见之明，他们的研究将外表吸引力和所有合意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更扩大了这方面的言过其实的社会影响。布尔和拉姆齐在1988年将这些研究总结为五个主要领域，以下做一简单回顾。
外貌与吸引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声称，面部吸引力对一个人的恋爱和约会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后期更现实的研究对此加入了额外变量（如态度相似性），结果呈现出复杂的交互效应。根据已婚夫妇对照片的评定结果，默斯特因（Murstein）提出了“市场交换”或“平等”模型（Murstein，1972）。这一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与自己吸引力水平相同的人做长期伴侣。但在实际关系中却并非如此，默斯特因提出了有关财富、地位或名声的补偿机制。后来人们对同性密友的研究也发现了小到中等水平的“匹配假设”（Cash和Derlega，1978），范戈尔德报告说，在夫妻、恋人，甚至是密友之间，大家的吸引力水平具有显著一致性。
外貌与罪犯
不管是通过反复接触媒体刻板印象，还是通过其他机制，许多人多年以来都坚信外貌与犯罪之间存在相关性（Linney，2004）。尽管有证据表明人们对罪犯的长相存在刻板印象，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关证据能证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普遍有一个观念，即外貌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犯罪倾向。由此出现了给罪犯提供整形手术的现象，以增加他们出狱后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社会适应性的概率。斯派拉（Spira）和同事们发现进行过整形手术的罪犯（17%）比未进行手术的罪犯（32%）重返监狱的概率更低（Spira等，1966），但之后的其他研究认为整形手术有益的客观证据很少。
关于面貌对犯罪的影响，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有些早期研究认为，如果犯罪嫌疑人的长相较有吸引力，陪审员判断其有罪以及对其报告判刑时会更加仁慈（Bull和Rumsey，1988）。然而，大多数研究都是研究者想当然的，他们对法庭进行了不真实的模拟，在现实情境需要解释的变异也很少提到。值得安慰的是，在之后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严重程度、性质和类型，以及给予被告和受害人的细节数量在外貌对判决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此外，相对于稍有法庭经验的个体，在其无司法经验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外表吸引力或其他方面具有更大的效应。
外貌与教育
关于外貌在教育系统中的作用的研究也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发展时期。早期的研究类型认为学生的外貌吸引力对教师的期望有显著且有利的影响，研究认为外表有吸引力的孩子学习成绩更好，并且会比其无外表吸引力的同伴有更好的行为表现。当然，这些发现引起了教育界和心理学界的震动。然而，之后的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结果，并将关注点集中于学生的实际学习成绩这一因素。研究发现，外貌的作用被削弱了，只有孩子在学习成绩较差的时候这种效应才比较明显。在他们的综述中，布尔和拉姆齐强调使用照片作为刺激物所得到的结果与在真实生活情境中的结果之间存在差距。他们总结说，学生的外貌与其实际学习成绩以及行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相当微弱（Bull和Rumsey，1988）。此外，外貌效应与教师期望相关性更高，而不是学生的实际表现。
儿童的外貌对成人的影响
布尔和拉姆齐的综述表明，在教育系统之外，外表较无吸引力的儿童也会被成人认为表现不好、适应较差，但是研究者再一次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实际差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些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外貌出众的儿童，外表并不出众的儿童往往会受到校方更严厉的要求和惩罚。但其他研究并未发现这一效应。
为了不影响儿童外貌对教师期望作用影响的研究，有些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儿童出现的外貌刻板印象，以及受到他人外貌影响的年龄段上。儿童大多认为，越漂亮的老师讲课也越好（Chaikin等，1978），但是没有表明这种效应存在真实的证据。戴恩和拉姆齐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还不能完全理解成人如何对外表吸引力进行判断，但儿童从六七岁开始就会根据他人的外貌来推断成人和其他儿童的现状和性格（Dion，1973；Rumsey，1986）。儿童在8岁之后就会根据他人的外貌进行假设的交友选择，尽管很少有证据证明实际的朋友关系就是以此为基础来形成的（Dion，1973）。
外貌与销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者也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更多的研究课题，开始关注诸如交流者的外貌是否会对听众的说服力产生影响之类的问题。西加尔（Sigal）和阿伦森（Aronson）以及其他发表了相关著作的研究者认为，富有吸引力的外表确实可以增强交流者传播信息时的说服力（Sigal和Aronson，1969）。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表明客户所感受到的销售人员的专业性、可信性和个性特征会对销售人员的影响力产生巨大影响（Bull和Rumsey，1988）。
关于购买行为，广告中对个体外表吸引力的描绘大大增加了观众对广告的注意，同时增加了观众对产品的注意，进而促进了其购买欲望和实际购买行为（Halliwell和Dittmar，2004）。
早期的研究文献认为外表吸引力会对就业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能力评估、实际工作地位和工作能力，但是，其他因素（主要是社交技巧和实际能力）被认为是这些评价的中介变量（Bull和Rumsey，1988）。最近的研究强调了影响此类判断的复杂因素，却无法影响人们现在普遍持有的观点，即外表年轻在职场中是一种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