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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小概率的风险事件演变成公共危机

2020年9月10日来源:思考,快与慢 作者:[美]丹尼尔·卡尼曼 提供人:jiaoqiao57......
摘要:“风险”并不是脱离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而独立存在的,人类发明“风险”这个概念是为了帮助自己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情况。我们的大脑解决小风险的能力有一个基本限度:我们要么完全忽视风险,要么过于重视风险,没有中间地带。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忽略普遍存在的恐惧情绪,即使这些情绪是毫无缘由的也不该忽略。不管理性与否,恐惧都是令人痛苦且身心俱疲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努力保护公众不受恐惧情绪的影响,而不是只保护其不受真实存在的危险的伤害。 事件被媒体报道,部分注意力进而会变成激愤和焦虑。媒体竞相制造吸引人眼球的头条新闻,危险也随之升级。所有宣称危险有些夸大其词的人都有“欲盖弥彰”的嫌疑。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政治体系的回应也会受公众情感强烈程度的影响。然后会引起公众恐慌和大规模的政府行动。

如何避免小概率的风险事件演变成公共危机?

保罗·斯洛维克可能比其他人更加了解人类作出风险判断的特性。他的著作描述了不卑不亢的普通人形象:感性而非理性,易被琐碎细节左右,并且对较小的可能性和极微小的可能性之间差别的感知力不够敏锐。斯洛维克还对专家进行了研究,显然专家在处理数字和数量的问题时更权威。专家同普通人一样,也以衰减的形式表现出同样的偏见,但他们对风险的判断和偏见往往与普通人有所不同。

非专业性判断中存在的偏见可以对专家和公众之间的不同之处作出一定的解释,但斯洛维克提请人们注意能反映不同价值间真实矛盾的情况。他指出专家经常通过判断死亡人数(或寿命)来测定风险,而公众的区分则更加细致,例如,“善终”和“非善终”,是意外死亡还是在类似滑雪这样的自愿活动中死亡等。这些合理的区别经常被只计数事件的统计学所忽略。斯洛维克通过这些观察报告得出结论:公众对风险的认识比专家更深刻。因此,他强烈反对专家或权威的观点,若专家与其他公民的观点和希冀相矛盾时,人们就不应该完全接受专家的观点。他说,当专家和公众对各自的优先权意见分歧时,“双方必须尊重对方的见解和智慧”。

斯洛维克想摆脱专家对风险判断的绝对控制,因此他对专家的理论根据,风险是客观的,发起了挑战。

“风险”并不是脱离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而独立存在的,不会老老实实等着我们去测量。人类发明“风险”这个概念是为了帮助自己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情况。尽管这些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却没有“真正风险”或“客观风险”这回事。

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斯洛维克列举了9种界定死亡风险的方式,从“每100万人的死亡”到“每生产价值100万美元的产品造成的死亡”,这种死亡风险与向空气中释放有毒物质的做法相关联。他的观点是:风险评估依赖测试方法的选择,这种选择极有可能是在人们心中期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结果的情况下作出的。他进一步总结道,“因此,风险界定是一种权利运作”。也许你从未想过竟然会有人将判断心理的实验研究与棘手的政策问题联系起来!但是,政策最终还是与人相关的,它关乎人们想要什么和什么对他们是最有利的问题。每个政策问题都包括对人性的假设,尤其是人们可能作出的抉择和他们为自己和社会作出抉择所带来的后果。

我特别敬仰的另外一位学者兼好友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对专家和公众的看法与斯洛维克截然不同,他认为专家就是抵制“平民”越轨的壁垒。桑斯坦是美国最知名的法学家之一,与同领域的其他领军人物一样,他身上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他知道自己能快速且完整地掌握任何知识体系,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很多知识体系,包括判断和决策心理学、管理问题、风险政策等。他认为美国现行的监管体系暴露出优先处理事件不明确的糟糕状况,这一体系更多的是对公众施压做出反应,而不是谨慎客观地分析具体情况。桑斯坦认为,为降低风险而采取的风险监管和政府干预手段,应该以成本和利益间的理性权衡为指导。对具体情况的谨慎而客观的分析,其自然单位是拯救生命的数量(或者是寿命,用寿命做自然单位可能会更注重对年轻人的拯救)和钱财的数量。监管不力会造成生命和金钱的浪费,两者都可以进行客观测量。斯洛维克认为风险及其测量都是主观的,桑斯坦对此并不信服。风险评估的许多方面都还有待商榷,但他对风险的客观性抱有信心,也许通过科学、专业知识和审慎的思考可以拥有这样的信心吧。

桑斯坦越来越相信,对风险带有偏见的反应是导致公共政策中优先处理权不稳定和错位的重要原因。立法者和监管人员对民众的无理要求可能会反应过度,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也因为他们和其他民众一样容易抱有同样的认知偏见。

桑斯坦和一位合作者,法学家蒂默尔·库兰(Timur Kuran)为偏见植入政策这一机制起了个名字“效用层叠”(availability cascade)。他们评论道,在社会大背景下:“所有的启发式都是平等的,但可得性相比而言更平等。”他们了解广义的启发式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可得性为判断(而不是概率)提供了启发,尤其是我们通过想到某个概念的轻松程度(和情感的释放)来判断其重要性时,这种启发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效用层叠是一连串自持事件,它可能开始于对相对次要的事件的媒体报道,然后会引起公众恐慌和大规模的政府行动。有些情况下,关于某一风险的媒体报道能抓住部分公众的注意力,这部分注意力进而会变成激愤和焦虑。这种情感反应本身就是一种宣扬,会推动媒体跟进报道,继而会令人产生更大的焦虑,波及面也更大。通过“可得性倡导者”,这个循环有时候会因为那些“可得性专业户”,专门负责连续不断地散布扰乱民心消息的个人或组织,的刻意操纵而加速运行。媒体竞相制造吸引人眼球的头条新闻,危险也随之升级。一些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人士试图抑制这种日益增长的恐惧和厌恶情绪,然而收效甚微,非但没有达成初衷,反而激起了不少敌意:所有宣称危险有些夸大其词的人都有“欲盖弥彰”的嫌疑。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每个人对此都很上心,政治体系的回应也会受公众情感强烈程度的影响。此时效用层叠就要重新设定优先考虑的事件。其他风险和关乎公众利益的资源利用方式也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库兰和桑斯坦曾经关注过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直至今日仍备受争议:(纽约州)拉夫运河事件和所谓的艾拉恐慌(Alar scare)。拉夫运河中掩埋的有毒垃圾在1979年的雨季中显露出来,引起了水井污染超标,还散发出恶臭。当地居民当时既气愤又害怕,他们中的洛伊丝·吉布斯(Lois Gibbs)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尤为活跃,一心想要维护自身利益。官方消息触发了效用层叠。在这一事件最受关注的时候,每天都会有很多拉夫运河的相关报道,当时一些科学家试图告诉公众他们夸大了危险的程度,但是这一论调不是被人们忽略就是被相反的声音淹没了。当时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档播出了一个名为“杀戮场”的节目,视频中的人们抬着婴儿用的空棺材行经立法机关门前。众多居民由政府出资迁往外地。对有毒垃圾的治理成了当地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环境问题,当地政府出台了《环境保护赔偿责任法》,要求清理有毒地点,设立超级基金,这项立法被视为环境立法史上的重大成就。这些措施花费自然不菲,有人还说同样数额的钱如果用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拉夫运河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直至今日人们仍旧各执一词,没有人能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证实这一事件对健康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库兰和桑斯坦对拉夫运河事件的报道像是条假新闻,不过环保人士今天仍旧会一再提到“拉夫运河灾难”。

关于库兰和桑斯坦用来说明效用层叠概念的第二个例子,人们的观点至今仍然存有分歧。这个例子就是1989年的艾拉事件,也就是环境问题批评者口中的“艾拉恐慌”。艾拉是种化学品,喷洒到苹果上用以调节苹果的生长周期并改善其外观。有报道称该化学品用量大,可导致大老鼠和家鼠得癌症,恐慌便由此引发。报道自然可以吓到众人,而且这些恐慌情绪也促使媒体争相报道,这就是效用层叠的基本机制。这一主题对新闻形成引导作用,进而引发了重大的媒体事件,例如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国会前的证词。由于苹果和苹果产品引起人们的恐慌,苹果产业损失巨大。库兰和桑斯坦引用了一位打来电话的居民的话,此人问道:“是把苹果汁倒进下水道更安全,还是扔到有毒废物垃圾场更安全?”生产商回收了苹果杀虫剂产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对此产品颁布禁令。此后的研究证实这种物质致癌的可能性很小,艾拉事件显然是对一个小问题做出的过激反应。这件事对公众健康的最终影响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人们吃到的好苹果越来越少了。

艾拉事件说明,我们的大脑解决小风险的能力有一个基本限度:我们要么完全忽视风险,要么过于重视风险,没有中间地带。每位等待晚归女儿的家长都能体验到这种感觉。你也许知道真的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你的大脑会不自觉地闪现危险的景象。正如斯洛维克所言,焦虑对伤害的可能性还不够敏感。你想到了分子(即你在新闻中看到的悲惨新闻),却没有想到分母。桑斯坦发明了“概率忽视”这一短语来描述这一模式。概率忽视和效用层叠两种社会机制的组合必然会导致对小威胁的夸大,有时还会引发严重后果。

当今世界,将效用层叠发挥到极致的人最有可能是那些恐怖分子。除了几次可怕的事件,比如“9·11”事件,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与其他死亡原因相比是非常小的。即使在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比如以色列,每周的死亡人数也远不及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多。概率忽视和效用层叠间的不同在于两种发现的可得性和呈现到脑中的轻松度和概率。媒体不断重复的可怕画面可使每个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想要劝自己完全冷静下来是非常难的。恐怖主义是直接和系统1对话的。

在和朋友辩论的过程中,我是从何时开始处于下风的呢?效用层叠是真实的,它无疑扰乱,

如何避免小概率的风险事件演变成公共危机?

保罗·斯洛维克可能比其他人更加了解人类作出风险判断的特性。他的著作描述了不卑不亢的普通人形象:感性而非理性,易被琐碎细节左右,并且对较小的可能性和极微小的可能性之间差别的感知力不够敏锐。斯洛维克还对专家进行了研究,显然专家在处理数字和数量的问题时更权威。专家同普通人一样,也以衰减的形式表现出同样的偏见,但他们对风险的判断和偏见往往与普通人有所不同。

非专业性判断中存在的偏见可以对专家和公众之间的不同之处作出一定的解释,但斯洛维克提请人们注意能反映不同价值间真实矛盾的情况。他指出专家经常通过判断死亡人数(或寿命)来测定风险,而公众的区分则更加细致,例如,“善终”和“非善终”,是意外死亡还是在类似滑雪这样的自愿活动中死亡等。这些合理的区别经常被只计数事件的统计学所忽略。斯洛维克通过这些观察报告得出结论:公众对风险的认识比专家更深刻。因此,他强烈反对专家或权威的观点,若专家与其他公民的观点和希冀相矛盾时,人们就不应该完全接受专家的观点。他说,当专家和公众对各自的优先权意见分歧时,“双方必须尊重对方的见解和智慧”。

斯洛维克想摆脱专家对风险判断的绝对控制,因此他对专家的理论根据,风险是客观的,发起了挑战。

“风险”并不是脱离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而独立存在的,不会老老实实等着我们去测量。人类发明“风险”这个概念是为了帮助自己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情况。尽管这些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却没有“真正风险”或“客观风险”这回事。

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斯洛维克列举了9种界定死亡风险的方式,从“每100万人的死亡”到“每生产价值100万美元的产品造成的死亡”,这种死亡风险与向空气中释放有毒物质的做法相关联。他的观点是:风险评估依赖测试方法的选择,这种选择极有可能是在人们心中期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结果的情况下作出的。他进一步总结道,“因此,风险界定是一种权利运作”。也许你从未想过竟然会有人将判断心理的实验研究与棘手的政策问题联系起来!但是,政策最终还是与人相关的,它关乎人们想要什么和什么对他们是最有利的问题。每个政策问题都包括对人性的假设,尤其是人们可能作出的抉择和他们为自己和社会作出抉择所带来的后果。

我特别敬仰的另外一位学者兼好友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对专家和公众的看法与斯洛维克截然不同,他认为专家就是抵制“平民”越轨的壁垒。桑斯坦是美国最知名的法学家之一,与同领域的其他领军人物一样,他身上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他知道自己能快速且完整地掌握任何知识体系,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很多知识体系,包括判断和决策心理学、管理问题、风险政策等。他认为美国现行的监管体系暴露出优先处理事件不明确的糟糕状况,这一体系更多的是对公众施压做出反应,而不是谨慎客观地分析具体情况。桑斯坦认为,为降低风险而采取的风险监管和政府干预手段,应该以成本和利益间的理性权衡为指导。对具体情况的谨慎而客观的分析,其自然单位是拯救生命的数量(或者是寿命,用寿命做自然单位可能会更注重对年轻人的拯救)和钱财的数量。监管不力会造成生命和金钱的浪费,两者都可以进行客观测量。斯洛维克认为风险及其测量都是主观的,桑斯坦对此并不信服。风险评估的许多方面都还有待商榷,但他对风险的客观性抱有信心,也许通过科学、专业知识和审慎的思考可以拥有这样的信心吧。

桑斯坦越来越相信,对风险带有偏见的反应是导致公共政策中优先处理权不稳定和错位的重要原因。立法者和监管人员对民众的无理要求可能会反应过度,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也因为他们和其他民众一样容易抱有同样的认知偏见。

桑斯坦和一位合作者,法学家蒂默尔·库兰(Timur Kuran)为偏见植入政策这一机制起了个名字“效用层叠”(availability cascade)。他们评论道,在社会大背景下:“所有的启发式都是平等的,但可得性相比而言更平等。”他们了解广义的启发式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可得性为判断(而不是概率)提供了启发,尤其是我们通过想到某个概念的轻松程度(和情感的释放)来判断其重要性时,这种启发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效用层叠是一连串自持事件,它可能开始于对相对次要的事件的媒体报道,然后会引起公众恐慌和大规模的政府行动。有些情况下,关于某一风险的媒体报道能抓住部分公众的注意力,这部分注意力进而会变成激愤和焦虑。这种情感反应本身就是一种宣扬,会推动媒体跟进报道,继而会令人产生更大的焦虑,波及面也更大。通过“可得性倡导者”,这个循环有时候会因为那些“可得性专业户”,专门负责连续不断地散布扰乱民心消息的个人或组织,的刻意操纵而加速运行。媒体竞相制造吸引人眼球的头条新闻,危险也随之升级。一些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人士试图抑制这种日益增长的恐惧和厌恶情绪,然而收效甚微,非但没有达成初衷,反而激起了不少敌意:所有宣称危险有些夸大其词的人都有“欲盖弥彰”的嫌疑。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每个人对此都很上心,政治体系的回应也会受公众情感强烈程度的影响。此时效用层叠就要重新设定优先考虑的事件。其他风险和关乎公众利益的资源利用方式也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库兰和桑斯坦曾经关注过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直至今日仍备受争议:(纽约州)拉夫运河事件和所谓的艾拉恐慌(Alar scare)。拉夫运河中掩埋的有毒垃圾在1979年的雨季中显露出来,引起了水井污染超标,还散发出恶臭。当地居民当时既气愤又害怕,他们中的洛伊丝·吉布斯(Lois Gibbs)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尤为活跃,一心想要维护自身利益。官方消息触发了效用层叠。在这一事件最受关注的时候,每天都会有很多拉夫运河的相关报道,当时一些科学家试图告诉公众他们夸大了危险的程度,但是这一论调不是被人们忽略就是被相反的声音淹没了。当时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档播出了一个名为“杀戮场”的节目,视频中的人们抬着婴儿用的空棺材行经立法机关门前。众多居民由政府出资迁往外地。对有毒垃圾的治理成了当地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环境问题,当地政府出台了《环境保护赔偿责任法》,要求清理有毒地点,设立超级基金,这项立法被视为环境立法史上的重大成就。这些措施花费自然不菲,有人还说同样数额的钱如果用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拉夫运河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直至今日人们仍旧各执一词,没有人能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证实这一事件对健康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库兰和桑斯坦对拉夫运河事件的报道像是条假新闻,不过环保人士今天仍旧会一再提到“拉夫运河灾难”。

关于库兰和桑斯坦用来说明效用层叠概念的第二个例子,人们的观点至今仍然存有分歧。这个例子就是1989年的艾拉事件,也就是环境问题批评者口中的“艾拉恐慌”。艾拉是种化学品,喷洒到苹果上用以调节苹果的生长周期并改善其外观。有报道称该化学品用量大,可导致大老鼠和家鼠得癌症,恐慌便由此引发。报道自然可以吓到众人,而且这些恐慌情绪也促使媒体争相报道,这就是效用层叠的基本机制。这一主题对新闻形成引导作用,进而引发了重大的媒体事件,例如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国会前的证词。由于苹果和苹果产品引起人们的恐慌,苹果产业损失巨大。库兰和桑斯坦引用了一位打来电话的居民的话,此人问道:“是把苹果汁倒进下水道更安全,还是扔到有毒废物垃圾场更安全?”生产商回收了苹果杀虫剂产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对此产品颁布禁令。此后的研究证实这种物质致癌的可能性很小,艾拉事件显然是对一个小问题做出的过激反应。这件事对公众健康的最终影响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人们吃到的好苹果越来越少了。

艾拉事件说明,我们的大脑解决小风险的能力有一个基本限度:我们要么完全忽视风险,要么过于重视风险,没有中间地带。每位等待晚归女儿的家长都能体验到这种感觉。你也许知道真的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你的大脑会不自觉地闪现危险的景象。正如斯洛维克所言,焦虑对伤害的可能性还不够敏感。你想到了分子(即你在新闻中看到的悲惨新闻),却没有想到分母。桑斯坦发明了“概率忽视”这一短语来描述这一模式。概率忽视和效用层叠两种社会机制的组合必然会导致对小威胁的夸大,有时还会引发严重后果。

当今世界,将效用层叠发挥到极致的人最有可能是那些恐怖分子。除了几次可怕的事件,比如“9·11”事件,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与其他死亡原因相比是非常小的。即使在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比如以色列,每周的死亡人数也远不及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多。概率忽视和效用层叠间的不同在于两种发现的可得性和呈现到脑中的轻松度和概率。媒体不断重复的可怕画面可使每个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想要劝自己完全冷静下来是非常难的。恐怖主义是直接和系统1对话的。

在和朋友辩论的过程中,我是从何时开始处于下风的呢?效用层叠是真实的,它无疑扰乱了公共资源分配的重点。卡斯-桑斯坦会探索将决策制定者从公众压力中隔离开来的机制,让资源的分配由公正的专家来决定,这些人对所有风险都了如指掌,还知道可利用哪些资源来降低风险。公众比桑斯坦更相信专家,但保罗-斯洛维克却不怎么相信这些专家,他指出,将专家从公众情感中隔离出来会产生公众排斥的政策,这种情形不可能发生在民主制的国家中。两人的观点都非常有见地,他们的说法我都赞同。

我同桑斯坦一样,对非理性的恐惧和应对风险的公共政策的效用层叠都感到不适。不过,我也认同斯洛维克的观点,即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忽略普遍存在的恐惧情绪,即使这些情绪是毫无缘由的也不该忽略。不管理性与否,恐惧都是令人痛苦且身心俱疲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努力保护公众不受恐惧情绪的影响,而不是只保护其不受真实存在的危险的伤害。

斯洛维克强调公众对那些不代表民意的不靠谱专家做出的决策心存抵制情绪,这一点的确不错。此外,效用层叠也会通过呼吁人们关注风险和增加降低风险预算总额的措施来创造长期效益。拉夫运河事件可能会使过剩资源分配到有毒垃圾的治理上,但这一事件在提升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民主难免无秩序,其中部分原因是引导民众信仰和态度的可得性及情绪启发式难免有失偏颇,即使这些因素都指向正确的方向也难以达成完美结局。心理学应该助风险政策的设计一臂之力,使之集专家知识、公众情感及直觉于一身。

示例:效用层叠

“她对一项创意大为赞赏,说它收益大,无成本。我认为这就是种情绪启发式。”

“这是一个效用层叠的例子:被媒体和公众大肆宣扬的事还没发生,电视上就满是关于此事的报道,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

, 了公共资源分配的重点。卡斯-桑斯坦会探索将决策制定者从公众压力中隔离开来的机制,让资源的分配由公正的专家来决定,这些人对所有风险都了如指掌,还知道可利用哪些资源来降低风险。公众比桑斯坦更相信专家,但保罗-斯洛维克却不怎么相信这些专家,他指出,将专家从公众情感中隔离出来会产生公众排斥的政策,这种情形不可能发生在民主制的国家中。两人的观点都非常有见地,他们的说法我都赞同。

我同桑斯坦一样,对非理性的恐惧和应对风险的公共政策的效用层叠都感到不适。不过,我也认同斯洛维克的观点,即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忽略普遍存在的恐惧情绪,即使这些情绪是毫无缘由的也不该忽略。不管理性与否,恐惧都是令人痛苦且身心俱疲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努力保护公众不受恐惧情绪的影响,而不是只保护其不受真实存在的危险的伤害。

斯洛维克强调公众对那些不代表民意的不靠谱专家做出的决策心存抵制情绪,这一点的确不错。此外,效用层叠也会通过呼吁人们关注风险和增加降低风险预算总额的措施来创造长期效益。拉夫运河事件可能会使过剩资源分配到有毒垃圾的治理上,但这一事件在提升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民主难免无秩序,其中部分原因是引导民众信仰和态度的可得性及情绪启发式难免有失偏颇,即使这些因素都指向正确的方向也难以达成完美结局。心理学应该助风险政策的设计一臂之力,使之集专家知识、公众情感及直觉于一身。

示例:效用层叠

“她对一项创意大为赞赏,说它收益大,无成本。我认为这就是种情绪启发式。”

“这是一个效用层叠的例子:被媒体和公众大肆宣扬的事还没发生,电视上就满是关于此事的报道,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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