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中，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的增大和缩小交替而行。经济不平等可能直到最近才重新在流行的话语中变得非常突出，但实际上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我的这本书旨在从长远的时间维度追寻和解释这段历史。
最早使得我对这种久远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之一就是布兰克·米拉诺维奇，他是不平等研究领域世界级的专家，其研究一路回溯到远古时期。如果有更多像他一样的经济学家，会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倾听相关观点。大约10年前，史蒂夫·弗里森让我更加努力思考古代的收入分配，与伊曼纽尔·赛斯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共度的一年则进一步激起了我对于不平等研究的兴趣。
我的观点和论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托马斯·皮凯蒂工作的启发。他撰写了那本关于21世纪资本的极富争议性的著作，向更广泛受众介绍他的思想，在这之前的几年，我就已经读过他的作品，并且思考了这些观点在过去几个世纪（也被像我自己这样的古代史学者称为“短期”）之外的相关性。他的巨著的出版，为我从单纯的思考转为撰写我自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力。非常感谢他的开创性贡献。
保罗·西布赖特邀请我于2013年12月在图卢兹高等研究院讲授一次杰出讲座，这促使我将自己关于这一主题的杂乱思想转变成更为一致的论点，同时也鼓励我完成这本书的项目。在圣菲研究所进行的第二轮早期讨论当中，山姆·鲍尔斯证明了他是一个激烈而友好的批评家，苏雷什·奈杜也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当我的同事肯·舍韦要我代表斯坦福欧洲中心组织一次会议的时候，我抓住这次机会，聚集了一群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探讨历史长河中的物质不平等演变。我们2015年9月在维也纳的会议是愉快且富有教益的：我要感谢这次会议的当地协办人员，伯恩哈德·帕尔梅和皮尔·弗里斯，还要感谢肯·舍韦和奥古斯特·赖尼西的资金支持。
我从在埃佛格林州立学院、哥本哈根大学、伦德大学，以及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论文报告所获得的反馈意见中获益良多。我很感谢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乌尔丽克·克罗特斯琴、皮特·邦、卡尔·汉普斯·吕特肯斯、刘津瑜和胡玉娟。
戴维·克里斯蒂安、乔伊·康诺利、皮特·加恩西、罗伯特·戈登、菲利普·霍夫曼、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乔尔·莫基尔、热维尔·内茨、谢夫凯特·帕慕克、戴维·斯塔萨维奇和彼特·图尔钦对整个书稿进行了阅读和评论。凯尔·哈珀、威廉·哈里斯、杰弗里·克朗、皮特·林德特、约什·奥伯和托马斯·皮凯蒂也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哥本哈根大学萨克索研究所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开会讨论了我的书稿，同时我要特别感谢贡纳尔·林德和简·佩德森所提供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我在一些特定章节和问题上，得到了来自安妮·奥斯丁、卡拉·库尼、史蒂夫·哈伯、玛丽莲·马森、迈克·史密斯和加文·赖特宝贵的专家意见。我没有像本来应该的那样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误。
我要特别感谢一些同事，他们慷慨地和我分享自己还未发表的作品：吉多·阿尔法尼、凯尔·哈珀、麦克·朱尔萨、杰弗里·克朗、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伊恩·莫里斯、亨里克·莫瑞滕森、约什·奥伯、皮特·林德特、伯恩哈德·帕尔梅、谢夫凯特·帕慕克、马克·皮泽科、肯·舍韦、戴维·斯塔萨维奇、皮特·图尔希和杰弗里·威廉森。布兰登·杜邦和约书亚·罗森布洛姆两人编制并分享给我的美国内战时期的财富分配数据对本书非常有帮助。莱昂纳多·加斯帕里尼、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谢夫凯特·帕慕克、莱安德罗·普拉多斯·德·拉·埃斯科苏拉、肯尼斯·舍韦、米哈尔·斯坦库拉、罗伯特·斯特凡和克劳斯·瓦尔德非常友善地寄给我数据文件。斯坦福大学主修经济学的安德鲁·格兰纳托为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助理工作。
我在2015—2016学年被斯坦福大学人文艺术学院资助期间完成了这一项目：我要感谢我的院长——德伯拉·萨兹和理查德·萨勒，他们支持了这件事（在很多其他人提供的支持以外）。这次学术进修使我得以在2016年的春季作为哥本哈根大学萨克索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在那里完成整个书稿的整理。我要感谢这些丹麦同事的热情款待——尤其感谢我的好朋友和系列论文的合作伙伴皮特·邦。我想用也许有些笨拙的感谢之词对古根海姆基金会授予我奖金来完成这一项目表达谢意。虽然我有幸在正式拿到这笔奖金之前就完成了这本书，但我确定自己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会充分地利用好它。
在这一项目接近完成的时候，乔尔·莫基尔善意地将这本书放到了他编辑的系列丛书当中，并且帮助它通过了评审过程。我非常感谢他的支持和明智的评论。罗伯特·滕皮奥是一位非常棒的激励者和编辑，也是一位真正的书籍爱好者和作者的拥护者。他提供了关于本书主标题的建议，我也因此欠了他的人情。他的同事埃里克·卡拉汉使我能够及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两本相关书籍的清样。我还要感谢珍妮·沃尔克维基、卡罗尔·麦吉利夫雷和乔纳森·哈里森，他们确保了整个出版过程非常顺利和迅速。当然，还要感谢克里斯·费兰特为本书的英文版设计了非常精美的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