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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大压缩

2020年7月2日来源:不平等社会 作者:[美]沃尔特·沙伊德尔 提供人:xiezi96......

“三十年战争的戏剧”:1914—1945年间的不平等大矫正

日本的经验有多大的代表性?“二战”,或者更广泛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类似的结果吗?答案很简单,是的。尽管每个国家的情况因特定的环境构成而有所不同,但夏尔·戴高乐所谓的1914—1945年间“三十年战争的戏剧”,导致了整个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巨大且显著的分散化。虽然这其中还包含一些我在第12章和第13章论及的替代或补充性因素,但毫无疑问,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及其经济、政治、社会、财政方面的因素与后果,是最强有力的矫正手段。?[1]??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日本的不平等程度在“二战”期间急剧下降,并在战后维持着较低的水平。参与了这场战争且存有可比数据的其他几个国家,如美国、法国和加拿大,其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图5.1)。?[2]??

对其他一些主要参战国来说,有关社会顶层收入份额的证据资料,时间可分辨性更差,故而会掩盖掉战时紧缩发生的突然性。尽管如此,隐含的趋势是相同的,就像德国和英国最顶层0.1%群体的收入份额变动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图5.2)。

两件相关联的事情最为重要:交战当时战争对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如图5.2中德国的情况所示,战争刚结束时的相应数据资料是不可得的),以及战争在战后数十年中产生的长期影响。我将分几个阶段来分析它们。首先,我会就那些已公开发布了相关证据的国家,分析其顶层收入份额在战时的演变情况,指出它们是如何随各国卷入冲突的程度深浅而不同的。其次,我会对战时的矫正与后续的发展进行比较,以说明战争对不平等的直接影响所具有的特殊性。再次,我会对导致战时收入和财富分配压缩的多种因素做出评论——但是远没有对日本的分析那样深入细致。最后,我将论述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多大程度上应该为1945年之后物质资源分配方面出现的持续且通常是不断强化的平等主义趋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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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4个国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1935—1975年(以百分数表示)

表5.1归纳总结了当前已发布的有关顶层群体收入份额发展变动情况的信息——一般是有关顶层1%群体的信息,但也有少部分反映的是人口占比更小的社会阶层的信息,如顶层0.1%甚至0.01%群体的收入信息,因为只有聚焦这些更小的阶层,才能够保证信息必要的时间深度和准确度。时间基准是以1913—1918年来代表“一战”,以1938—1945年来代表“二战”,某些也采用了时间上稍有不同的数据,并且这些时间区间与各国参战时间并不严格吻合。请注意:所有这些数据都不应被看成是确定无疑的。但这些有关顶层收入份额的统计数据终归是我们能掌握的最好的数据。它们在时间上比标准化基尼系数追溯得更远,能够使我们很好地体会到在收入分配的最顶层曾发生过怎样强烈的变化。也即是说,尽管我使用这些数据的方式可能会造成量化精确的印象,但这个表格不应使我们误以为可依据其表面数值接受其中的所有细节。这些证据所能做的,是传递一种有关变化方向和幅度的感觉,这是我们最多能指望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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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德国和英国顶层0.1%群体的收入份额(以百分数表示)

表5.1 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顶层群体收入份额的发展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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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非有特殊说明,表中数据皆指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右上标a指主要参战国,b指次要参战国及殖民国,c指旁观国,d指中立国。

这一列表反映出“二战”时期的数据有着更高的质量,从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清晰的趋势。在那些积极参战的先锋国家(通常也是被占领的国家),顶层收入份额相对于战前下降的平均百分数达到31%,鉴于该样本包含了12个国家,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力的发现。(若撇开新西兰这个多少是边缘性的个案,平均下降幅度会被抬高到33%。)中值下降率介于28%~29%之间,并且每一个个案都显示出一种净下降趋势。表中还包含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发达程度更低或者更偏远的殖民参战国(印度、毛里求斯和南非),但从中并未观察到一致的趋势;它们的平均下降率达到了24%。中立性邻国的样本同样较小(冰岛、葡萄牙、瑞典和瑞士),但至少体现出一种一致的负向趋势,它们的平均下降率也达到24%。阿根廷,这个几乎到战争结束都一直保持中立且地理上与主战场相距甚远的国家,显然是个例外: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比战前提高了14%。

“一战”时期的证据资料不仅更少而且更复杂,这种复杂性反映的是,与“二战”相比,“一战”在对不平等产生影响的时间方面的不同。正如我们随后将要看到的,在德国以及某种程度上也在法国,由于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原因,这些影响延迟至1918年之后才显现出来。因此,“一战”对主要参战国的总体影响结果,取决于我们对德国采用的是1918年还是1925年的数据:只有在采用后者时我们才能观察到顶层收入份额19%的平均下降幅度。两个边缘化的参战国显示了5%的平均下降率,三个中立邻国经历了14%的上升,但未发现一致的趋势。据此,我们暂且可以得出结论:“二战”对精英阶层的收入产生了极其有力的直接影响,且这种影响还波及未参战的邻国。该时期仅有的两个经历了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国家,是距离战争最远的国家。

现在,我们必须把战时发生的这些变化,与在“二战”结束后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出现的新进展联系起来。这段时期,几乎所有积极参与冲突的国家的顶层收入份额都在继续下降,有的是持续不断地下降,有的则是在战后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恢复后继续下降。总的来看,这一趋势持续了几十年,但情况最终在1978—1999年间的不同时间点开始逆转,顶层的市场收入份额重新开始上升。表5.2比较了各国的顶层收入份额(除特别标明外,皆指顶层1%群体)在战时和战后,以及部分国家(当变化迅速时)在大萧条时期以百分数表示的年平均缩减率。当数据可得时,战后时期的下降率是以两种方法计算的:(1)计算从“二战”结束时到随后顶层群体收入份额达到最低值年份之间的净下降率,不考虑其间的波动情况;(2)计算顶层收入份额从战后最高值到最低值之间的连续下降率,考虑其随时间变动的情况。表5.2中“战时下降率相当于战后下降率的倍数”一栏,粗略测度了按上述两种方法计算所得的战时年下降率相对于战后年下降率的倍数。

这些数据反映了一种一致的模式。不管以何种方法计算战后的下降率,战争期间顶层收入份额的年下降率总是比它高出几倍,甚至常常是好几倍。对许多主要参战国来说,规模上的差别是巨大的。在法国,顶层收入份额战时的下降速度是接下来38年下降速度的68倍:在1938年之后该国顶层收入份额出现的所有缩减中,有92%发生在1945年以前。这个比例在加拿大几乎一样高,其1938年后发生的全部缩减中有77%出现在战争期间。日本的情形独一无二:其大战期间发生的矫正是如此剧烈,以至1945年是创下顶层收入份额最低历史纪录的年份,该纪录此后再也没有重现。在英国,其顶层0.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大战之前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所出现的缩减,几乎有一半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两次大战期间的年下降率较战后的情况要高出一个数量级,芬兰在“二战”时期的情况同样如此。引人注目的是,在那些受战争影响更小的国家,如丹麦、挪威和印度,战时的缩减率仅是战后缩减率的3~5倍。(英国在“二战”时期的下降率虽然比较温和,但其在“一战”时期已经发生了大幅度的缩减。)

德国的证据更为复杂。假如我们把对“一战”时期的测算时间定在1925年,亦即1919年后首个留有确切数据信息的年份,从而把延迟的矫正效应考虑在内,那么,德国“战时”缩减率就比后“二战”时期的缩减率高出一个数量级。另一个问题是,因为缺少1938—1950年的数据,所以不能判断1938—1945年这一阶段发生了多大幅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工业化国家来说,“二战”产生了十分强劲的矫正效应,其影响远大于此后发生的任何其他事情。很难用别的方式来强调从战争到和平时期收入不平等演变的不连续性了。相比而言,有关“一战”时期的信息不仅更少,而且更难解释。在后面考察各国情况时,我会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与战争有关的矫正存在时滞问题这一观察到的差异。

表5.2 各国顶层1%群体收入份额下降率的逐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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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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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信息,虽然可获得的难度比顶层收入份额信息更高,但同样显示出了在战争时期的非连续性。由此可推知,美国在20世纪出现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的所有净下降,都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按照一种测算方法,其基尼系数在1931—1939年出现3%的温和下降之后,在随后的6年里又暴跌了整整10个百分点,接着直至1980年都一直稳定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内;按照另一种测算方法,它在1929—1941年间降低了5个点,战争期间又降了7个点。英国的税后收入不平等在1938—1949年下降了7个点(1913—1949年的下降幅度大概是它的两倍)并随后趋于平缓直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证据较少,但它们表明20世纪30年代后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甚至出现了更陡峭的下降,降幅至少达到了15%,并接着趋于稳定直到1980年左右或者更晚。?[4]??

财富集中方面的变化进一步凸显了世界大战的重要影响力。在证据可得的10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度最高纪录恰好发生在“一战”爆发之前。1914—1945年间,出现了顶层财富份额的大幅缩减(图5.3)。?[5]??

在卷入了一次或两次世界大战、有可用数据的7个国家,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平均减少了17.1个百分点(相当于记录在册的国民私有财富总量的1/6),相对于“一战”前的平均峰值48.5%,大约下降了1/3。比较发现,在最早报道出来的战后值与总体最低纪录值(它们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2000年之间的不同时期)之间,相差了13.5个百分点。这看起来似乎使得战后发生的缩减在规模上可与战争时期相比,但我们必须记住,后者不仅包括了两次大战之间各年份,常常还包括了1945年之后几年发生的缩减,这意味着很难按年份做出有意义的比较。此外,若考虑到财富的分散化是靠大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在征收的累进性遗产税来维系的,此过程本来该持续更长的时间,这就不足为怪了。正如我后面要表明的,这里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税收本身是战争的直接产物。另外,这些国家中的5个,其顶层财富收入份额在战争时期以及两次大战之间所出现的下降,占其总下降量的比重介于61%~70%之间。第6个国家,即英国,这一时期的下降实际上非常大(超过国民私有财富量的1/5)。考虑到该国1914年以前的财富集中度已经非常之高,其战后必须出现甚至更剧烈的下降,才能使顶层财富份额处于普遍具有的20%左右的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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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10个国家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1740—2011年(以百分数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最顶层的财富缩减与“1%”顶层群体的财富缩减相比,可能更为显著。举一个特别令人震撼的例子,法国最富有的0.01%群体的财产,其价值从“一战”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下降了3/4以上,“二战”期间又下降了2/3。这意味着两次大战总共缩减了近90%,而其顶层1%群体财富份额的缩减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所有这些的关键之处当然在于,时间拐点恰好出现在世界大战开打之时,财富分配普遍朝着更大不平等方向发展的早期趋势受到抑制并被有力逆转。我们也不要忘了,如果不发生激进的征用和再分配,没有什么机制能够以近乎重构收入份额那样快的速度来重构财富份额。?[6]??

战争期间精英阶层的大量财富不仅被用于再分配而且事实上被抹掉这一点,从三个主要参战国私人财富的国民收入占比变化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图5.4)。最剧烈的下降出现在“一战”时期,紧接着是“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前后的再一次下降。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反映,资本收入在最高收入家庭所得中的份额直线下降(图5.5)。这些观察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精英阶层的损失首先是一个关乎资本和资本收入的现象。为什么战争对资本所有者如此不利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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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法国、德国、英国以及全世界私人财富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1870—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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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法国、瑞典和美国顶层1%群体的资本收入在其总收入中的占比,1920—2010年(以百分数表示)

两次世界大战不同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所有其他冲突。人力动员和工业生产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战”大概动用了近7000万的士兵,这是一个在战时各年份未曾被超越的数字。战死的士兵接近900万或1000万人,此外有700万左右的平民丧命于战争或相关的苦难。法国和德国动用了其全部男性人口中的40%,奥匈和奥斯曼帝国动用了30%,英国、俄国、美国分别动用了25%、15%、10%。大量的金融资源被强行用于支持战争。就我们掌握了相关信息的那些主要参战国来说,无论在何地,国家征用的GDP份额都增长了4~8倍(图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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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7个国家的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13—1918年(以占GDP的百分数表示)

法国和德国都损失了大约55%的国民财富,英国损失了15%。“二战”的情况更糟。大约超过1亿的士兵被动员,战死的超过2000万,5000万甚至更多的平民罹难。主要参战国制造了286000辆坦克,557000架战斗机,11000艘海军舰艇,超过4000万支步枪,以及许多其他武器。按1938年的价格计算,战争的成本和损失总额(包括生命损失)据估计达到4万亿美元,比大战爆发时全球GDP高出一个数量级。在征服欲的驱使下,国家占有GDP的份额达到了惊人的水平。1943年,德国大概有73%的GNP由国家支配,几乎全部用于支持战争,挤出来的一部分用于被征服的人口。按一种方法测算,日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同样靠榨取其将死帝国的资源,挥霍掉了多达87%的GDP。?[9]??

这些耗资巨大的争斗大部分是靠借款、印钞票和课税来维持的。借款以不同方式被转嫁成未来为偿付公债而征的税收,或借助通货膨胀而逐渐消失,抑或拖欠违约。只有几个西方大国成功地管住了通货膨胀。在美国和英国,价格从1913—1950年只上涨了3倍。其他交战国就没这么幸运了:同期价格在法国上涨100倍,德国上涨300倍,日本单是从1929—1950年价格就上涨了200倍。债券持有者和出租人被淘汰出局。?[10]??

直到1914年,如果说存在所得税的话,那么收入边际税率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很低的。高税率和急剧累进性的征收是战争的产物。最高税率在“一战”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激增,20世纪20年代才有所回落,但从未彻底回落到战前的水平。20世纪30年代,通常是出于应付大萧条的余波,税率再次上涨,并在“二战”时期达到新的高度,大概从那之后它们一直保持着缓慢下降的态势(图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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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9个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1900—2006年(以百分数表示)

通过对不同国家出现的这些发展变化做出平均化的处理,潜在的趋势得以显现,同时还凸显出了两次世界大战作为影响财政政策演变之关键枢纽的极端重要性(图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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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20个国家平均最高所得税和遗产税税率,1800—2013年(以百分数表示)

图5.8清楚地表明了战争产生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这些国家中可谓独一无二,它在1904—1905年为满足俄日战争的需要就已经引入了一个更高的顶层所得税率,而这场战争某种程度上是对“一战”的一次预演。作为非参战国的瑞典,最高税率在“一战”时期很大程度上没有出现激增,并且直到下一次战争时都低于其他国家。最令人惊讶的是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阿根廷,它显示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模式。肯尼斯·舍韦和戴维·斯塔萨维奇发现,在参战国中存在一种很强的财政–战争效应,但在其样本中的其他国家,这种效应要弱得多(图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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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一战”与17个国家的平均最高所得税率(以百分数表示)

军事上的大规模动员,税率上的累进分级,以及瞄准收入顶层的财富精英,构成了财政矫正的三大主要要素。舍韦和斯塔萨维奇论证指出,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在征税策略方面之所以不同,不仅是因为它们非常高,而且更是因为它们需要更高程度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能够转化为从富人那里不成比例地狠狠抽取资源的政治压力。考虑到基于年龄或特权以及不愿放弃从战争产业中谋利的机会等方面的原因,财富精英服兵役的可能性更小,大规模征兵本身并不是一种平等化力量。对公平的关注要求在实施作为一种实物税的军事征兵的同时,征收英国工党在1918年宣言中所说的“富人兵役税”。尤为重要的是对战争利润的征税:“一战”时期,英国施加于被认定为“额外”利润之上的最高税率达到63%,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则达到80%。1940年,罗斯福总统要求采取类似的措施“使少数人不能从多数人的牺牲中获利”。战争时期对公平的重视还为针对非劳动收入的沉重负担提供了辩护:虽然累进性的所得税是用来压缩不平等的专门手段,但真正对富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强有力影响的是财产税。?[14]??

公平考量带来的矫正效应显著地受到了统治类型的影响。“一战”时期,英国、加拿大、美国等民主国家都试图“敲富人的竹杠”,而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这类更专制的政体更偏向于通过借债或印钞票来维持战斗力。然而,后者后来以爆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革命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类震荡同样起到了缩小不平等的作用。特别是“一战”期间,在一种支撑大规模动员战争的通用融资模式建立起来之前,各国所使用的矫正机制是非常不同的。?[15]??

法国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遭受了最严重打击的国家之一,它先是在整个“一战”中饱受战火的摧残,尔后又在“二战”中两次遭到入侵和占领。在第一次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里,法国损失了1/3的资本存量,资本收入在国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1/3,同时GDP同比缩减。税收提升得很慢:战争开始时最高遗产税率仅为微不足道的5%,并且,尽管在1915年首次引入了一项所得税,但其有效的最高税率在余下的战争时间里一直都保持着低水平,直到1919年才显著提升。与财产税的增长一样,创设于1916年的战争利润税也只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开始产生大的收益。这一滞后效应,连同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起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顶层收入份额的下降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而非战争当时的一个现象,战争利润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应。截至那个10年的中期,规模最大的0.01%财产的平均价值,与战前水平相比,已缩水3/4以上。?[16]??

“二战”时期法国遭受了德国长达4年的掠夺性占领,盟军的轰炸和解放行动也造成了大量破坏,故而其精英阶层的财富继续缩减。这一次,2/3的资本存量消失殆尽,损耗率是“一战”时期的两倍。曾经占法国最大额财富1/4的外国资产荡然无存。顶层收入份额在此期间急剧下降,战后通货膨胀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使债券和战争债务的价值大幅缩减。如皮凯蒂所说,由于资本轮番地遭到了战争、破产、租金控制、国有化和通货膨胀的摧残,所以1914—1945年间顶层1%群体收入份额的下降完全源于非工资收入方面的损失。两次大战累积形成了巨大的矫正效应:10000%的通货膨胀率掏空了债券持有人,实际租金在1913—1950年间下降了90%,1945年实施的一项国有化计划以及针对资本所得征收的一次性总付税(针对大额财富以及战争期间大幅增值的财富的税率分别达到20%和100%)使得资本积累几近于零。最顶端0.01%群体的资产价值最终在1914—1945年间下降超过90%。?[17]??

在英国,最高所得税率“一战”期间从6%提高到30%,同时,就财政收入而言,针对公司征收的一项新的战争利润税(1917年时税率已提升至80%)成为最重要的税种。该国在这次大战中损失了14.9%的国民财富,“二战”期间又损失了18.6%。进入顶层0.1%群体的收入门槛线,“一战”时从平均收入的40倍下降到30倍,“二战”时又从30倍下降到20倍。顶层税后收入份额的下降(从1937年起才有报道)甚至更为显著——1937—1949年间顶层1%群体的份额下降了近一半,最顶端0.1%群体的份额则下降2/3。最富有的1%群体的财富占私人总财富的份额从70%缩减到50%——减幅虽不如同期法国从60%降至30%那般巨大,但仍很显著。?[18]??

美国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经历则表明,由战争引起的大幅度矫正在没有物质破坏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该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发生在三个独立的时间区间,即:“一战”期间下降了1/4,大萧条时期再降1/4,“二战”时期在既有基础上又降30%。总体来看,1916—1945年间,顶层群体在总收入中的份额的下降约为40%。同其他国家一样,这一趋势在更高的收入层级中表现得更为极端:同期,最顶层0.01%群体的收入份额降幅高达80%。对收入份额的分解显示,其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收益下降驱动的。顶层的财富份额在大萧条时期的下降幅度甚于“二战”时期的下降幅度,但累积起来比大萧条前的峰值水平低了1/3。与其他主要参战国的情况相比,大萧条在矫正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大于战争本身:我会在第12章回到这一点上。?[19]??

尽管如此,战时的矫正效应仍然非同小可,出于战争融资的目的而征收的、急剧累进的税收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工具性作用。1917年的《战争税收法案》将附加税最高税率从13%提高到50%,并对高出投入资本金9%部分的利润征收20%~60%的税。由于战争支出继续增长,1918年战争刚刚结束时通过的税收法案,又对最高收入和超额利润施加了甚至更高的税率。针对50000和100000美元收入的有效税率,分别从1913年和1915年的1.5%和2.5%上升到1918年的22%和35%。1916年新创资产税,其最高税率在随后一年从10%上升到25%。战争是推行这些积极干预政策的唯一原因:“为‘一战’做动员的高度不确定的政治局面,促成了民主–国家主义税收体制的诞生。”虽然1921年和1924年的税收法案废除了超额利润税,并大幅降低了附加税税率,但保留下来的最高税率依然远高于战前的水平,且最为紧要的是,资产税依然如故。由此,我们一方面看到战后的财政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宽松化,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最高收入的再度飙升,另一方面发现在顶层的收入份额和政府声称所拥有的财富之间存在某种棘轮效应,即便是在日益变大的财政漏洞使得累进税制面临被掏空的情况下亦是如此。?[20]??

随后出现的均等化局面,部分要归因于加在收入和继承性财富之上的高边际税率。这一过程开始于新政,并在随后的战争期间进一步得到发展,直至达到顶峰。如罗斯福所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面临巨大危险、所有额外收入都应该被用于打赢战争的时代”,所得税和资产税的最高税率分别在1944年和1941年时达到了94%和77%的峰值,并且,最高税率适用的收入门槛大幅降低,以至作为重税对象的高收入群体进一步扩大。超额利润税也卷土重来。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和工会组织抵制本该以累退方式征收的联邦销售税——考虑到当时即便是瑞典也有该税种,这的确称得上一个引人注目的限制条件。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施行了工资控制政策,其结果是工资收入在整个经济领域更为广泛地缩减。由于有责任确保所有工资收入都符合1942年冬颁布的维持工资稳定的法案,该机构当时只准备在低收入群体(不在高收入群体)中提高工资水平,这导致了高收入群体在总工资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与低收入者相比,那些工资水平最高的人损失最为惨重:1940—1945年,在工资分布中处于顶端90%~95%的领薪者,工资份额下降了1/6,顶层1%群体的份额下降了1/4,那些顶层0.01%群体的下降幅度更是高达40%。企业做出的反应是提供津补贴而不是涨工资,这本身也意味着工人的实际收入提高了。国家干预及其带来的连锁效应使得总体工资收入结构遭到压缩,而这意味着在“‘二战’所特有的因素”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趋势。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不断强化着这一趋势。与更低层次工资收入者的情况相比,高管津贴在1940年之后不断下跌,而在此前的大萧条时期它曾一度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水平上;这一过程与其说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不如说是因为工会力量的日渐强大和公司规模报酬的持续下降。由于这些相互一致的变化,收入基尼系数在战争期间快速下降了7%~10%,与此同时,多项指标显示,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和工资水平在相同的年份里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们一直未发生进一步的变动。?[21]??

加拿大的情况则多少有些不同,具体说来,大萧条并未对其顶层收入份额造成明显的影响,但“二战”期间出现了显著的财富分散化。高所得税率的大幅上升促成了这一变化:税率在1943年达到95%的峰值;加在前1%的工薪族身上的有效税率,1938年时仅为3%,5年后一下子就升到48%。?[22]??

德国顶层收入份额的演变情况多少有些异常,因为在军事动员率和国家支出都非常高的“一战”期间(图5.10),它们反而有所上升。?[23]??

未发生大规模战时破坏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由于威权政府力图保护那些大发战争财的人,尤其是那些与政治和军事领导者有着亲密关系的产业部门中的财富精英,所以不平等程度出现了短暂的飙升。劳工组织被迫就范,与此同时,虽说引入了新的资本税,但它们的规模都不大。在这方面,德国的情况类似于法国的。受战争暴利和低税收的双重影响,后者的顶层群体收入在1916年和1917年间一度趋高。德国政府维持战争靠的不是大规模的累进征税,其战争支出的首要来源是借债。虽然大约有15%的战争开支源于增发货币,但在严厉的价格管制之下,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尽管货币基础在战争期间增长了5倍,但以批发价格和食品价格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分别只达到了可控制的43%和129%。这与德国其他盟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奥匈帝国以消费价格计算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500%,伊斯坦布尔同期的消费价格上涨了2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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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德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1891—1975年(以百分数表示)

然而,战争的矫正效应只可能延迟,不可能避免。战后几年中出现的政治动荡和恶性通货膨胀并发的局面,使得顶层群体收入大幅下跌:顶层1%群体的收入下降了40%,最顶层0.01%群体的收入更是出现了降幅高达3/4的塌陷式下滑。这些最顶层精英的遭遇,并未发生在那些处于收入阶梯第90~95百分位之间的人身上,与此同时,中产家庭的收入份额有所上升。政府实施的货币扩张政策,先是为了支持战争,后来则是为了支付战争赔款以及实施社会和就业计划,其中,后者是1918年革命的直接结果,这场革命本身又源于战争。随着1919年和1920年时解除了对价格的控制,此前受到抑制的通货膨胀一路狂飙。1914年夏季到1920年1月,依据柏林一户四口之家的消费情况计算的价格指数仅为1~7.7,但等到1923年冬季时,该指数已飙升至5万亿。放贷取息者的损失最大:即便是在企业主的收入份额得以维持的情况下,他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仍然从15%降至3%。在这样一个总体财富大幅缩水的历史时期——1923年的实际国民收入比1913年时少了1/4~1/3,由于货币资产的分配更不平等,所以,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财富损失使得矫正效应进一步扩大。政策方面的变动也有助于这一平均化过程。战后几年,针对低收入劳工实施的工资调整政策带来了工资差距的缩小,1913—1925年,转移支付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提高了两倍。最高遗产税率从0变为1919年时的35%也绝非偶然。?[25]??

随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法规使得顶层的收入份额开始复苏,这主要得益于对消费和工资增长的限制,从新兴的军火工业中获利,以及对犹太人财产的征用。“二战”期间,德国夺走了法国、荷兰以及挪威30%~40%的GNP,从而缓解了其国内征税的压力。虽然缺少战争时期不平等的度量数据,但等到尘埃落定之后,顶层的收入份额已回落到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的水平。这不只是资本损失导致的结果,而是产出降低、财政改革以及通货膨胀联合作用的结果。因为盟军的轰炸主要集中于交通设施和民用住房,所以工业资产遭受的物质性损毁非常有限,1936—1945年,工业资本总量实际上增长了1/5。然而,工业净产出在1944—1950年下降了大约3/4。此外,该国还在战后三年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46年最高遗产税率翻了两番,从15%升至60%。战时强迫性劳动导致的损失促成了劳动力的短缺,在此背景下工会得以重建,占领当局还施行了工资控制。同“一战”时的情形一样,在观察到的矫正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26]??

在荷兰,顶层收入份额曾在“一战”早期因战争利润而出现过短时期的增长,但随后便急剧下降,直至战后1920—1923年的萧条时期结束,其间,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75%减至45%,净收入不平等大幅降低。大萧条时期,顶层收入份额再度下降,德国占领时期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亦是如此。“二战”给最高收入者带来的打击尤为严重,其中,最顶层0.01%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了40%。德国占领当局施行了工资控制——荷兰在获得解放后继续维持了这一措施,以及实行有利于最低收入阶层的政策;租金被冻结在1939年的水平上。战后,为补偿战争损失,曾一度保持在很低水平上的税率大幅飙升。?[27]??

深陷“二战”之中的芬兰,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1938—1947年下降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依据应纳税的所得计算的基尼系数从0.46降至0.3。在丹麦,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1939—1945年下降了1/6,最顶层0.1%群体的降幅达到1/4,同时,20世纪30年代晚期—20世纪40年代晚期,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下降了1/4。被德国占领时期,丹麦政府大幅增税并对工资做出调整。这同与战争有关的其他影响因素一起,带来了与“一战”时期的情形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战”期间,虽然顶层的财富份额出现了下降,但由于未实施再分配政策,故而不平等程度实际上增加了。最后,在德国占领的另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顶层收入份额同样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低,且下降速度远高于战后。1938—1948年,其顶层0.5%群体在总收入中丧失了近1/3的份额,同时顶层的财富份额也出现了下降。?[28]??

上述概略式的调查表明,尽管具体的矫正途径在各国之间并不相同,但总体结果极为类似。低的储蓄率和受到抑制的资产价格,物质性破坏和外国资产损失,通货膨胀与累进性的征税,租金与物价控制,以及国有化等众多因素,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促成了这种结果。这些因素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解释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规模与时间变动情况。全面战争的压力,构成了它们共同的根源。皮凯蒂通过一般化其祖国(法国)的经验,大胆地提出:

在20世纪,很大程度上正是战争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震荡,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并不存在一种朝向更大平等的、渐进的、协商一致的、无冲突的演化过程。20世纪,推动社会作别过去继而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前进的,是战争而不是和谐的民主机制或经济理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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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未留下任何余地的断言,有必要提出的问题是,它是否对所有的情形都是真切的。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检验这一结论:一是看是否有参战国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二是拿参战国与那些没有卷入冲突的国家做比较。第一种检验方法操作起来可能要比我们预想的更困难。我们已经看到(表5.1和表5.2),就已公开的证据而言,来自所有参战国的有关顶层收入份额的数据资料皆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战争时期出现的极端混乱的局面对矫正不平等具有十足的重要性。遗憾的是,我们的考察遗漏了部分主要参战国:“一战”时期的奥匈帝国和俄国,以及两次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在两次大战中都遭受了重创的比利时也是一样,它不能带给我们有关该时期、中东欧这片“血染之地”上各个国家的任何例外信息,“二战”时期的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只能说,没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在此期间曾有国家未出现过明显的矫正现象。依据对收入基尼系数所做的一项并未显示出任何与战争相关的重大变化的简单重构,意大利目前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例外,但很难确定这一例外情况能占有多大的分量。?[30]??

至于第二种检验方法,多个中立国家都有“一战”时期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历史证据。1914—1916年,荷兰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从21%升至28%,激增了1/3,直至1918年时才回落到22%。在战争早期,高额的垄断利润和股息对此负有责任,但很快它们就因原材料短缺而得到控制。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荷兰最终也未能逃脱动员民众和提高公共支出的需要:政府开支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一倍,军队规模从20000人扩张到45000人,同时还不得不实施了管理食品生产和分配的政策。最终需要通过设立新的税种来为战争融资,其中包括高度累进的国防税,以及一项针对企业和个人征收的,估计占到战争利润30%的特殊税种。这些措施很快便对早期的不平等程度上升势头产生了抑制作用。类似地,瑞典的顶层收入份额先是在“一战”期间突然上升,接着在1920年时急剧下降,丹麦也是如此。在这两个国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曾在1917年或1918年时爆炸式地蹿升至28%这样一个异常的水平。丹麦政府实施价格和租金控制的步伐较慢,并且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受一项直到1916年才宣告失效的集体谈判协议的影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备受压制。相应地,税收也只是出现了十分微弱的增长。(有关挪威在这些年份中的收入份额,缺乏可用的数据资料。?[31]??)

相比之下,“二战”时期少数几个幸免于冲突的国家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冰岛的顶层收入份额在1938—1945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数据的可分解性很差。人们通常以为,战时的价格和工资控制以及原材料短缺促成了这一情况。这一时期,葡萄牙最高收入阶层的份额下降情况甚至更为严重:顶层1%群体在1941—1946年丧失了其收入份额中的40%,但具体原因还有待解释。西班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经历了显著的矫正过程。我会在下一章中把它作为内战引发矫正的一个例子加以讨论。?[32]??

若暂时撇开后面要详加讨论的瑞典和瑞士,那么,有关“二战”时期非参战国情况的其他证据就所剩无几了。在非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当时仍处于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已经独立了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而有关那里的证据资料十分匮乏。尽管如此,拉丁美洲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两个极有价值的洞见。第一个洞见涉及收入不平等在阿根廷表现出来的异乎常规的演化路径,该国在20世纪早期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二战”时期比战前和战后的都要高。这个结果可与“一战”时期在欧洲几个中立国中观察到的情况相比,当时得益于战争利润,这些国家中的精英阶层的收入得到提升。20世纪40年代初,阿根廷的经济在外部需求的驱动之下经历了快速增长:英国消费的谷物和肉类中有40%由该国供应。由于阿根廷的精英阶层从对外贸易中不成比例地获利,所以其顶层收入份额与贸易额之间呈紧密的正相关关系。遥远的战争不仅使它没必要实施军事动员和支持性的财政政策,还压制资本收益率,反而促成了其不平等程度的短期上升,而这在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的那些卷入了冲突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二个洞见源于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观察,即所有有相关信息资料可查的拉美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60年代都很高,这也是我们能据以做系统性比较分析的最早时间段。就曾经计算过该时期标准化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的15个国家而言,其计算值分布于0.4~0.76之间,且平均值高达0.51,中位值为0.49。类似地,定性证据也与战争早期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观点不相吻合。尽管看起来智利在“二战”时期经历了不平等的显著缩减,但已有研究将其归因于国内特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二战”之后,工资不平等在多个拉美国家呈上升之势,这与欧洲、北美以及日本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3]??

一份有关前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调查资料也表明,这些国家独立时期的顶层收入份额,与西方国家刚刚在“二战”中被降低的标准相比,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一些例外情形仅仅有助于突出战争影响的重要性。印度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战争期间的缩减超过了1/3。由于源自累退性间接税的财政收入随进口量的缩减而不断减少,印度政府最终选择把针对个人和企业收入征收的累进性直接税置于优先地位。加在最高收入者身上的累进所得税,以及加在企业超额利润上的附加税,都达到66%。其结果是,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从1938年和1939年时的23%上升到1944年和1945年时的68%,增长了两倍;鉴于它的税基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人,发生这一变化是以牺牲社会上层的利益为代价的。与此同时,工会成员大约增加了一倍,且因补偿纠纷而起的停工现象发生得更为频繁。?[34]??

再来说毛里求斯,其在1932年时设立了一项所得税,1938—1946年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近2/3。与战时增税同时发生的,是精英阶层总收入和净收入份额的巨大变化。1933年,其顶层0.1%群体在国民总收入和净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几乎没什么差别,前者为8.1%,后者为7.6%,但等到1947年时分别下降到4.4%和2.9%,这不仅是精英阶层收入普遍下降的明证,更是财政转移支付导致矫平结果的明证。曾一度处于日本掠夺性占领之下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顶层收入份额在1945年之后也很低,具体水平与毛里求斯的类似,而后者的水平又与同期的英国和美国大致相当。?[35]??

我们接着将目光转向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非参战国的瑞士和瑞典。它们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们反映了作为旁观者的中立国,卷入大规模动员战争的高度可能性与国内具体政治、经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决定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发展的。1914年,人口只有400多万的瑞士,动员的士兵达到22万人。因为缺少有效的补偿和就业保护,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又与富人们大发战争财的局面一起,导致了劳工阶层的激进化,这一情势最终在1918年11月出现的罢工潮和国内军事部署中达到极致。通过对收入、财富和战争利润加征战争税,联邦政府、各州以及各社区的总收益在战争期间翻了一番,不过这些税收的税率都维持在比较适度的水平上。战后,为偿还战争债务而提出征收联邦直接所得税以及一次性财富税(最高税率为60%)的议案,都遭到了否决。代替它们作偿还战争债务之用的,是1920年通过的一项更具累进性的新战争税。我们因为缺少1933年以前顶层收入份额方面的信息资料,所以无从确定收入分配是如何受这一经验影响的。有关顶层财富份额的数据部分地弥补了这个缺口:资产规模最大的0.5%群体,其财富份额在“一战”期间减少了近1/4。?[36]??

1939年,瑞士动员的军队规模达到43万人,足足占了其总人口的1/10,但法国沦陷之后,这一数据减少到12万人。为防止社会紧张局势再度出现,该国从以前的战争中吸取经验,给予军队服役者补偿。这一时期,该国的财政收入以一个比1914年之后的增幅大约低70%的幅度缓慢增长。为支撑这种财政扩张,该国引入了一系列应急性的税种:税率高达相关收益70%的战争利润税,针对个人与合法实体征收的税率分别为3%~4.5%和1.5%的财富税,针对收入课征的最高税率达到9.75%的战争税,以及税率高达15%的股息税。这表明,除了战争利润税这个例外以外,与该时期几个主要参战国征收的同类税收相比,这些税收是温和的,同时其累进强度也不是特别高。新增的联邦开支大部分都源于举债,它们在战争期间增长了4倍。和“一战”时一样,顶层的财富份额呈下降之势:这一次,顶层0.5%的资产所有者失去了18%的财富份额。与此同时,精英阶层的收入份额并未受到战争太大的影响。1938—1945年,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只是出现了微小的下降,降幅约为1%,或者其总份额的10%左右。唯有最高收入层(顶层0.01%群体)的份额经历了显著的下降,降幅大约是25%,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回到了其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的水平。广而言之,瑞士的顶层收入份额在1933—1973年变动甚微,仅仅是在9.8%~11.7%这个狭小的低值区间内轻微地波动。?[37]??

总体而言,战争动员对不平等的影响甚微。像其他地方一样,世界大战带来了直接税的大幅扩张,尽管这往往被说成是一种临时的举措。在这种增长广泛受到抵制的特殊情境下,若没有外部威胁的话,瑞士本来是不可能推行此类政策的。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为战争尤其是“二战”所做的动员准备,使得战后民众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从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由此瑞士就与战争产生了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助于削减收入和财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顶层财富份额的发展轨迹符合这一预期。然而,从比较的视角来看,该国没有发生战争引致的剧烈震荡,以及相应地没有实施高度累进的征税这一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该国在此一阶段及随后一段时期没有出现显著的收入压缩相一致。我们一旦把瑞士政治和财政体制不同寻常的分权化特征,以及按照国际标准,其当时的顶层收入份额已经很低这些事实考虑在内,那么,其遭受的战时压力相对较小以至未能产生更大的矫正效应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38]??

瑞典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期则是以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发展变化的(图5.11)。但正如当时许多其他的发达国家一样,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形式呈现出来的外部冲击,是其施行再分配的财政制度改革以及福利国家大幅扩张的关键催化剂。?[39]??

我此前已通过将瑞典与丹麦和荷兰的情况做比较,阐明了“一战”时其顶层收入份额曾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处于峰值状态。一方面精英阶层与德国站在一边并获取了大量的利润,另一方面,由协约国海上封锁带来的食物短缺以及劳工骚乱使得该国动荡不安。临近战争结束时发生的反饥饿游行,使得警察部门痛下重手。民众的不满为该国出现第一个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联合政府铺平了道路,在俄国革命日益强劲的影响之下,距离瑞典不远的俄国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试探性步伐开始不断加快。战争结束后,受金融危机和失业狂潮的影响,其海外市场彻底崩溃,工业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图5.11表明,富人阶层不成比例地遭受了损失,这一点在当时继承性财富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例短时间内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这些年份里首次出现了税收的大幅度累进,尽管加在高收入者身上的税率仍然很低(图5.12)。所有这些都突出地反映了,瑞典最初朝着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迈进的步伐,是如何深受其“一战”时期的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影响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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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瑞典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1903—1975年(以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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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瑞典的国家边际所得税率,1862—2013年(以百分数表示)

战争的进一步影响使得瑞典人开始认识到,纳粹战争机器已经转向高速挡。用社会民主党一位头号政治人物1940年时的话说,瑞典人发现他们自己“正活在炮弹满膛的炮口之前”。这个国家处在德国和同盟国的双重压力之下。德国曾一度威胁,除非得到了瑞典的过境特许,否则就对其城市实施轰炸。战争后期,德国曾制订过一份在盟军入侵的情况下也入侵瑞典的临时计划。瑞典基于其岌岌可危的安全形势考虑,实施了大幅度的扩军。军费支出在战争期间增长了8倍。与此前财政政策对大萧条做出的温和反应相比,1939年的税收改革大幅提高了最高税率,同时临时设立了针对最高收入者的高度累进的国防税,其累进区间在1940年和1942年时进一步窄化。此外,法定企业税率升至40%。加强军事力量是官方为所有这些措施给出的理由。拜战争威胁所赐,这些改革得以在未出现多少争端或争议的情况下作为近乎一致同意的政治决策获得通过,其过程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的那种难以驾驭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41]??

然而,其与瑞士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方是,顶层的税前收入份额受战时压力的影响不大,无论我们考虑顶层1%的精英群体还是范围更大的精英阶层,皆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早期出现的下降,似乎首先是源于大萧条的影响,这个解释与同期的财富份额变化情况也是吻合的。与之相比,“二战”期间并未发现顶层的收入份额有进一步下降,或者顶层财富份额的长期下降呈现加速之势。然而,更早的研究发现,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大幅度平等化,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及20世纪40年代。更具体地说,恰恰是在战争期间出现了最强劲的矫正,因为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工资差别都在1940—1945年被消除,从而缩小了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有关顶层收入份额的信息资料未能反映出这一缩减。?[42]??

此外,大规模动员产生的社会影响远不止于财政方面。大规模征兵和志愿性服务将原本属右翼势力的军事力量转变成了一支人民的军队。630万人口中,大约有40万人服兵役。共享的军事和民用服务,起到了消除既有的猜疑和培育团队协作与互依共济精神的作用。民众的牺牲并不仅止于服兵役本身:大约有5万士兵因受伤、意外事故或恶劣的服役条件致残。定量供应也是导致阶级差别缩小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此,战争提升了社会同质性,并促进了公民参与。如约翰·吉尔摩在其有关战时瑞典的里程碑式研究中所说:

(这个国家)因战时环境的影响而经历了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重大变局,并且在1945年时呈现出国民态度和志向焕然一新的景象……其战争时期的征兵实践……为佩尔·阿尔宾以“人民家园”为名的那种社会平等理想,提供了一个模型。瑞典既从战争中收获了社会效益,又没有遭受参战国和被占领国所遭受的那种生命与财产损失。?[43]??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动员确实对瑞典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后来福利国家的扩张起到了促进作用。更长远地看,其战争年代的经历还被认为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影响:瑞典曾经因组建联合政府和达成社会共识而将那种小国政治愿景保存下来,对其塑造一种由再分配性福利国家维系的、高度团结的社会理想来说,功不可没。?[44]??

战后的政策实践是建立在战时的税收体制以及全民共有的战争经历基础上的。1944年,战争临近结束之时,社会民主党与工会联盟一道提出了一个旨在通过累进性征税实现收入和财富平等化的政策纲领。它构成了社会民主党政治承诺的一部分,其有如下目的。

将大多数人从对少数资本所有者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以一种建立在自由和平等之上的合作性的市民共同体取代基于经济状况划分的社会秩序。?[45]??

该国1947—1948年的预算提案提出,要将支出规模提高到原来的两倍以上,因为这是使其恢复到战前水平所必需的。尽管部分预算被指定用于偿付战争债务,但它也使得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成为可能。税率从战时的峰值上下降了一些,但所得税的减少将被更高的财富和资产税抵销,这意味着更多的负担被转嫁到富人身上。社会民主党的财政部长厄恩斯特·威格福什曾以美国和英国为模板指出,资产税会损害富豪的利益:新设定的最高遗产税率为47.5%,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150%。这项提案几乎完全是从再分配的角度进行讨论的,且论辩甚是激烈。在深受战争体验影响的选民意志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最终胜出,瑞典由此而踏入了雄心勃勃的社会实验之旅。1948年时,战时的改革举措实际上被常态化了,矫正的步伐得以重启。?[46]??

正如那些战争停止后继续保持着高税收和高支出的参战国的情况一样,这一过程的发生与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某些政治党派和劳工联盟,很早便倡导要实施再分配性政策以及缩小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而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是帮助这些理想变成现实的催化剂。举瑞典这个例子的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了战争动员即使只产生了相对有限的影响,那也足以促进进步性的政策偏好胜出所必需的财政制度基础、政治意愿和选民支持的产生。?[47]??

“世界史中堪称革命性的时刻是正式爆发革命的时刻,而不是小修小补的时刻”:从暴力冲击到平等化改革

这一点对世界大战中交战的那些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将这些国家都卷入其中的一系列事件,带来了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继而使战时的矫正作用得到维持,在一些国家甚至被进一步加强:资本因物质破坏、征用或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资本收益因税收以及租金、价格、工资和股息控制等政策干预而出现的下降;以及在战后继续得到维持的高额的累进征税。以各国所具备的具体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为转移,矫正既可能突然发生也可能渐进发生,既可能集中于战争期间也可能拖延至战后乃至更久。但无论它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是在战争期间被占领还是在战后被占领,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政体,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为大规模暴力所做的大规模动员,构成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实现跨国性转变的原动力。

我们要感谢皮凯蒂为不平等为什么没在1945年之后快速恢复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资本积累是一个很耗时间的过程,19世纪的西方世界,大部分都处于和平状态,这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事实证明,资本在世界大战中被大规模摧毁之后,只要累进性的收入和资产征税这类战时政策依然保持不变,那么,重建它就要困难得多。并且,这些政策是在各国从高度膨胀的战争状态转向战后社会状态时被保留下来的,最初被用来为战争做大规模的人力和工业资源动员的财政政策工具,转而成了提供社会福利的手段。?[48]??

战争动员还起到了促进劳工联合的作用。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高的工会参与率有助于维持工人的集体谈判能力和保护工人权利,故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矫正力量,并且长远地看,它的确与收入不平等呈反向关系。尽管如此,鉴于工会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大规模战争动员的结果,所以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将前者视为导致收入压缩的一个独立的原因。战争动员的重要影响在英国的例子中清晰可见,该国的工会成员人数在“一战”及随后几年大约翻了两番,接着出现了近14年的持续下滑,直到“二战”时才恢复到以前的峰值。在美国,工会参与率先短暂地上升,接着在“一战”时开始回落,继而又因两方面的冲击而激增。一方面,大萧条带来的冲击最终促成了新政的出现以及1935年7月《全国劳工关系法》的出台,该法旨在保障工人组建工会和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另一方面,在工会参与率的早期上涌浪潮已平息多年之后,战争再次为之注入了强劲的上升动力,结果工会成员人数在1945年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随后又稳步地下降。这种模式中的关键要素不断地在发达国家重复出现:工会参与率先在“一战”之前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接着在这场大战的后期及随后几年里大幅上升,继而是一定程度地下降,最后又在“二战”时期强势反弹并达到新的峰值。有意义的差别仅在于,战后,工会成员人数一方面在一些国家很快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在其他国家长期保持稳定,且直到最近才开始下降。我们的调查发现,只有很少几个国家的工会成员人数,经历了比“二战”时期更大和更持久的增长,丹麦和瑞典等最明显。图5.13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平均值,很好地显示了这一总体趋势。?[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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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10个OECD成员的工会密度,1880—2008年(以百分数表示)

工会人数在经历了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幅扩张之后,与累进性的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规制一起,起到了防止不平等恢复原状的矫正作用。正如我们将在第12章中看到的,与劳工联合不同,民主制并非总是与不平等相关。尽管如此,仍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大战是与选举权的扩大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斯·韦伯已指明了其内在的机制:

民主化的基础在社会的任何地方都带有纯粹军事化的性质……军事纪律暗含着民主的胜利,因为军队这个共同体希望也必须确保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所以把武器以及与武器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权力,交到他们手中。?[50]??

自此,现代学术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大规模战争与政治权力的扩张联系在一起。就建立大规模的军队需要社会达成共识这一点而言,选举权的扩大化可以被视作高强度军事动员的一个逻辑推论。正如我在下一章要论述的,这个原理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得到了运用。就更晚近的历史而言,法国在大革命时期,所有25岁及以上的男性都有选举议会成员的权利。就确立男性普选权的时间而言,瑞士是在一场各州间的内战刚刚结束后的1948年,美国是在内战结束后的1868年(黑人男性获得选举权是在1870年),德国是在德法战争之后的1871年,芬兰则是在俄日战争引发的改革之后的1906年。选举权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之所以只实现了更为有限的扩张,按照现有的解释,是源于对动乱和可能爆发的革命的担忧。相比之下,与战争或暴力威胁无关的历史案例十分少见。广而言之,1815年之后欧洲出现的和平状态阻滞了政治变革的步伐。这一局面因两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规模空前的军事动员而大为改观。1917年在荷兰,1918年在比利时、冰岛、意大利以及英国,全部男性被赋予选举权。普选权上升为一项法律则先后出现在1915年的丹麦,1918年的奥地利、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和(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1919年的德国、卢森堡、荷兰和瑞典,1920年母语为英语的加拿大、美国、捷克斯洛伐克,1921年的爱尔兰和立陶宛。在英国,30岁及以上的女性1918年时也被赋予了投票权,并且这一年龄限制在10年后被撤销。接下来的“二战”又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推动力,普选制1940年在魁北克,1944年在法国,1945年在意大利,1946年在日本,1947年在中国(随后仅限于台湾地区)和马耳他,以及1948年在比利时和韩国,先后得到确立。大规模战争与大规模参政之间的联系并非只是间接地体现在时间上,它还有更直接的表现。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伍德罗·威尔逊曾试图把出让女性的选举权“当作一项战争措施”:

(女性的选举权)对成功地控诉我们被卷入其中的这场人类战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已经使女性的伴侣置身于战争之中。难道我们只应将她们视作牺牲、痛苦和伤病的伙伴,而不应视她们为特权和权力的伙伴吗?

可以说,美国1944年为破除只允许白人参加初选的规定而出台法律禁令,是公共舆论推动的结果,新的舆论反对排斥同样承受了“战时共同牺牲”的少数民族。?[51]??

我们所观察到的模式与选举权改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趋缓的事实是相吻合的,撇开冰岛和英国在1928年时解除了对选举权的年龄限制不论,这段时期仅有土耳其(1930年)、葡萄牙(从1931—1936年分阶段地实现)和西班牙(1931年)三个国家引入了普选制。人们也注意到了,在那些远离大战以及不需要为大规模动员提供优惠和补偿的国家,民主化的步伐普遍很慢。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为正规的民主化提供了至为重要的推动力。?[52]??

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暴力冲击,能以各式各样的方式缩小不平等程度。有关这些独特冲击的体验塑造着战后人们的态度。征兵和定量供应被认为是引发变动的无处不在的强有力诱因。在许多受到影响的国家,撤退以及面临轰炸和其他一些针对平民的军事行动的危险,进一步强化了战争的社会效应,这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广布于全体国民之中的混乱,不仅弱化了阶级差别,还使得人们对公平、参与、包容和承认普遍社会权利的期待愈加迫切,从根本上说,这些期待是与战前那种严重失衡的物质资源分配结构背道而驰的。战时推行的国家计划使得集体主义思想大行其道。许多学者都认为,对建立福利国家来说,世界大战的经历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催化作用。?[53]??

“二战”的灾难性大大加快了社会政策的进程,因为政治光谱中的所有党派都开始认识到在战后施行改革以及通过实施再分配政策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必要性,尤为关键的是它们还有助于提振士气。并非偶然的是,就在法国投降以及丘吉尔发表“不列颠之战即将开始”的著名预言前几天,《泰晤士报》(一份还算不上进步主义舆论捍卫者的报纸)发表社论指出:

假如我们谈论民主,我们指的并不是一种只关心民众的投票权而不关心他们的工作权和生存权的民主。假如我们谈论自由,我们指的并不是一种排斥社会组织和经济计划的毫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假如我们谈论平等,我们指的并不是一种因社会和经济特权而趋于无效的政治平等。假若我们谈论经济重建,我们指的是平等分配比最大化收益(尽管它同样有必要)更为重要。?[54]??

高度累进的征税、工会化以及民主化,是削减不平等的最重要途径。如果像瑞典经济学家杰斯珀·罗伊内和丹尼尔·威登特罗姆在他们有关20世纪顶层收入份额发展演变的权威研究中所说的那样:

宏观冲击解释了大部分的下降,但政策方面的转变,或许还有整个经济中的劳资回报平衡率变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55]??

那就低估了大规模动员的现代化战争在引发现代社会的矫正作用方面独有的重要性。就政策和经济变化本身是世界大战的产物而论,他们不应该被当作独立起作用的因素。那些导致了物质不平等缩减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战争的迫切需要。这一结果是出自有意还是无意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它无处不在。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在战时发出的大胆呼吁:

对未来的任何建议,虽然都有必要充分运用过去积累下来的经验,但不应该仅限于考虑那些在获得这些经验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部门利益。战争正在使每个部门遭到损毁,因此在社会全部范围内运用这些经验,恰逢其时。世界史中具有革命意义的时刻正是革命发生的时刻,而不是那些小修小补的时刻。

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些都未被充耳不闻。?[56]??

此外,尽管经济变化无疑是由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但很大一部分变化同样源于全球性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的影响。想一想皮特·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森提到的:

基本要素市场在1910年后的大矫正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动:其影响因素不仅包括那些军事和政治上的冲击,而且包括劳动供给增长率的大幅下滑,教育的快速发展,对非熟练工技术偏见的减少,导致美国转向劳动密集型进口并抑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出口的更具反贸易特征的世界经济,以及金融部门的衰退。

后5个方面,有3个都与20世纪前期的军事和政治冲击有着紧密的联系:移民的急剧衰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断以及金融部门相对收益的下降,都更应该被理解为这些冲击的结果或表现,而非独立的影响因素。就余下的两种发展而言,鉴于大部分可获得的证据都表明,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技术溢价和接受更高教育的回报出现了短暂和不连续的下降,所以,教育供应方面的持续改善可能只会逐步地对不平等产生影响。最后一个要素,美国非技术性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不大可能带来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从顶层收入份额以及收入与工资分配到金融部门的相对工资率和教育回报率,各项不平等指标都出现快速且显著下降的情况。另外,这场“大压缩”产生的影响遍及整个工业化世界,某些时候甚至更远。一些受影响的国家成了移民的来源地,另一些国家则成了移民的目的地;金融部门在其中一部分国家所起的作用要比在其他国家的大得多,与此同时,它们的不同表现也与其公民享有的受教育机会不同有关。而共同之处则在于,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暴力冲击及其对资本品,对财政、经济和福利政策,以及对世界贸易产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和革命暴力并不只是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平等化的影响,它更是一种决定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果的具有超常压倒性的力量。?[57]??

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虽然进步政治组织的再分配议程为战时和战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智识与意识形态基础,但政府为更具雄心的社会政策筹措资金并予以实施的意愿和能力,更多地取决于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它们力图做出回应的暴力战争。?[58]??大规模的矫正源自大规模的暴力——以及对未来发生更大规模暴力的担忧。战后,福利国家在铁幕两边出现的扩张,可能受到了西方国家和苏联两大阵营竞争的影响。更具体地说,1960—2010年,18个西方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发展受到了“冷战”的约束:通过对诸如最高边际税率、工会密集程度以及全球化程度等其他因素施以控制,苏联的相对军事实力与其顶层收入份额呈现出显著的反向关系。看起来,苏联的威胁起到了约束不平等程度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这一约束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迅速消失。在最近一次的世界大战结束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终于不再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现实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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