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历史上，不同社会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中世纪埃及的马穆鲁克占据了这一分布光谱的其中一极。外来的和非世袭征服者精英阶层集体性地拥有了对土地的控制权，视统治阶级成员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进行土地分配，这一位置也会时常被调整。这就使得资源的获取更为易变和不可预测，因为暴力性的派系争端带来了较高的转换率。在这一分布光谱的另一极，例如中国的春秋时期或欧洲中世纪时的封建社会，弱势的统治者使得贵族能更有把握地保住他们自己的资产。这对处于灭亡危机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来说也是如此，当贵族一起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统治政权的时候，都恰当地热衷于支持私有产权。大多数的前现代社会及相当多的当代发展中国家，都位于这两个理想类型的中间，将偶尔对于私人产权关系的暴力性政治干涉与对个人财富一定程度的尊重结合起来了。我将在下文中对这一关系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从政治权力的获取中取得租金并不只局限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对西方国家很多超级企业家富豪的一项最新研究，展现了这些富豪是如何从政治关联、利用监管的法律漏洞和利用市场不完全性中获利的。在这一方面，发达的民主制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类型的国家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在一些例子当中，估测出精英的财富有多少来自经济活动之外的收入来源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分辨出，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太过富有，他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农业和商业就逐步变得这么富有，那么对于更为晚近的社会，更为具体的统计分析应该也是可行的。我随后分析的旧君主制度下的法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在最一般化的意义上，几乎不用怀疑，之前个人化的政治关联和偏爱要比它们今天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对精英阶层的财富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拉丁美洲和非洲精英阶层的寻租方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接近在全球史意义上传统的和确实“正常”的财富占有和集中策略。俄国的“寡头”也是如此，他们与一些前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即他们财富的创造和维持都依赖于个人化的政治权力关系。即使考虑到具有很大不同的背景，俄罗斯的信用卡大亨奥列格·京科夫对其同类人的描述——“资产的暂时管理人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也在同等程度上适用于从古罗马到中国，一直到近代欧洲早期的君主的不稳定地位。
皮凯蒂寻求用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回报之间的较大差距（“r>g”），来解释非常高的财富不平等水平成为18和19世纪欧洲典型特征的原因。在以可乘可加冲击为特征的动态模型中，对资本回报率的冲击与投资策略或运气相关，人口参数产生于死亡率和奇偶校验，有关消费和储蓄的偏好，加入外部收入的生产率的冲击，这些条件更倾向于放大初始财富差异并带来更高程度的财富集中。不像20世纪上半叶，那时以战时破坏、通货膨胀、税收和征用等形式对资本存量及其回报率所产生的负面冲击极大地减少了财富，从财富获得的净收入更是如此，这一大矫正时期之前的更稳定的条件对于财富的持有者比较有利。结果，来自资本的收入占了总收入的更大比重。
这种情况是前现代社会更具普遍性的代表吗？鉴于经济增长率和名义资本回报之间的差距（由利息率或者由来自不动产或禀赋的固定收益表示）总是非常大，假设在总体上资本所有者享有一种长期的优势似乎是合理的。同时，我们预计，资本受到冲击的程度会有相当大的不同，这取决于资产剧烈再分配的可能性。在稳定的时代，独裁统治的恣意妄为可能产生强有力的冲击（特别是对精英阶层的财富更是如此，这些财富可能常常发生膨胀），就如同它能摧毁那些财富一样。只要这种干预仅仅是再分配已经被社会的顶层声称占有的资产，对财富分配的总体效应很可能是中性的。相对的，由战争、征服或者国家灭亡产生的冲击带来的是不太可预测的结果：尽管军事成功可能通过使其统治阶级更为富有提升了胜利一方的不平等程度，但整体上矫正效应通常会从政权结构的崩溃中产生。我在本章和后续几章为这些发展过程提供了历史证据。
长期来说，财富不平等的水平一定是由这些更不稳定的暴力性冲突发生的频率塑造的。到目前为止，早期的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机制与我们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的欧洲所观察到的存在差异，它们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在于精英阶层从劳动力以外的资源获得收入的相对重要性。个人财富越是依赖于政治租金的获取，更多来自劳动力的收入（如果我们至少可以明确腐败、挪用公款、敲诈勒索、军事掠夺、争夺恩惠，以及夺取对手劳动力形式的资产）比起更为有序与和平的社会中的企业家或食利的资本投资者所起到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如同我在之后这一部分中所谈到的，这种本质上的收入可能是主要的，有时甚或是精英地位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在早期的古代国家特别正确，它们的上层阶级更依赖于政府支持的对于商品和劳务的租金收益，而不是私人资产回报。这些授权符合传统的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差别，同时再一次强调了政治权力关系在创造“最初的1%”当中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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