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国家的形成将少数统治阶级从大量的初级生产者中分离出来。尽管常常在内部还有分层，精英阶层超越并集体控制了形成国家基本建设单位的独立本地社区。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著名图形以无比清晰的方式反映了这些结构（见图1.1）。
图1.1 农业社会结构的一般形式
统治阶级的一些成员，例如登上国家公务员位置或者获得相关荣誉的本地名流，本就起源于或者甚至会一直扎根于这些社区，而其他人，例如外国征服者，可能会与之足够分离以在实质上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以现代标准来看，中央集权统治是很有限的：国家通常只是略微强于帕特里夏·克龙所称的一般民众的“保护性外壳”，试图排除对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的国内外挑战。但是，统治者和他们的代理人也以类似现代社会的的黑手党组织所用的方式提供保护，利用他们使用有组织暴力的卓越能力获得利润。因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太弱，无法限制精英阶层的行为，后者常常使用大量的专制权力，包括行使对生杀以及财产分配的权力。同时，许多国家都缺乏一些基础性的权力，即社会渗透和广泛实施政策的能力。这些社会大体上都是自治的，由一个相对较小而且常常遥远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进行松散的控制。
政府在本质上是半私有的，同时依赖选举，以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不同掌控者的合作来控制从属群体，为统治者调动资源。后者倾向于使用奖励和暴力威胁混合的方式来保持竞争性的精英阶层之间的平衡，因为政府常常专注于管理富有和有权力的人群之间的冲突。统治者、他们的代理人，以及大地主这些通常相互交叉的群体，陷入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当中，这些剩余可能通过政府税收和私人租金而被抽走。然而，雇用资深的精英阶层成员作为政府官员限制了统治者的自主能力，求助于地位较低的下级代理人则会创造出新的精英群体，他们热衷于为了加入现有的精英群体圈子而转移政府收入，将来自职位的收益私有化。统治者竭力获得权力，同时给予政府服务一种附带和可撤销的特权，然而他们的代理人追求的是他们自己及其后代的私人利益。长期下来，后者常常被证明是更成功的。腐败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掠夺都是普遍的。当统治阶级的成员为了地位和好处竞争的时候，个体之间的流动比例可能是比较高的，然而这样的精英统治只要政权结构成功得以保持就会倾向于维持稳定。上层社会群体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而与普通民众分隔开，这种世界观常常在本质上是尚武的，而且将统治者定义为劣等的农业生产者的剥削者。炫耀性消费成为彰显和强化权力关系的重要手段。
这些基本条件深刻地塑造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精简之后，历史上仅存在两种理想类型的财富获取方式：制造和索取。生产剩余的出现、动植物驯化和可继承的财产权为个人财富的创造和保持开辟了道路。长期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有助于这一过程的进行，技术进步和经济活动不断扩大的规模及范围提高了个人或者家庭财富积累的上限，因此至少增加了收入和生产性资产分布的可能范围。原则上，随机冲击的累积效应已经足够使得一些家庭比另一些更为富裕：土地、牲畜、建筑，以及在贷款和贸易商投入资源上的回报差异会使得这一切变得确定。在他们的财富变化之后，其他人会取代他们的位置。
能够说明次一级精英圈子中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的最早的可量化证据，可能来自几千年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将古巴比伦时期（在公元前2000年的上半叶）男性子孙继承比例的样本与新巴比伦时代（公元前7世纪末—前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有记载的女孩嫁妆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明显的差别。转换成以小麦计算的工资之后，后者大约是前者数量的两倍。这两个数据好像都指向的是同一阶层——城市居民，他们可能在城市人口中处于收入分层的顶部。这就表明了更大的整体性的富裕，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本来期望儿子要比女儿更受偏爱的时候更是如此。此外，这些嫁妆的实际价值的分布更不均衡。由于新巴比伦时期是一个有着不寻常的动态经济发展的时期，这一对比也许由增长和商业化的不平等效应来解释最好。
然而，不管是在这个案例中还是更为普遍的，这可能仅仅是事情的某一方面。鉴别我们已经描绘出来的前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明显特征，及其会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经济活动是比较容易的。政治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扩大市场和至少降低一些交易和信息成本：作为前现代政治一般特征的普遍性权力不对称，几乎一定使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的是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脆弱的产权保护、不适当的规则执行、随意伸张正义、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极端重要的人际关系与强制性权力，以上都是一些可能扭曲有利于在地位金字塔上层的人和那些与他们有利联系起来的人的因素。这对统治阶级成员和他们的伙伴可获得的，甚至是更大程度的各种形式的“获取”来说也是成立的。参与治理从正式的补偿、统治者和其他上级的恩惠、索取贿赂、侵吞公款和勒索钱财等方面开拓了获得收入的渠道，而且它也常常提供税收和其他义务的庇护所。高级军事职务可能会使某人获得战利品的一部分。更有甚者，为国家直接提供服务甚至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亲属关系、通婚，以及其他与高官的联盟也会产生相当的利益。此外，考虑到通常相当有限的政府基础能力，个人财富和本地影响力使得保护个人财产以及朋友和委托人的财产（用以交换其他利益）免受国家或者社区的索取更为容易了。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将额外负担转移到弱势群体以满足税收配额的要求。
在这些条件下，政治权力可能几乎无法对物质财富的分配施加重要的影响。在更小和较少等级划分的政治组织中，例如部落或者上层社会，领导者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与整个社会分享其成果的意愿。农业国家和帝国的统治阶级通常享受更大的自主权。尽管偶尔会有大量公开的赏赐，但再分配的流向往往趋于逆转，即以多数人为代价使得少数人更富有了。精英阶层从初级生产者那里榨取的剩余的集体能力决定了能被占用的总资源的比例，国家统治者和各种精英群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决定了这些收益是如何在国库、政府官员的私人账户、地主的不动产和拥有商业财富的精英之间进行分配的。
将资源导向掌权者的前现代国家的特征也可以作为收入和财富集中的有力制约。不尊重私有财产权的掠夺行为和权威的任意使用有助于创造出财富，同样，在一瞬间摧毁财富也很容易。就像政府官员一样，接近权力和统治者使得那些有关系的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竞争对手耍阴谋，同时统治者意图限制其伙伴，侵吞他们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收益，这些举动都可能夺去他们的性命，至少可以很轻易地抢走他们的财富。除了家庭人口的异常变化有助于解释私有财产的存在和传递以外，暴力性的再分配限制了资源集中到精英圈子中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