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上一次冰期结束，气候条件进入一个难得的稳定期之后，不平等才开始出现。作为第一次超过了10万年的间冰期的较温暖时段，全新世创造出了一种更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善使得人类能够获得更多能量且人口数量得以增长，也为越来越不公平的权力和物质资源分配打下了基础。这就导致了我所定义的“不平等的大分化”，即向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侵蚀了觅食者的平等主义信念，并用一个持久的等级制度和不同等级间的收入财富差距取代了这一信念。要使这些转变能够实现，就必须要有能够抵抗侵占的生产资料，并且它们的所有者要能够以可预测的方式获得剩余。通过耕种和放牧的方式进行的食物生产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并且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主要动力。
然而，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采集者也能够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利用那些未被驯化的自然资源。在可以捕鱼或者仅仅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方，也可能产生属地性、等级划分和不平等。这种现象，即人们所知的对海洋或者河流的适应，在人种学的档案材料中有详细的记载。从大约公元500年开始，从阿拉斯加到加利福尼亚的北美西海岸沿线，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对鱼类资源的压力，促进了以采集为生的人群对于高度区域化的有鲑鱼资源的河流实施控制。这有时伴随着从人们住着大致相同的住宅的社会（无阶级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转变，这种分层社会以一所大房子里住着主人一家、随从以及奴隶为特征。
一些细致的案例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资源稀缺性和不平等的出现之间的紧密联系。大约公元400—900年，在英属哥伦比亚的基特利溪旁边的遗址上，曾有一个临近费瑟河的社区，构成这个社区的几百名成员靠当地的鲑鱼维生。从这一考古遗址判断，鲑鱼的消费量大约在公元800年开始下降，哺乳动物的肉取代了其地位。在这个时候，遗迹中出现了不平等的标志。在那些最大房子的遗址坑里发现的鱼骨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成熟的帝王鲑和红鲑鱼，两者都是富含脂肪和卡路里的珍贵奖赏食物。相对的，在两个最小房子的遗址中，发现的却是更为幼小和营养较少的鱼类骨头。和许多同样处于这种分层水平的社会一样，通过仪式性的再分配，不平等同时得到了赞颂和缓解：大到足够给一大批人群准备食物的烧烤坑意味着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为整个社区的人组织了宴会。1000年之后，首领之间通过展现慷慨来进行竞争的冬节仪式成为整个太平洋东北部地区的共同特征。相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同一区域的布里奇河遗址上，大约在公元800年，随着大型建筑的所有者开始积累贵重物品，并不再在户外准备公共食物，穷人开始依附于这些富有的家庭，不平等从此开始制度化。
在其他情况下，技术进步使得社会和经济变得不平等。几千年来，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沿海，即现在圣芭芭拉和文图拉地区的丘马什人，一直使用着简单的船只、采集橡子，过着平均主义觅食者的生活。大约公元500—700年，丘马什人引入可供远洋航行的厚木板制成的独木舟，这种能够装载十几人并深入海洋60英里探险的独木舟使得丘马什人能够捕获更大的鱼类，并且使他们成为大洋沿岸贝壳贸易的中间人。他们把从海峡群岛获得的燧石销售给内陆部落，交换橡子、坚果和稻科植物。这就产生了一种等级制的秩序，拥有多个妻子的首领控制了独木舟，享有领土的准入权，在战争中领导他的族人，并且主持仪式性活动。作为回报，他们从追随者那里获得食物和贝壳。在这样的环境中，采集制社会的社会阶层复杂度能够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随着对于集中的本地资源依赖性的增强，人口的流动性开始下降，同时职业的专业化、严格界定的资产所有权、边界防御，以及通常涉及奴役俘虏的相邻群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
在觅食者当中，这种类型的适应可能仅仅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实现，并且通常不会扩散到这个环境之外。只有食物资源得到驯化才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经济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在稳定的食物来源缺失的情况下，赤裸裸的不平等可能仅仅存在于被全世界更为平等的觅食者包围的、海洋和河流沿岸的小块地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各种各样的可食用植物开始在不同的大陆上被驯化，首先是在距今大约11500年前的亚洲西南部，然后是在10000年前的中国和南美、9000年前的墨西哥、7000多年前的新几内亚，以及大约5000年前的南亚、非洲和北美。而动物的驯化真正发生的时间，时而超前，时而跟随着这些创新活动。从采集到耕种的转变可能是一种并不总是遵循着线性轨迹的冗长过程。
这对于黎凡特的纳图夫文化和其在新石器时代的继任者，即这一转型的最先见证者而言，是尤为正确的。从大约14500年以前开始，更为温暖和潮湿的气候使得区域性采集者群体的规模增大，并且使他们能够在更为稳定的定居点开展活动，他们捕获了大量的猎物且收集了数量充足的野生谷物，这让他们至少需要一个地方来储存这些食物。这种物证非常有限，但展现了一些权威专家所称的“早期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征兆。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可能是供公共使用的较为大型的建筑，其中还有一些可能花费了大力气制造出来的特殊的玄武岩研钵。根据计算，在大约14500—12800年之前的纳图夫文化早期出土的遗体中，有8%佩戴着来自几百英里外的贝壳以及一些用骨头或牙齿制成的装饰物。在其中一个遗址中，三位男性有由贝壳制成的头饰陪葬，其中一个头饰边缘有4排贝壳装饰。只有一些墓地拥有石头工具和小的雕像。大型的烧烤坑和炉床的出现可能表明，这种类型的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宴会在美洲西北部出现得更晚。
然而，无论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程度在这些良性条件下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它们都在距今大约12800—11700年前的、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的寒冷期逐渐消失。由于当地资源的减少和资源情况的不可预测，幸存下来的觅食者恢复了流动性更强的生活方式。气候在距今大约11700年前恢复稳定，这与最早种植诸如单粒小麦、双粒小麦、小麦和大麦等野生作物的证据相吻合。在大约11500—10500年前，定居点得到了扩张，同时食物最终得以在个体家庭储存，后者表明了所有权概念的改变。一些例如黑曜石之类的外来材料的首次出现，可能反映了一种表现和巩固地位的欲望。10500—8300年前这段时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具体信息。在距今大约9000年前，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由不同区域组成的名为卡越努的村庄，其建筑和出土物在大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较大型的和修建得更好的建筑物装饰着罕见的和外来的工艺品，同时位于距离广场和寺庙更近的地方。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的墓葬里面有黑曜石、珠子或者一些工具，卡越努村里面的4个最富有的室内墓葬中，3个坐落于紧邻广场的房子里面。所有这些都可被视为精英地位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