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总是伴随着我们吗？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与我们最接近的非人类亲戚，即非洲的这些类人猿——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是有着严密等级划分的生物。成年雄性大猩猩被划分为极少数拥有许多配偶的统治者和很多完全没有配偶的其他黑猩猩。银背大猩猩不仅支配着它们种群中的雌性，而且还支配着很多成年后依然留下来的雄性。黑猩猩，尤其是雄性，在争斗地位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恃强凌弱和富有攻击性的炫耀与来自较低社会等级的各种服从行为相匹配。在一个有50个或者100个成员的群体中，社会地位成为生活中核心且令人备感压力的现实问题，这是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占据了这一等级制度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但它们又总是在寻求进一步改善的路径。同时，这也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因为通过离开原有群体以摆脱专横的优势阶层的雄性，要面对的是被其他群体中的雄性杀戮的风险，因此它们将倾向于维持原状，加入竞争，或者臣服。与被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等级制度的社会界限相呼应，这种强大的约束使不平等状况加剧。
它们的近亲，倭黑猩猩向世界展示的可能是一幅温和的图景，但是同样以拥有阿尔法雄性和阿尔法雌性，即雄性领袖和雌性领袖为特征。与黑猩猩相比，尽管倭黑猩猩较少使用暴力和欺凌，但它们仍维持着明确的等级划分。尽管隐蔽排卵和雄性对雌性系统性控制的缺乏，减少了针对交配机会的暴力性冲突，等级制度还是在雄性间争夺食物的竞争中表现出来了。在这些物种当中，不平等表现在获取食物上的不均衡（与之相类似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收入差距）以及最为重要的在繁殖上的成功。支配性的等级制度成为标准的模式，社群首领拥有标准的模式，即它由体型最大、体格最强壮和最有进取心的雄性组成，它们占有最多的消费资料和雌性。
这些共同特征，不太可能只是在它们共同的祖先分化之后才开始形成的，这是一个大约1100万年前随着大猩猩的出现而发轫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了300万年，随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与后来进化为南方古猿并最终成为人类的这一支相分离。即便如此，关于不平等的显著社会表现可能在灵长类动物中并不总是一致的。等级制度是群体生活的一种方式，离我们更远一点的、更早分化出去的灵长类“亲戚”，现在则更不合群，它们或者自己独立生活，或者生活在非常小或临时的群体中。这对长臂猿和红毛猩猩来说也是如此，前者的祖先是大约2200万年前从类人猿的祖先中分化出来的，后者最早是大约1700万年前从类人猿中形成的，现在红毛猩猩仅在亚洲生存。反过来，等级体系的社会性对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这一科所属的非洲属来说是非常典型的。这就意味着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最近的共同祖先，已经表现出不同类型的这种特征，而更远一些的先祖并不一定如此。
对古人类和新人类中的不平等而言，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情况进行类推的指导意义不大。我们拥有的最好替代性证据，就是关于二型性的骨骼数据，即某一性别的成年成员（在这里是指雄性）在多大程度上比另一性别的成年成员更高、更重和更强壮。就像在海狮中一样，大猩猩中有或没有配偶的雄性个体之间，以及雄性和雌性个体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均衡，这与较高程度的雄性偏向的二型性是相关联的。从化石记录中判断，新人类之前的古人类（可以追溯到超过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和傍人）二型性比新人类更为突出。如果这种近年来承受越来越大压力的正统观点能够得到支撑，那么一些出现在400万—300万年前的最早物种，即南方古猿阿法种和湖畔种，就应该由一个具有超过50%体重指数优势的雄性来领导，而后期的一些物种占据了它们和新人类之间的位置。随着200多万年前有着更大脑容量的直立人的出现，二型性已经下降到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观察到的一种相对适中的数量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这种二型性的不平等程度与普遍存在的、斗争性的男性间对女性的竞争联系在一起，或者由女性的性选择所决定，那么减小的性别差异可能就是男性之间繁殖能力差异变得更小的信号。依此来看，进化减弱了男性之间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即便如此，对男性来说，繁殖不平等率高于女性这一现象一直与一定水平的、以繁殖为目的的一夫多妻制相伴存在。
其他一些可能开始于200万年前的发展也被认为带来了更多的不平等。大脑和生理机能的变化促进了合作繁殖及抚养，这一变化抵御了优势群体的侵犯，同时也缓和了更大群体中的等级差异。暴力的使用方式的创新也可能有助于这一进程。任何有助于低等级群体抵抗优势群体的东西都限制了后者，因此也降低了整体的不平等性。地位较低的雄性建立的联盟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式，使用投掷兵器是另一种方式。在封闭的场所战斗，无论是徒手还是使用牙齿，又或是用棍棒和石头，都对更强壮和更富侵略性的雄性有利。在武器能够在更长的距离上使用之后，它就开始扮演一种具有平衡性的角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