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短暂的秦王朝（它最先统一了更早时期的“战国诸雄”）之后建立起来的汉王朝，是一个统治期超过400年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性大帝国，它保留了有关收入和财富集中动态变化情况的丰富证据。统治者和精英阶层之间的冲突来自谁来控制土地，土地上的剩余以及农村劳动力、创造和毁灭大量财富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农业耕种的商业化是一个原因：根据汉朝的第5位皇帝，即汉文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80—前157年）的一项记载，被迫以很高的利息率借款的小片土地所有者把他们的土地（有时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输给了商人和高利贷者，后者在佃农、雇佣劳动力或者奴隶的帮助下种植他们建立的大型庄园。 [3]
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系一种作为其财政和军事征募系统基础的小规模的农业主生产模式，力图限制这些压力。在公元前140—公元2年的11个例子当中，政府的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地方精英阶层的成员被迫迁移到首都地区，这不仅是一种确保他们政治忠诚的方式，也是为了限制他们在地方层面的权力。在这一做法被暂停之后，富人和地位高的人通过购买或强占土地，以及压迫穷人的方式来积累资产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在公元前7年，经过很多代精英的侵蚀之后，宫廷中的最高顾问最终建议实施法律限制以对付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然而，这些本可以对精英所持有的土地和奴隶设定一个总体的上限，以及期望没收过多资产的措施很轻易地就被有权势的利益集团阻挠了。不久之后，篡权者王莽设想了更有力的干预手段。后来，从土地国有化到奴隶贸易终结的各种宏伟的计划为他招来了各种敌对势力。当时规定，家庭应该放弃给定上限以外的所有土地，分给亲属和邻居。恢复那种公认的周期性再分配的古老传统（所谓的“井田制”），定期调整土地所有权被当成确保公平的关键之举，而售卖土地、房屋和奴隶的行为被禁止，否则将被判处死刑。毫不奇怪，这些规制手段（它们被真正尝试过，而不仅仅是由东汉的宣传所创造和美化出来的）被证明是不可执行的，而且很快被放弃了。当汉朝在地主支持下成功地东山再起时，这个新王朝很快就垮掉了。
汉朝的文献资料把通过市场活动的方式获取的财富，有偏向性地归结到商人那里，这是一个被政治上人脉深厚的文人群体蔑视的阶级，这些文人提供了我们现在的分析所依靠的这些文本。历史学家司马迁把富有的商人形容为一种“指挥穷人提供服务”的阶级，同时大量属于他们的财富也可以与最资深的帝国官僚所拥有的相媲美。帝国掌权者因此将私有的商业财富作为一个目标。商人要承受比其他行业的成员更高的税收。在公元前130年之后的几年中，汉武帝统治之下的财政干预变得更为激进了，他发动了耗资巨大的军事动员计划以应对来自北面的匈奴。汉武帝建立了对盐和铁的国家垄断。通过这种做法，他不仅获得了原来被私营者拿走的利润，而且也保护了作为应征入伍者和纳税人的小土地所有者，使得他们免遭投资于不动产的商业资本所有者的替代。他也提高了对商业资产的年度税收。很多大富翁被认为已经被消灭了。为了与这本书的中心主题保持一致，这些平等化措施与大规模的战争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后者平息之后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